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航程的更迭与人员的轮换，船上的面孔也悄然改变。接替老陈和三副位置的，是两位新同事，各自带着不同的故事和重量，踏上了这艘钢铁的岛屿。
    三副李鲲鹏，九零年生人，一上船就显出了分量——不止是职务上的。他个子很高，超过一米八，骨架宽大，身形厚实，像一座能扛住风浪的移动小丘。第一次在走廊错身时，他侧身让路，带着点歉意的笑。
    后来熟悉些，在厨房门口等饭时，他主动提起，语气里是种认命般的坦诚：“上秤二百二十多斤，没跑。这趟上来，除了干活，另一个任务就是减肥。船上伙食好，可得管住嘴。”他说这话时，眼睛却瞟着大厨锅里翻腾的红烧肉，喉结不明显地动了一下。他确实是“管住嘴”的艰难实践者——总是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
    原因无他，刚接班，千头万绪。驾驶台的班要值，各种报表、台账、报关单据、演习记录像永远填不完的海图，还有船长临时交办的各种文书工作，常常把他按在驾驶台或者自己的小桌板前，直到饭菜都快凉了，才匆匆赶来，沉默而快速地扒完一碗饭，有时甚至就着点剩菜，又匆匆离去。他的“减肥”大业，在繁忙与压力面前，似乎总显得步履维艰。
    水手侯帅帅，名字听起来很精神，人是零零年的，个子却不高，一米六几，但同样不瘦，是那种敦实、能扛活的宽厚体型。脸上还带着点未完全褪去的少年气，但眼神里有种经历过一些事的沉稳。混熟了之后聊天得知，这已经是他跑的第三条船了。我有些惊讶，这个年纪，按理说该是充满干劲、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他挠挠头，笑容有点涩：“是啊，第三条了。不过……”他顿了顿，“水手证还没换出来呢。”
    问起缘由，他话里透出无奈和早已学会的平静：“之前两条船，被船东坑了。”具体怎么坑的，他没细说，无非是那些在船员间流传的、令人愤懑又无力的套路，结果就是辛苦跑完的实习记录不被认可，作废了。等于白白在海上漂了那么久，除了晒得更黑、手上多了层茧，那张通往正式水手、甚至更高岗位的“门票”，还遥遥无期。“所以这条船，”他语气认真起来，“说啥也得把记录做扎实，把高证水手（高级值班水手）的证书换下来。不能再黄了。”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叹了口气。这行当里，像他这样被耽误的年轻人不少。航海是条艰苦的路，除了要对抗自然的风浪、船上的孤寂，有时还要提防来自岸上的暗礁。侯帅帅比我年纪小，经历的坎坷却不见得少。
    不过，他提到现在这条船，工资倒是比之前涨了些，眼里总算有了点光亮。“希望这次能顺当点，干下去吧。”他说，像是说给我听，也像是说给自己打气。
    就这样，新的航程里，有了新的同行者。一位是被文书工作和自身“吨位”困扰、立志减肥却总被耽搁的高大三副；另一位是身材敦实、经历波折、一心盼着拿下证书的年轻水手。他们带着各自的重量和期望，融入了这艘船的节奏。海上的人来人往，故事更迭，但甲板上的风依旧咸涩，厨房的饭点依旧准时，而生活与奋斗，就在这摇晃的方寸之间，继续着。
    晚上十点，手机的微光还在昏暗的舱室里亮着，倦意像不断上涨的潮水，一浪浪拍打着眼皮。就在精神头快要被这重复的滑动和闪烁彻底磨没的当口，舱门被不轻不重地敲响了，伴随着水头那辨识度极高的、带着点夜间劳作前特有的清醒嗓音：“卡带，走，检查绑扎去。”
    得，看来今晚的囫囵觉又泡汤了。我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手上却利索地退出游戏，锁屏。被水头这么一叫，那点残存的、黏糊糊的困意不得不退让，一种身体记忆般的、准备投入夜间工作的状态被迫上线。我搓了把脸，翻身下床。
    这次我们有了准备。吸取了之前摸黑干活、差点把脚卡进舱盖缝隙的教训，我和水头都带上了头戴式探照灯。那玩意儿沉甸甸的，绑在额头上，开关一按，一道雪亮笔直的光柱便刺破黑暗，能照出好远。
    再扣上安全帽，把探照灯的带子压在帽檐下固定好，腰间挂上防坠落的挂钩。全副武装，像两个即将潜入深海的矿工。水头检查了一下我的装备，点点头：“这回亮堂，也稳当。走。”
    深夜的甲板，只有航标灯和远处码头零星的灯火提供背景照明。我们的探照灯光柱成了移动的利剑，切开浓稠的夜色，照亮脚下每一块钢板、每一道焊缝、每一处需要检查的扭锁和绑扎链。光线所及，一切都无所遁形：松动的螺帽闪着异样的光，油漆剥落处露出锈迹，绑扎钢丝绳的磨损在强光下纹理分明。
    我们一前一后，相隔十来米，光束交错扫过货舱区。我负责左舷，他查看右舷，偶尔用对讲机简短确认：“三贝左，正常。”“五贝右，有个锁舌没咬死，紧了。”
    除了绑扎，还得关舱盖销子。那些巨大的、保证舱盖水密安全的插销，白天装卸货时是打开的，开航前必须全部复位、锁紧。这是个力气活，也是个细致活，得确保每个销子都完全落槽，锁扣扳到位。沉重的铁器在手中运作，发出“咔哒、咔哒”的闷响，在静夜里传得很远。
    效率很高。或许是因为灯光给了我们“眼睛”，也或许是因为夜间的专注。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在船中部的舱盖旁汇合了。对讲机里互相确认检查完毕，所有该紧的紧了，该关的关了。甲板上的“地雷”算是排完了。
    接下来又是等待。离预定的开航时间还有一阵。我们没回房间——这会儿躺下也睡不踏实，不如就在船尾那间兼作工具间和休息室的小办公室里窝着。里面混杂着机油、铁锈、旧劳保手套和烟草的味道。水头点了支烟，猩红的火点在昏暗里明灭。我靠在冰凉的铁皮柜上，刷着手机。船员群里，船长发了条简短的消息：“2300开。”简洁得没有一个废字。23点，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时间在等待中变得粘稠。办公室的小窗对着码头，能看见装卸桥的灯渐渐熄了一些，车辆少了。最后几个码头工人说笑着从舷梯上走下去，身影消失在岸上的阴影里。
    然后，引航员那熟悉的身影出现了——还是靠港时那位，提着那个黑包，步履匆匆。水手老纪已经等在舷梯口，见他上来，简短招呼，便引着他快步走向上层驾驶台。剩下的，就交给我们，还有驾驶台里的人了。
    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件事，对水头说：“对了，水头，我跟大副提了，以后靠离泊，我想跟你到船头去。”
    水头从烟雾里抬起眼，看了我一下：“船尾待腻了？”
    “不是腻，”我组织着语言，“老陈下了，船尾有二副，人手也够。我觉得……船头和船尾的活儿，还是有点不一样。想多学学。”
    这是实话。在船尾，更多是执行指令，收放缆绳，配合拖轮。而船头，尤其是靠离泊时，是真正的“尖兵”，最先接触或离开码头，要和拖轮近距离配合，观察距离、角度，汇报情况，很多时候需要更独立的判断和与驾驶台更紧密的沟通。我觉得那里更能看到全局，也更考验人。
    水头没马上说话，吸了口烟，缓缓吐出。“大副怎么说？”
    “他说……”都一样，都是带缆，看紧了别出事就行。””我学着大副那种平淡的语调，“不过，他没拒绝，说行。”
    水头“嗤”地笑了一声，把烟头按灭在随身带的铁皮烟灰盒里。“他那是不想多费口舌。行啊，想来就来。船头风大，活急，眼睛得毒，嗓子得亮。别到时候慌了神。”
    “不会。”我立刻保证。
    “那就等着吧，一会儿2300，跟我上船头。”水头站起身，活动了下肩膀，“让你看看，水头和大副是怎么”指挥”的。”
    办公室的挂钟，指针无声地滑向十一点。港口的夜色更深了，但一种蓄势待发的张力，开始在空气中凝聚。我跟着水头走出办公室，深夜的冷风迎面吹来，带着离港前特有的、混合了离别与启程的气息。
    探照灯已经关掉，但眼睛似乎已经适应了黑暗，能看清通往船头的那段长长的、微微上扬的甲板。新的岗位，新的视角，就在前面等着，和即将拉响的汽笛，以及又一次划开黑暗的航迹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