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头的空间感与船尾截然不同。这里更窄，更“尖”，像巨兽昂起的头颅，两侧船舷收拢，通道显得促狭。风毫无遮拦地从正前方扑来，带着江水被船艏劈开的湿冷气息，比船尾更猛、更直接。离泊前的节奏也格外紧凑，每个动作都被无形的时钟催着。
    带拖轮是第一步。拖轮已经就位，像条温顺又充满力量的小兽，靠在船艏外侧。我和水头需要把拖轮带过来的粗重拖缆拽上船，带到艏楼下面——那是个半敞开的空间，头顶是凸起的艏楼甲板，形成一个相对低矮的“屋檐”。这里位置比开阔的主甲板低，更靠近水面，操作沉重的拖缆时，手臂发力的角度更舒服，也更容易观察和调整拖缆与船舷、与拖轮船身的关系。水头一边用力拽缆，一边喘着气说：“上面太高，使不上劲，也看不清，就这儿正好！”
    把拖缆在船头专用的拖缆桩上绕紧、系牢，检查无误。接下来是收挡鼠板。那块沉重的铁板被我们合力从码头岸壁边提起，顺着滑槽收上船舷，扣紧固定销，发出沉闷的“哐当”声。港口的老鼠暂时被隔绝在外了。
    然后迅速回到各自负责的缆机旁。船头左右各有一台巨大的起缆机，此刻已经“挂上车”（离合器结合，处于待命状态）。钢铁的卷筒冰冷沉重，静静地等待着。我和水头分立左右，手扶在操纵杆上，目光紧盯着舷外那几根系在码头缆桩上、此刻还紧绷着的尼龙缆绳。耳朵则竖着，捕捉着大副可能从对讲机里传来的每一个字。
    空气凝固了几秒。然后，大副清晰平稳的声音从对讲机里炸响：“船头，解缆，收！”
    “收到！”水头和我几乎同时应道，手下用力，将操纵杆推向前。
    嗡——！两台缆机同时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瞬间爆发出的拉力让整个卷筒都微微震颤。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船头这两台缆机的马力，比船尾的要大得多。卷筒旋转的速度极快，沉重的尼龙缆绳像被巨口吸入般，飞速从码头缆桩上脱离，贴着水面“嗖嗖”地射向船舷，带起一溜白色的水花。力量感十足，但也更需小心。
    我和水头必须全神贯注，控制着收缆的速度和节奏，尤其是注意左右舷缆绳回收的同步性，绝不能让两条缆绳在空中或卷筒上缠绕、打架，那会瞬间拧成死结，处理起来极其麻烦，耽误时间不说还可能损坏价值不菲的缆绳。
    缆绳越来越短，越来越近。在最后十几米，必须放慢速度。我缓缓将操纵杆往回拉，让卷筒的旋转变得柔和。水头那边也同样操作。这是关键——如果以全速将沉重的缆绳头（那个金属的琵琶头）硬拽上来，它很可能会在巨大的惯性下，像流星锤一样狠狠砸在船舷的导缆孔或缆桩上，刮掉油漆是小事，撞坏设备或者伤人就糟了。我们小心地引导着，让缆绳头顺从地滑过导缆滚轮，最后轻盈地落在甲板上预定位置。好了。
    “船头，缆绳全部收回，清爽！”水头对着对讲机报告，声音在江风中有些飘。
    “收到。”大副的回应简洁。
    解缆工作完成。我能感到脚下的船身微微一震，传来主机的低沉轰鸣，船体开始缓缓离开码头，最初是极缓慢的，然后越来越果断。
    拖轮在船艏两侧发力，顶推器的白浪在黑暗中翻涌，协助这庞然大物调转方向。我们站在船头，看着熟悉的码头岸壁、灯光、建筑，开始平稳地向后退去，缩小，渐渐融入一片灯海之中。江风更猛烈了。
    接下来是等下引水。但引航站通常设在港口出海口附近，离这个商业码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船不可能停在这主航道上干等。驾驶台会控制船舶，以安全航速，缓缓驶向约定的引航员登船点。
    “行了，这儿没咱俩事了。”水头摘下手套，拍了拍身上的水渍，“回吧，能眯一会儿是一会儿。到下引水点，还得上来忙活一阵。”
    我们离开风急浪涌的船头，顺着狭窄的通道往回走。耳朵里还残留着缆机的轰鸣和江风的呼啸，身体因为刚才的紧张操作而微微发热，但精神一旦松懈，深深的疲惫便重新涌了上来。回到相对安静温暖的生活区，我径直走向自己的舱室。
    离下个“节目”——送引水员下船——还有一段时间。这宝贵的间隙，就像战斗中的短暂休整。我踢掉鞋子，和衣躺倒在床上，连灯都懒得关。舷窗外，城市的灯火流光正缓缓横向移动，提醒着我们正在离开。脑子里还回放着刚才收缆时那股沛然的力道和需要精准控制的紧张感。船头的初体验，确实不一样。但现在，什么都比不上闭上眼睛，哪怕只是眯一会儿觉。在下一个指令到来之前，抓紧时间，把消耗的精力，稍微补回来一点点。
    凌晨四点，舱室里的黑暗被舷窗外一种沉浊的、介于墨蓝与深灰之间的天光稀释，不再是浓得化不开的墨。我其实没怎么睡踏实，衣服还穿着，裹着薄毯歪在沙发里，意识在浅眠与清醒的边缘漂浮。空调的出风口正对着吹，呼呼的冷风让我在迷糊中缩了缩，把毯子裹得更紧些，像一只试图缩进壳里的倦鸟。
    脑子里残留的，是缆机沉闷的轰鸣、江风刮过耳边的呼啸，还有身体深处泛上来的、骨头缝里的酸乏。玩手机？半点心思都没有。此刻，睡眠是唯一有吸引力的东西，哪怕只是碎片式的、不踏实的迷糊。
    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沉稳，略拖沓，带着点这个点起床特有的、努力想提起劲却又掩不住疲惫的节奏。是水头。
    我眼皮都没抬，心里默默算了算时间——从离港到现在，差不多是该到下引水的地点了。念头刚过，敲门声就响了，不是礼貌的轻叩，而是“砰砰砰”几下实在的拍打，紧接着门就被一把推开。水头那张带着浓重倦意、胡子拉碴的脸探了进来，声音有些沙哑，但足够清晰：“卡带，走了！放梯子去！”
    他甚至没完全走进来，就站在门口，一只手还扶着门框，身子微微晃了一下，像是要赶走最后一点瞌睡。借着走廊昏暗的光，我能看清他眼里的红血丝，和脸上深刻的、被岁月与海风共同雕琢的纹路。
    在他这个岁数，经年累月这么没头没尾地干——半夜被叫起，顶着寒风冷雨，在高高的船头船尾与沉重的缆绳、冰冷的机械打交道，生物钟碎得拼不起来——这小老头的身子骨，竟然还扛得住，而且不是勉强支撑，是真有种硬朗的韧劲在里面。这份坚持，让人没法不佩服。
    “来了！”我应了一声，掀开毯子。沙发残留的余温瞬间被舱室里的凉意取代，激得我打了个小小的寒颤。脑子还懵着，但身体已经自动进入“响应”模式。
    我俩一前一后，沉默地走在凌晨空旷的船舱走廊里。脚步声在金属地板上回荡，带着宿醉般的回音。灯光惨白，照得一切都有些失真。我几乎没怎么睁眼，或者说，眼皮沉重得只想合拢。但脚下的路太熟悉了——左转，下楼梯，再右转，经过那扇总是有点漏风的防火门……每一步都像是被设定好的程序，纯靠肌肉记忆在牵引。
    身体比意识更清楚该去哪里，该做什么。这种状态下，人像是分成了两半，一半还在和困意纠缠，另一半已经自动导航，走向更衣室，走向即将开始的工作。
    更衣室里充斥着陈旧布料、汗味和淡淡铁锈混合的气息。我和水头各自默默地拉开柜门，拿出那套厚重的工装、带反光条的马甲、浸着前一夜寒露与潮气的手套。
    动作机械，但准确。没有说话的必要，所有的交流都在窸窸窣窣的穿衣声和偶尔的对视里。窗外的天色，似乎又比刚才亮了一点点，是那种黎明前最沉郁的、泛着青灰的色调。新的一天，或者说，这一夜未完的、最后一段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
    放舷梯，送引水员，然后，或许，才能真正迎来一点可以躺平的时光。但现在，先得把自己塞进这身“铠甲”里，去面对甲板上凌晨四点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