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章 领导阶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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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到锦州时，小饭馆早已成了一片废墟，周围的邻居也都搬走了。勉强找到一个认识的，告诉他说，幸亏你走了，否则非被炸死不可。你那个小饭馆，周围落了好几颗炸弹，有一颗正好落在房顶上，炸弹一响，房子就着了……父亲又到老房子看了看，房子倒在，可是里面的住户却不认识。父亲无法证明那房子是自己的，找到当年的老房东先住了下来。房东告诉他，东北解放以后，那些闯关东的人又纷纷回来了，可是大部分人没在这里落脚，都去了鞍山。父亲在房东家住了几天，访到几个旧友。工友们带来消息说，鞍山是东北重工业基地建设的重点城市，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于是大家一商量，决定一起去鞍山。母亲还想在锦州多待些日子，打听打听少爷的下落，父亲说：“别打听了，现在解放了，他那样的人怎么能待在锦州？就是活着也早跑了。你这样瞎打听，不但打听不着，说不定还打听出事来了。”
鞍山因市区南部一座形似马鞍的山峰而得名。曾经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少帅张学良就出生在这里。鞍山还因鞍钢而著名，曾有共和国钢都之称。早在张作霖时期，就曾致力于东北的工业化。当时的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便集中在鞍山和本溪湖一带。但鞍钢最直接的前身是日本人在1916年建立的鞍山制铁所，是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投资建立的。到1944年，鞍钢已经有九座高炉，具备年产生铁250万吨、钢锭130万吨、钢材75万吨的能力。当时是亚洲第二大钢铁厂。其钢铁生产能力占日本控制的总生产能力的28。4%，规模仅次于九州的八幡制铁所（今天的新日铁）。但是生产出来的生铁和钢材大部分运回了日本。
1945年8月26日，苏军到达鞍山。苏军占领期间，将鞍钢的机械设备和一些关键的零部件都拆卸下来运走了，致使鞍钢的生产完全陷于瘫痪，生产能力下降为零。
苏军拆走这些设备和零部件不知是何居心，如果拿去使用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是这些设备运到苏联以后，并没有在生产上使用，大部分被扔到了西伯利亚的荒原上，在那里生锈、腐烂，变成了一堆垃圾。
父亲刚到鞍山的时候，并没有去鞍钢，而是在铁路上干活，还是干计件工。那段时间父亲挣了很多钱，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300块钱。那时候人民币很值钱。父亲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挣到过这么多的钱。家里立刻变得富裕了，新添置了上海牌电匣子、蜜蜂牌缝纫机、三五牌挂钟，还有一辆德国进口的自行车，这些都是当时的名牌产品，对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来说，确实富得让人羡慕甚至眼红了。那辆德国自行车是倒闸的，既轻巧又结实，比我的年龄还大，一直跟了父亲一辈子。直到父亲去世，自行车还在。母亲给父亲添置了许多新衣服，甚至还买了一双皮鞋，父亲看了说，买皮鞋干什么？这哪是咱当工人的穿的。那双皮鞋，父亲也许穿过一两次，也许根本就没穿。直到我十多岁了，还见过这双鞋。有一天打扫卫生，我从床底下把它翻出来了，上面落了厚厚的一层土，我用抹布擦了擦，居然还是新的。我说，这么好的鞋怎么扔到床底下不管了？母亲说，那是你爹的鞋，你把它擦擦吧，留着你爹什么时候想穿了再穿，可是我始终没有看到过父亲穿它。
母亲的心爱之物是那台新买的电匣子，每天一直要听到匣子里已经没有节目了才恋恋不舍地去睡觉。母亲爱听戏、爱唱戏，什么戏都喜欢，京剧、评剧、豫剧、吕剧、河北梆子，他都爱听，那时电匣子里南方的剧种播得很少，所以母亲主要是喜欢北方戏。她最喜欢的是《窦娥冤》、《秦香莲》、《杨三姐告状》等苦戏，也许是这些戏与她自己的命运更接近的原因吧，常常听得泪流满面。其次就是爱情戏，像《拷红》、《刘巧儿》、《小二黑结婚》等。父亲也爱听戏，他原本不识字，却常常和人谈论梅派和程派的长短不同，和母亲不一样的是，父亲只听不唱，或者他背着人也偷偷唱，我们没有听到过？
受母亲的影响，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都爱唱歌，而且水平都不低，大哥的男高音几乎是专业水平；妹妹则喜欢流行歌曲，她中学毕业那会，我曾问过她，能唱多少首流行歌曲，她说凡是你能听到的，我都会，真牛！我算是差的，但是逢到单位组织晚会什么的，扯起嗓子来喊几句“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也没问题。
母亲是从小劳动惯了的人，在家闲不住，她让父亲给她找个活干，父亲不同意，说：“我一个月挣这么多钱还不够养活你们俩的？你在家看好孩子做好饭就行了。”看见许多工人家属都去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母亲十分羡慕，于是母亲就把姐姐托付给姑姑，跟着人上了工地。姑姑也想去干小工，但她是小脚，人家不要。
母亲在工地上只干了不长时间就去不了了。因为有一天她在下班的路上捡到一个孩子。这孩子就是从小和我在一个锅里搅饭勺的我的大哥鲁育农。母亲捡到他时，他已经七八个月了，长睫毛大眼睛，长得像个女孩，十分招人喜欢，母亲一抱回来就撒不了手了。父亲下班回来看了看说：“孩子都养这么大了又扔了，该不会有什么毛病吧？”
母亲说：“你别瞎说，好好的孩子，能有什么毛病？”
没想到，真让父亲说中了，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发现这孩子站不起来。其实母亲刚抱回来几天就发现孩子腿软、无力，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连蹬带踹的，但是她一直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母亲带他到医院看了，医生说是小儿麻痹后遗症，如果康复训练得当，还是可以站起来的。母亲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不厌其烦地对他进行训练，一次次地扶着他站起来，再一次次地看着他跌坐下去，母亲的心都快碎了。直到他长到两岁多，才慢慢站起来，后来也学会了走路，但是是个瘸子。我一生都害怕听到瘸子这个字眼。哥哥小时候经常受人欺负，孩子们在一块玩，一恼了就喊他鲁瘸子，但是别让我们这些当弟弟的听到，只要一听到，非跟他玩命不可。后来哥哥大了，就不需要我们保护了，反而时时护着我们几个弟弟妹妹，因为他比我们都聪明。
父亲在铁路上干活，干的还是计件工，由一个刚转业的干部给他们派活。那人叫朱铁，在部队上是个营长，开始在铁路军管会工作，后来军管会撤了，就把他“支援”给铁路局了。朱铁刚从部队上下来，还带着那种说一不二的军人作风，有些活他不熟，难免派得肥瘦不均，但是不许你争辩，你一说，他就会瞪起眼睛跟你发脾气：“什么肥的瘦的？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多干点就不行了？挑什么挑！老老实实干去！”
虽说干的是计件工，可是建筑这一行是需要各工种密切配合的。活分得肥瘦不均，难免影响工人的积极性，降低效率。于是朱铁就经常给大家开会，要求大家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不要斤斤计较。这样开了几次也不管用，他便一个工种一个工种地向工人们请教，加上还有一些旧社会过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施工现场，可以请教他们，朱铁很快就把这些活路摸熟了。工人们发现，尽管他不太懂建筑，但是处事却很公平。有些工人，在日伪和**统治时期看惯了把头们的作风，还想用送礼、分钱等办法拿到好活，但是他们发现这一套在朱铁面前不灵，送给他的烟酒，他全部拿到工地上分给大家了，钱又分给了那些拿瘦活的人。工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把头，纷纷称赞：还是**好啊！
有一天，父亲正在干活，朱铁领来一个人，对父亲说：“鲁师傅，你帮我带带他。让他跟你学徒。”
父亲看了看那人，大概有三十岁了，于是说：“这么大年龄还来学徒？怕是学不出来了。”
朱铁道：“学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吧，反正我把人交给你了。如果耽误了你的工，我想办法给你补。”
父亲说：“那倒不用。多少他也能帮俺干点活。不过俺可不管饭啊！”
朱铁笑着说：“他的饭有人管，不用你操心。”
那人叫赵尔丹，陕北人，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结实，厚嘴唇，小眼睛，憨厚中透着一股机灵劲，父亲问他从哪来的，他说是从部队上下来的，父亲又问：“你从部队上下来，怎么不回老家？”
赵尔丹说：“俄们老家太穷了，不想回，就想当个工人。”
“可惜你学得有点晚了，这么大年龄了，吃得了那份苦吗？”
“俄他妈什么苦没吃过，这不算啥。”
父亲见他说话带着脏字，就没有再搭茬，让他学着破石料，练锤法，这是基本功。
读者想必见到过铁匠干活用的十八磅大锤，抡起来很威风的那种。石匠干活有时也用十八磅大锤，那是上山采石料的时候用的，这种粗活不是石匠也能干，真正的石匠日常大量使用的是手锤，只有拳头大小，看上去不大，拎起来也不算重，但是要一只手拿着整天不停地敲击，可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十八磅的大锤抡起来容易，这个小手锤提起来可不那么简单。要不了半个小时，手腕子就抬不起来了。每个学徒手腕子和胳膊不经历个三肿三消就别想拿起那把锤子来。赵尔丹很认干，拿起锤子当当当就凿了起来，父亲说：“你这样干不行，要不了一会就干不动了，得一下一下慢慢来。劲要匀着使，不要抡空，凿一下是一下，因为这把锤子你是要抡一天，不是抡一下两下就拉倒了。俗话说，紧铁匠慢石匠，就是这个道理。”
赵尔丹按照父亲说的放慢了速度，可是仍然没能坚持一个上午。他干干停停，快到晌午时，实在干不动了，把锤子往地上一扔，说：“日他妈了，老子革命革了十几年，想不到到头来还得下这个苦，不干了！”
说完，赵尔丹拍屁股走人了。过了几天，朱铁又把他送回来了。父亲问他：“你怎么又回来了？”
赵尔丹把双手伸到父亲面前，说：“你看看！这是学瓦工学的。看来工人这碗饭也不是好吃的呀！”原来他是嫌石工太苦，想换个工种。朱铁又给他找了个瓦工去学徒，可是才干了几天，十个指头就都被砖头磨破了，一个个往外渗着血珠，连指纹都看不见了。
“是啊，手艺手艺，就是靠手吃饭，要想学手艺，先得把手练出来。你吃那点苦算不得什么，你看看俺！”说着，父亲解开了上衣，露出了满胸膛的伤疤。赵尔丹看了直咂舌头，说：“俄也吃过不少苦，不过和你们吃的苦不一样。”说完，赵尔丹也解开了上衣，胸前露出了一处枪伤的伤疤，接着又提起裤腿让父亲看，腿上也有枪伤，“屁股上还有个枪眼，哪天洗澡让你看。”
父亲一听，扑哧一声笑了，“算了，俺不看了。”
“俄这个人命大，挨了三枪都没打到要命的地方。”
“你们是出生入死的人，这么说来，俺受的那点苦倒不算什么了。”
作者闲话：
本文前五章十四年前发表在这里的，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发完，恳请读者诸君谅解，时隔四年，我想把全文续完，希望读者能喜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