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这座庞大的城市森林里，丛林法则法则下，能生存下来人，都经历了多少人不为知的痛苦。像陆忆青这样没有来路的蛾子，要朝光的地方飞去，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努力，才不被黑暗埋葬，看到光明。深圳是陆忆青呆过的最残酷的地方，她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在这里被碾压洗礼，蜕变成带翅膀的蝴蝶，终于可以飞跃。
    九十年代，社会进入高速经济发展模式，全球化开始蔓延。八十年代的摇滚精神自由诉求结束了；人们喜欢吟唱浪漫的流行歌曲，疲惫的心灵，需要柔情的慰籍。深圳到处都是全国各地和香港来的淘金者，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陆忆青领悟了母亲以死相逼，阻止她去海南，否则她也没法到深圳。她知道要朝开放的地方走，她不愿意受束缚，要飞往朝阳光地带，做一只自由的候鸟。
    陆忆青初到深圳，先在一家广告公司落脚，广告公司也涉及旅游行业。老板是干瘦的广东中年人，长得有些帅气，不知不觉地吃年青女员工的豆腐，克扣工资，陆忆青很快辞职。然后去了一家香港老板开的公司，老板是摄影师，大头大脑，矮矮胖胖，留着齐颈卷发，逢人称兄道弟。拍广告片，卡拉OK，婚礼，搞自己不熟悉的展销会，演唱会，什么烂活都接。他不是好色的人，他的香港朋友成群结队，常来深圳过周末，去卡拉OK唱歌**。陆忆青在香港老板的公司里，被高强度的各类打杂工作，累得苦不堪言；她自我感觉现代包身工，受不了24小时随时有可能被呼叫，被天南地北、公私不分的业务折腾，她跳到了一家本地广告公司。
    这家有政府背景的广告公司，有自己的大楼，员工宿舍，两人一间，她不用出去租房子。老板是本地的土著，不过中年而已，满头白发。他与政府部门熟悉，偶尔接到一些政府宣传广告，大部分是企业广告。陆忆青的搭档，是高个子广东客家女孩梅英，她皮肤黑，苗条漂亮，烫着大波浪。梅英的普通话说得不太好，还有些卷舌头，怕电话里别人听不清楚她说什么，通常由陆忆青打完电话，她们一块出去谈业务。经手业务的男主管或者说是男老板，没有不被梅英的花言巧语，和个人魅力所臣服；陆忆青趁机拿出合同，让老板签字。陆忆青把广告所需要的细节和结果都全部搞定，梅英再去讨要余款。
    她们是最佳搭档，在一起接了很多业务，她记得还有一个甲方公司，同意做广告，但是他不想签合同，只需要**。她们绕过公司赚到了钱，他拎着黑色塑料袋，骑着摩托车来付款，塑料袋里全是现金。绕过公司，私自接单的机会并不多，陆忆青手里总算有了一点现金，也寄钱到溪城给她的父母，他们买了新的电视机，换房子时候也寄了些钱。
    在效率低下，管理松散的广告公司，陆忆青认识了很多人；有野心勃勃谋求，想要政府职位的人，也有捞一把就走的人。大部分都是像她一样，没有门路身无分文，来到这个陌生大城市寻找可能发财，或者安家的机会。她仍然记得深圳发行新股票的时候，下着小雨，她糊里糊涂地和所有人一起排长队，以为买了股票会发财，九十年代，人人想发财。每个人都卷入梦想发财的潮流。
    陆忆青在偶然的同事饭局上，认识了某区局长，他当时不到六十岁，矮胖平头的广东人，看上去毫不起眼，扑克脸上的三角眼睛骨溜溜地转。在饭桌上，他沉默不语，暗中观察每个人，某科长与建筑包工头，不停地吹捧他。陆忆青和公司里漂亮女同事一起，聊什么她忘记了，这种无意义的饭局，她也没有上心。没有过几天，科长告诉她，局长亲自到他科室催促他，把关联公司广告业务给陆忆青做。科长还问她，和局长是什么关系，她一头雾水，她连局长的联系电话都没有，没有单独同他说过话。
    深圳是正开发的处女地，也是一口大染缸，每个人必染上一些颜色。每个投机者都能找到机会，包工头就是这样的角色。自从陆忆青与某局长在饭桌上遇见后，过了半个月，她忘了同局长吃过饭的事情。包工头打电话给她，让她去饭局……陆忆青还以为要介绍什么业务给她，没有化妆，很随意地去了饭局。那是一家知名海鲜餐厅，她看到局长和一个白发老太坐在一起，白发女人比局长要高一个头，看着傲气，也许年青时候卓越不凡。
    没有公司里的同事，陆忆青感觉很奇怪，包工头通常会叫上，另一个美女同事。白发老太暗中观察陆忆青，亲切问她的父母和家庭状况，在哪里上的大学，考过托福雅思没有，还给陆忆青夹菜，她受宠若惊。局长在旁边，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她，神情诡异。她感到像是被审视的犯人，心不在焉地吃完饭，包工头送她回宿舍。在车上包工头告诉陆忆青，局长看上了她，问她愿不愿意做他的情人，如果愿意，三年后可以送她出国。
    陆忆青当时震惊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她从来就对自己外貌，没有任何自信，不同时期有些人说她长得像邓丽君，她从不在意，不过是恭维而已。平时公司与她一起出去吃饭的，是惹人注目的美女，犹如鲜艳的牡丹花与带刺的野玫瑰，局长为什么看上她这朵带刺玫瑰，让她莫名其妙。难道被浓香包围的他，想要被刺的感觉。
    “你开玩笑吧，局长身边多少美女，怎么会看上我？”她不敢相信。
    “局长不是找美女，他想找一个红颜知己，他觉得你很有思想，懂他想什么，而且给他的建议都很实用。”包工头开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
    “我随便聊天而已，没有把他当局长，他差不多六十岁吧，我才二十多岁，谈不上知己。”
    “他全家都在国外了，就剩老伴在这里陪他，真是很寂寞。你说你很想出国，陪他三年，送你出国。”
    陆忆青沉默了，没有想到包工头是局长的皮条客，在下车之前，她告诉包工头，需要考虑，明天再打电话告诉他。
    晚上回到宿舍，陆忆青失眠了，想到为曾海泉付出了那么多，什么都没有，理想与爱情像空气一样消失。离开曾海泉以后，她脸上再也没长过青春痘，自我感觉变漂亮了。女人不用牵挂别人，口袋里有自己的钱，自由自在，心情会放松。局长僵尸一样的脸，在她脑海里来回转动，为啥从从科长到局长，都有一张僵尸脸，大概一丝表情也会暴露秘密，久而久之，形成了僵尸脸。
    她对局长毫无兴趣，不是年纪大小，职位金钱。她也有金钱和渴望，她的钱不是自己赚的就很危险；她对男人信任度非常低，别说三年，玩一次不给钱都有可能，谁敢跟局长去要钱。她想要的男人，必须是自己想要的；她不介意和矮瓜这样的所谓艺术家，有一夜情，至少她心甘情愿。她来到深圳奋斗，不就是为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一生反抗的，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她不向往崇拜权力，金钱只有实用价值。她管不了别人，至少可以保护自己的精神和身体是自由的，拥有自己的自由是她最后的底线。她也是爱护名誉的人，一旦被公司里的同事，家人知道她在做局长的情妇，她所有的努力都毁掉了，她是自尊心很强的人。
    她一夜没睡，第二天大早，她打电话给包工头，请他转告局长，她做不了情妇。深圳是女人遍地的地方，局长找个情妇还不简单，她不想牺牲自己成为那粒炮灰。
    陆忆青拒绝了局长，那她业务怎么办？然而，局长没有撤回给她的业务，她也没有再见过局长。大约半年后，偶尔在茶楼碰见包工头，她随意问起局长，皮条客含含糊糊地说，局长进了深圳梅林监狱，陆忆青又被惊了一次，他没说为什么进去，她也没有追问。她幸庆当初的选择，没有答应给局长做情妇，没有赚到钱，也没有给自己带来灾难。后来别人告诉她，从局长家里搜出大量现金。
    有次，她去了科长办公室催付账，顺势提到了局长。科长说，他和局长不在一个办公楼，对局长的事，一无所知。科长，包工头，局长常聚一起谈项目，品尝山珍海味；饭桌上，大家称兄道弟，到局长出事时，大家都假装不知情，躲得远远的。官场的人情冷暖，与她毫无关系，她也不去打听了；她想到局长周围的人，平时那副哈巴狗的摸样，让她为局长的遭遇而心寒。她本来想找个机会去监狱看局长，她想了几个晚上，决定还是不去。局长有多少情妇，她也不知道，同情心变成坏事也可能，她觉得那个圈子太复杂，还是远离一些好。
    九十年代，社会在剧烈地变化，公司有人进来，就有人辞职。陆忆青的搭档梅英离开了广告公司，她找到了男朋友，一位知性身材高大的教师，想必他们的孩子会很高。不久，陆忆青也离开了这间广告公司，老板招了更多美女。
    让陆忆青离开公司的导火线是，她到乡下工业区的一间公司催广告欠款，那是她的业务；一个雾气蒙蒙的清晨，她坐早班车到某区，路上没有什么人，她并不害怕。当她走上一个小土坡，发现后面有个年青男人跟着她；他保持一段距离，然后加快步伐，她开始奔跑，终于他赶上她。他扯下她的包，他们扭打起来，她放弃了提包，他拿着提包奔跑。她的一只高跟鞋，滚到土坡底下，找不到了。
    陆忆青赤脚走路找到派出所，她的泪只能自己吞下去。一个警员开着摩托车让她坐在后面，去出事地点。摩托车往坡上开的时刻，另外一辆摩托车从坡上往下冲，迎面而来，警员问她，是摩托车后座上的那个人抢她的吗？她无法辨认，犹豫不决，他按了警笛，摩托车继续疯狂往前冲，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说，你按警笛都不停，那就是他了。于是警员追上去，摩托车后座上的人，跳下来朝田埂跑去，警员开车过去，抓住了他。
    陆忆青的钱包被追了回来，少了五百元，她不是很在意，抢劫犯被判多少年，她不清楚。这件事给她造成心理创伤，促使她从公司辞职了，不想再从事到处奔波，不能保障人身安全的工作。
    她的打工生活，从东家跳到西家，几年下来，她也够了。是时候离开打工的日子，辛苦劳作，看人脸色说话做事，也存不下什么钱。她看不到自己的前途，独自一人在深圳，她究竟想要什么，没有事业，没有男人，存款不多有一些，好处是没人在乎她。她没有真正的朋友，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没有被骗被抢，就是万分幸运。她又不肯弯腰靠色相，依靠某个男人，只能靠自己苦苦挣扎，在深不见底的海水里游泳，拼到最后是体力与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