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老爷也是被枪毙的，开公审大会那天，母亲不忍心到现场去，她让父亲去看看，弄清楚人死在什么地方，听见枪响之后回来给她报个信。她已经为沈老爷缝好了老衣，并且偷偷给他订了一副棺材。父亲不大情愿做这些事，是母亲逼着他去的。为此两个人还吵了一架。
    公判大会是在一天下午开的，枪毙的地点在黄河边的一个山坡下面。母亲去给沈老爷穿老衣的时候，工作组和村干部都没有难为她。父亲找了几个沈家的远亲，把沈老爷装殓了，埋在玫瑰坡的山脚下。事后，母亲又让父亲偷偷打了一块碑，埋在了坟头前面的地底下，以便将来沈家的人回来能找到。
    沈老爷死后，母亲的麻烦事还没有完，根据工作组的指示，村干部组织了一批贫下中农开会，帮助父母亲提高阶级觉悟，站稳阶级立场。说是帮助，其实和斗争差不多，动不动就让母亲交代和沈家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对地主养父这么有感情，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本来这个会还会一直开下去，但是只开了两次就停止了，因为有一天夜里还乡团来了，把村里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全抓走了。
    到1949年，山东的还乡团已经基本上停止活动了，因为**大势已去，还乡团失去了依靠，很快就树倒猢狲散了，少部分人跟着国军南撤了，剩下的只有各人顾各人了，只有很少的地区还有还乡团活动。那天夜里还乡团是秘密进村的，来的人很多，他们几乎是同时动手，一下子抓走了九个人，看样子是有备而来。被抓的都是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等闹出了动静，民兵们开始集合的时候，还乡团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人们发现，附近一个村子的井被填了。从井里挖出了十七具尸体，人们认出了有八具是本村的，另外九具是另一个村的。那天晚上白景云不见了，大家都以为他也被抓了，可是却没找到他的尸体。
    父亲被叫去给那些死难的烈士刻碑。刻完八块，新选出来的村长说，给白景云也刻一块吧，他斗争地主最积极，估计肯定是被杀了。说完，村长又叫人来在墓碑上写上了字：山东省河阴县白山头村民兵排长白景云烈士之墓。父亲有点想不通，问：“他也算烈士？”
    村长说：“他怎么不算烈士？他是被还乡团杀的呀！”
    父亲想了想，觉得村长说的似乎也有道理，便没有再说什么。墓碑刻好之后，父亲问村长送到哪里，村长说要研究研究，让父亲等回话，父亲便把那块碑字朝下放到了自家房后，为的是免遭风雨侵蚀。可是村干部们研究了多次也没有结果，那块墓碑就一直在那里放着。
    政府发的救济粮很快就吃光了。好在春天来了，地里已经长出了各种各样的野菜，可以充饥。父亲给烈士刻碑，每天给他一斤麦子，算是管饭，靠这些麦子和野菜，还有父亲偶尔猎到的山鸡野兔换来的粮食，一家人度过了春荒。地里的麦子已经黄梢了，眼看着丰收在望，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一天中午，父亲站在自家的麦地里，究其一颗麦穗搓了搓，吹去麦壳，手心里剩下了一撮鼓溜溜的麦粒，父亲把麦粒送进嘴了嚼了嚼，满嘴的麦香味让他感到陶醉，正在这时，从大槐树那边走过来几个人，看样子是一对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他们下了官道直奔村里来了，那个中年男人穿了件中山装，走到父亲跟前问道：“小兄弟，你是白山头的？”
    父亲抬头看了看他，问：“你找谁？”
    “鲁润德，小名叫石头，和你岁数差不多，认识不？”
    父亲又仔细看了看那人，惊呼道：“哥，你不认识俺了？”
    伯父走的时候，父亲还没成年，所以第一眼竟没有认出来。兄弟相见，悲喜交集。
    伯父没什么文化，当了二十年的兵，只混了个连长。抗战期间，伯父所在的部队一直住在重庆。当时重庆有许多从沦陷区逃难过来无家可归的人，不少年轻姑娘、媳妇生活没有着落，都想就地找个人嫁了，好有个依靠，伯父也娶了一个拖油瓶的媳妇，带着两个孩子。结婚以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取名叫育禾。半年之前，伯父突然被调去训练新兵，并且被提升为副营长。伯父很清楚，这次提升是叫他去卖命。果然，新兵训练了不到三个月，部队便被调到了长江江防前线。这些刚招募来的新兵，哪里会打仗！解放军一过江，队伍就不战自溃，四散奔逃了。伯父知道**败局已定，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潜回重庆，把老婆孩子接了出来。开始伯母不肯跟他走，他把国共双方的态势详细地向伯母描绘了一番，说得伯母目瞪口呆，只好变卖了家产，带着孩子跟着伯父回到了老家。
    见了伯父，父亲既高兴又伤心又生气：“这么多年，你怎么也不给家里捎个信儿来？你知不知道咱娘和我天天都盼着你回来？”
    伯父感到很诧异，说：“俺给家里捎信了呀！咱娘还托人给俺写过信呢！你不知道？”
    父亲一听这话，愣在了那里。他想起拜师学徒的时候奶奶花过一笔钱，和母亲私奔的时候奶奶给过他一笔钱，两次闯关东奶奶也都给过他钱。每当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奶奶总能拿出一点救命钱来，当时他不知道这些钱是哪来的，现在才明白，原来那些钱都是伯父捎回来的。奶奶没有告诉父亲，是怕他去找伯父。父亲不止一次说过要去找伯父，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说过，奶奶想念伯父的时候也说过。父亲这时才明白奶奶的良苦用心，她是怕两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以父亲的性格，如果知道了伯父的去处，是很可能找到队伍上去的。河阴过去是日寇占领区，后来又成了国共两党拉锯的战场，奶奶就更不敢把实情告诉父亲了，害怕年轻人嘴上把不牢说出去，对他们不利。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伯父刚一回来就被乡里来的人带走了，审查了一个多月才放回来，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按当时的政策，连以下军官算一般历史问题，营以上的是历史反革命。伯父的官职恰好在政策边缘上，鉴于他是在**败退之前才被提拔到前线来送命的，给他按一般历史问题做了结论。伯父接受审查期间，乡里还来人搜查过，搜出了伯父带回来的两根金条和几块大洋，大洋后来给退回来了，金条一直没退，伯父也不敢去问，政府对他这么宽大，已经是感恩不尽了，两根金条算什么！
    伯父一回来，家里一下子多了五口人，刚打下来那点麦子，还不够吃到秋收的，父亲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紧紧地绷了起来。他在麦茬地里种上了玉米和地瓜，又置办了一副豆腐挑子，每天怀里揣上锤子錾子，开始沿街叫卖。伯父当了半辈子兵，地里的活不会干，出去卖豆腐嫌丢人，每天就在家里闲糗着。伯母过惯了城市生活，顿顿要吃菜，家里油盐酱醋一样也不能少。这些东西，除了盐，对于父母亲来说都是奢侈品，只是在过年时才偶尔买一点。可是伯母要这样做，也管不了，她是用自己的钱买的。除了这些，伯母隔三差五还要买点肉回来，给大家改善改善。伯父带回来那点钱，很快就花光了。家里还养着几只鸡，那是母亲的银行，鸡蛋是用来换盐和针头线脑的，母亲从来没舍得吃过，甚至也舍不得给父亲吃，可是伯母全拿来给伯父当了下酒菜，母亲心疼，却不敢说，因为家里买的那些油盐酱醋鱼肉什么的，都是她掏钱，大家享用，吃几个鸡蛋也不为过。可是有一天，伯父居然把一只大公鸡宰了，说公鸡不下蛋，留着也是浪费粮食，还不如一家人改善改善。母亲心疼得偷着哭了一场，父亲劝她说：“宰就宰了吧，他替你做主把鸡宰了，说明没把你当外人，你可千万别带出不高兴来。咱可没少花哥的钱，别为一只鸡闹得失了和气。”
    “可是哥那个花法咱也陪不住呀！”
    “哥当了半辈子兵，没过过农民的日子，以后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了。”
    家里的存粮不多，从麦子一下来，父亲就和伯父商量，想把麦子换成粗粮，计划着吃，否则吃不到秋粮下来，伯父不同意，说：“怕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放开让孩子们吃去吧！接不上了再想办法。”
    父亲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但他是兄长，也不好硬拧着来，只好依着他。很快，那些麦子就吃掉了一大半，父亲看这样下去不行，又和伯父商量，改成每天一顿干的两顿稀的，再换点粗粮，掺些糠菜，免得将来接不上顿。伯父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就是这样，粮食也没有吃到秋后，家里又断顿了。几个孩子饿得连哭带闹，伯母看不下去，要带着孩子回重庆，伯父说：“解放军已经打到成都了，你现在回重庆不是找死吗？”
    伯母虽然没有走，但是整天哭哭啼啼，抱怨伯父把她带到这么一个穷山恶水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来。伯父一天到晚叼着个旱烟袋唉声叹气，一筹莫展。刚回来那股精气神消失得无影无踪。
    伯父的问题有了结论以后，村里也给他分了房子分了地。但是这并没有给一家人带来欢乐，因为那些地最快也要到秋后才能产粮食。
    好不容易捱到了秋后，玉米结穗了，地瓜秧快干了，黄河突然发了大水，把那些地全淹了。
    黄河流到山东，从上游带来的泥沙开始大量沉淀，使得河底越来越高，人们没有更好的治河办法，只能不断加高河堤，使得河堤越来越高，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天河。这么高的河底一旦决堤，将会淹没所有的民房和建筑物。但这只是从黄河北岸看到的情况。南岸处于丘陵地带，山势地势总体上是南高北低。河再高高不过山去。有自然地形做屏障，无论河底怎样逐年增高，只要顺着山势稍微加固一下，费不了多少人力物力就可以挡住河水。由于是丘陵山区，南岸即使决口受灾面积也不会太大。北岸就不同了，一旦决口，河水将会冲击到天津、保定甚至北京。所以，历代统治者治河，只注重北岸的加固，南岸却一直得不到重视，不但不重视，一旦遇到危险，还要在南岸决口分流，以保证北边不受损失。1949年这场水灾来势十分凶猛，根据史料记载，仅河阴县境内就有七处漫水，沿黄98个村庄被淹，倒塌房屋3800多间，淹地14万亩。伯父刚分到的几间房，也被洪水冲垮了。
    如今再到哪里去谋生？父亲脑子里又冒出了那十分熟悉的三个字——闯关东。
    人一生不走的路要走三遍。这次回来，分到了土地，父亲本来不打算再走了，可是生活半路突然拐了个弯，又把他带回了东北。
    解放了，从济南到锦州全线都已经通车了，只是需要在天津倒一次车，可是父亲没有钱，买不起车票。这一次，他还是挑着担子走的，后面挑着行李；前面挑着我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