代理保正引包县令来到尹家，事先派人通知过了，尹刘氏站在大门口恭迎。一进大门，便看见悬在门洞上边的贞节牌匾，这是由县衙报请府衙审批，并向礼部备案，才得到的殊荣，也是尹刘氏站稳脚跟的靠山。进了客厅，请县令老爷上座，保正对面相陪，尹刘氏谦逊恭谨，一直站着，不肯落座。
    包县令先将三人街头斗殴，拘押待审等等讲了一遍。接下去，便问起尹少纯的言谈中、相貌上，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这，启禀老爷，兄嫂走的时候，这孩子还在怀里抱着呢。事隔十五年，哪里还能从面貌上看得出像不像？至于言谈话语中么……因为民妇开始没存疑心，也就没有盘问。他来的那天，走得疲乏，歇息得早，第二天一起来，他就说文书丢失了。”尹刘氏不紧不慢地作了以上回答，她自己觉得还算得体，可是县令老爷却觉得这女人很是圆滑，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其实，县令所以有这个感觉，是受了“先入为主”的影响。方才包拯一见到尹家这所大宅院，以及院外桩上拴着的那十来匹大牲口，立即掠过一个念头——如果尹少纯真的执有文书，就要合理合法地占有这片产业的一半啊！按理推论，尹刘氏比任小翠，更应触发“作案动机”。
    又问了几句，包拯提出到尹少纯前天住过一夜的屋里去看一看。尹刘氏立即引县令等人出了客厅，指着南房东头，说：“最里边那一间，就是客房。”
    包拯说：“你们不必陪着，回屋喝茶吧，我一人去看看就成。”
    众人知趣止步，包拯走过去，推开门，见屋里只有一床一桌一椅。床上被褥凌乱，显然是尹少纯起身后寻找文书时翻腾的，至今还未收拾整理。他缓缓扫视一遍，回身关上门，见门闩不仅严紧合缝，且有别头儿，从外边是根本拨不开的；再看窗户，也是别得严严实实的——可就在这时，包拯心里“咯噔”动了一下，按照常规惯例，窗上的别闩，往往都是随手别上一两个，不予重视，而这扇窗户边上的四枚别闩（下边两枚、两旁各一枚），怎全都别得端端正正、规规矩矩？这样，倒使人觉得是特意的表示，外边人是不可能从窗户爬进来的，岂不正应了“做贼心虚”、“欲盖弥彰”那两句俗话？
    包拯坐在椅上，看着窗户思虑着：难道说，是尹刘氏在夜深人静之后，从窗户爬进来，把侄儿的文书盗走了？不成吧，她一个妇道人家，干不了这种活儿，因为不但要从外边登高，钻进窗户，还要跳进屋里！但是，要派别人，她就不怕有把柄落在那人手中吗？这把柄大得很，可以用来做任何要挟的啊！
    包拯将椅子搬到窗前，踩上去，轻轻地将窗户拉开，见窗棂的尘土上有好几处手印儿，仔细观察，其中两三处是食指旁边还有一小指，六指儿！
    包拯心里亮堂了，他揣摩着：那管家准是在尹少纯还在同婶娘说话时，先进了客房，将窗边的别闩移开了一点儿，夜里推开窗户，跳进屋来，窃走小蓝布包。第二天清晨，尹少纯醒来，一摸小包不见了！正在这时，管家来叫他快些起床，年轻人开开门，一边向管家诉苦，一边心慌意乱地东觅西找（说不定还会钻到床下），就在这时，管家悄悄地别上了窗栓（先别上一个即可），待尹少纯去客厅见婶娘、族长、保正时，管家再溜进客房，将四个窗闩全都规规矩矩地别好，使谁人见了，都不会怀疑能从窗户跳进人来。早饭后陪同尹少纯去任家小店，趁他二人吵嘴打架、不注意时，将那小块蓝布丢在地上一一至此，利利落落地完成了全部任务。只是还不清楚，管家干这事儿，是不是受主人指使？如果是，那他二人的关系，就很难讲了，尹刘氏是挂了匾的贞节烈女，能做那种下三滥的事？
    包拯回到客厅，向主人和保正告辞。尹刘氏送出院来，请求县令老爷早日了结此事，眼下场院里的活儿正忙，还有冬小麦的播种，全都依仗着管家操持呢！
    包拯沉吟片刻，说：“好吧，这案子不难处置，我会尽快将贵管家放回来。”
    尹刘氏裣衽行礼、郑重道谢。
    县令这么说，并不是为了稳住尹刘氏而故意骗她。包拯确实计划明后天，就真的将尹庆来放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包拯刚才发现窗棂上有六指的手印儿，别提多兴奋了，甚至想以此便可定案。可又一想，不成，他方才那番揣摩，只能是自己的推理，不能作为证据。尹庆来完全可以讲，这屋里好多日子不曾住人，门窗紧闭，客人来了，他先打开窗户过过风，留下手印儿是很正常的嘛！当然，也可用刑逼供，但是，这不仅显得自己无能，而且屈打成招，极易铸成错案，到府里他再一翻供，那麻烦可就太大了！再者说，又怎见得任小翠就一准没有行窃，尹少纯就一准不是冒名行骗呢？按理说，应该先派人去趟河北，调查一番，将这个年轻后生的身份，确定下来。但是往返三千里，至少也得一个月，把管家拘留这么久，实在于理不合，说不过去。而且，尹刘氏所讲的、眼下正忙，也确是实情，她一个妇道人家，操持偌大家业，也着实不易啊！所以，县令老爷就满口答应了那位节妇的要求。
    其实，包拯这么做，还有一番打算：此案以及鲁保正之死案，若真的是这个六指儿所为，他出来之后，听到县衙曾来人调查，必然有所活动，这要比死死地关在牢房里，反倒容易露出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