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召开了公判大会，白景林被当场枪决了。当天晚上，白景林的两个儿子跑了，参加了还乡团。父亲觉得白景林这个人不该杀，白景云这样做是作孽，可是白景云却像没事人一样，照样每天背着大枪在村里转悠。
    有一天，父亲正拿着瓦刀修自家的院墙，白景云喝得醉醺醺的扛着枪走了过来，得意洋洋地说道：“鲁兄弟，没想到俺白景云能混到今天这个样子吧？这叫山不转水转。可惜呀，你回来晚了，没赶上分浮财。你这个人哪，就是命里缺财，当初日本人投降那会，东西随便拿，可是你回老家了；这会老家分浮财，你又跑到关外去了，这叫什么？这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
    “你那种福俺享不了，你那种财俺也不稀罕，俺有手，自己能挣钱，这样挣来的钱，花着心里踏实。”父亲已经听说了，分浮财的时候，白景云利用手中的职权，连偷带抢，发了不小的一笔财。父亲讨厌他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恨不能一句话把他打发走，但是白景云还赖在门前不走，说：“鲁兄弟，刚回来，有什么难处说话，咋样，缺钱不？”
    “咋了？解放了，你还敢放高利贷？”
    “你看你这个人，好心当成驴肝肺，俺不说了。”说完，白景云走了。
    白景云走后，母亲从玫瑰坡回来了。母亲脸色很不好，进门就问父亲：“什么样的地主才算恶霸地主？”
    父亲回来之后，参加过一些会，知道一些政策，说：“有血债的，抢男霸女的，强占民田房屋的，私设公堂随便打人抓人的，都算恶霸地主。”
    “这些我爹一条都沾不上。”
    “沾不上就不用怕。”
    “可是他们给我爹定了个恶霸地主。”
    父亲想了想说：“你爹的产业太大了，找遍河阴县，哪有比他家更大的地主？树大招风，只要有人说是，就说不清。”
    “那也得讲道理呀！不能因为产业大就说人家是恶霸。”
    “咱一个老百姓，找谁讲道理去！”
    母亲焦急地说道：“你能不能帮着找个人去说说？”
    父亲摇了摇头，说：“除非小瓦匠刘天明回来了，别的人怕没这个本事。”
    “小瓦匠是谁？”
    “就是少爷要抓的那个人，他是**。”
    “说那些没用的干啥。别的朋友呢？一起闯关东的那些人，有没有当干部的？”
    父亲想了半天，说：“没有。”
    “那我去和他们说！”说完，母亲就走了。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母亲就去了玫瑰坡。沈老爷的地和房产、浮财早就被分光了，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原来长工们住的一间茅草屋里。四个孩子，两个在外地，嫁到本地的两个女儿都逃命去了；两个姨太太在政府动员下都和他离了婚，因为他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离了婚成分可以划低一些，只有原配夫人还跟他一起过，不久前也病死了。沈老爷已经七十多了，被迫戒了大烟之后，身体一下子垮了，走路都直不起腰来了。见了母亲，沈老爷感动得老泪纵横：“四妮儿呀，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儿，你能来看我，我就是死也值了，我没白养活你十七年。亲生的也不过如此呀！唉，作孽呀，当初我没有好好待你，你不恨我吧？”
    母亲摇了摇头，说：“不。”
    沈老爷感叹道：“唉，也是老天爷有眼，当初要是依了我，你也得和你那几个姐姐一样，逃命去了。没想到嫁了个贫农，贫农啊！现在是贫农的天下了！不知是何方神仙保佑，也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份哪！”
    从那以后，母亲每天都要到玫瑰坡来一趟，她从家里拿来了刚分到的救济粮，每天给老爷做一顿饭，留下下顿吃的，再返回白山头。有时候，赶上沈老爷被拉出去批斗，她就做好了饭在家里等着，等老爷回来，再热给他吃。沈老爷一身是病，也吃不了几口东西，常常对母亲说：“以后你别来了，免得牵连你，我已是风烛残年，活不了几天了。管也是死，不管也是死，你就别费那个心了。你的心，爹领了！”
    听了这话，母亲流出了眼泪，说：“您别这么说，您在世一天，我就管一天，我不怕受牵连。”
    有一天，沈老爷又被拉出去批斗了。几个村干部来到沈家，找母亲谈了一次话。他们都知道母亲的身世，就劝她：“这样的人家，别人躲还躲不及呢，你怎么还自己往里钻？你不是他亲生的，又嫁给了一个贫农，完全可以把自己择得干干净净，何苦来趟这个浑水呢！”
    母亲道：“他养了我十七年，我不能忘恩负义。”
    “连他自己亲生的儿女都不管，你为啥非要管这种事？这可是个阶级立场问题呀！”
    听说是阶级立场问题，母亲有点害怕，但还是不想离开，于是说：“我就是看他可怜，来给他做顿饭么，怎么就是阶级立场问题了？”
    “怎么不是阶级立场问题？你可怜地主，那不是站到地主阶级立场上去了？”
    “做饭归做饭，立场归立场，你们别给人瞎扣帽子好不好？”
    “那不行，如果你一定要管，我们就要把你当地主子女对待了。”
    “我娘家婆家都是贫农，你们凭什么把我当地主子女对待？”
    她这么一说，还真把几个村干部震住了，他们没敢把她怎么样。第二天，他们叫了几个民兵来，强行把母亲挡在了门外，不准她进门。同时，白山头的村干部也找父亲谈了话，让他管好自己的家属，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否则对他们很不利。
    听说要把沈老爷划成恶霸地主，母亲找到了乡里的土改复查工作组，向他们申述了不该这么划的理由。工作组早就听说了母亲给地主养父做饭的事情，母亲说的那些理由他们本就没听，反而给母亲做开了工作：“沈剑云同志，我们正要找你呢。据我们了解，你在沈家一直是受压迫受剥削的，你应该站出来大胆地揭发沈世雄剥削压迫穷人的罪行才是，你怎么能可怜他呢？你真是糊涂呀！听说你识字，你能不能把你在沈家十七年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经历写一份材料给我们，我们要把沈世雄的罪恶行径公布于众，让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记住这阶级仇恨……”
    母亲是来给养父说情的，没想到却成了工作组说服的对象，从那以后，工作组就三天两头来找她要材料，她推说不会写，工作组又派来了笔杆子，让她口述，母亲不肯说，就装病，今天说头晕，明天说肚子疼，一直拖到沈老爷死的那天，也没有说一个字。那些日子，母亲压力很大，几乎快把她逼疯了。工作组的话对她并不是没有触动。她想起小时候背井离乡来到山东的痛苦经历，想起沈老爷在她身上留下的一块又一块伤疤，想起沈家的人把她呼来唤去的情景，想起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哭诉，却得不到任何同情的境遇。她完全可以写一份像样的控诉书，控诉沈家对她的种种不公。沈家的人，除了少爷，她对其他人没有什么感情，她之所以回去照看老爷，是因为奶奶那句话：你永远都不能不认他。这是做人的起码良知。还有，就是少爷的嘱托。她绝不能干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情。如果她现在不能坚守这道防线，今后将会成为她一生的良心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