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镇社区服务中心的旋转门卷起一小股灰尘，我在三月清冷的空气里踏进弥漫着消毒水和打印纸气味的大厅。取号机吐出的纸条上印着“C127”，前面还有三十四人。塑料座椅被无数人磨得发亮，我挑了个靠窗位置坐下，看窗外梧桐树新发的嫩芽在风里颤抖。
    指间捏着的那张二代身份证，边缘已经泛白起毛。去年在舟山**时柜台后的冷脸还刻在记忆里：“系统里没你信息，下次带户口本来。”这次我连呼吸都放轻了，生怕重蹈覆辙。叫号屏的红字每跳一次，手心就渗出新的汗。
    “C127请到7号窗口。”
    穿藏蓝制服的工作人员接过证件时，鼠标光标在屏幕上飞快移动。
    “过期一个月了？”她的指尖敲着键盘，“先去那边换衣服拍照。”
    更衣间的帆布帘有股樟脑丸味道。临时西装肩线垂到我手肘，领口蹭着后颈有些发痒。摄影棚的闪光灯亮起时，我下意识挺直被缆绳压弯的腰杆。
    “二十天后来取。”她推出一张回执单，指甲盖上缀着小小的水钻。直到走出大厅被冷风扑个满怀，我还捏着那张薄纸反复确认——困扰半年的难题，竟在十五分钟里尘埃落定。
    手机在裤袋震动时，我正盯着梧桐树枝丫间的新绿发呆。陈龙龙的声音裹挟着地铁报站声传来：“面完了，狗日的考我画剪力墙配筋图！”
    浦东xxx写字楼群的玻璃幕墙把阳光碎成千万片锋利的光斑。我在大厦背风的角落里找到他时，这个土木工程毕业生正把简历卷成筒敲打自己的膝盖。西装肩线勒出深红的痕，领带松垮得像条死鱼。
    “十二个人面结构岗，”他踢飞一颗石子，“HR说要会BIM建模，我他妈只会用CAD翻样！”风掀起他喷了太多发胶的刘海，露出渗着汗光的额头。我递烟时注意到他小指残留的墨线印——那是土木生洗不掉的勋章。
    走了一个多小时，晚上的霓虹灯照在地面上。保安亭的监控屏幕闪着幽蓝的光，他在外面指挥着进出的车辆。
    等他下了班，我在附近找了一家档次稍好的饭店，点了个烤羊腿，三个人有吃有喝的聊了起来。
    烤羊腿在铁盘上滋滋作响，油脂滴落在炭火上溅起细小的火花。林民仲用筷子小心地翻动着焦黄的肉块，忽然抬头问我：“在海上最难受的是什么时候？”
    我灌了口啤酒，泡沫沾在嘴角：“过台湾海峡那回。风浪大得厨房锅碗瓢盆全飞了，烧好的红烧肉扣在甲板上。我们只好就着咸菜啃馒头，一边吃一边吐。”陈龙龙听得笑出声，差点被啤酒呛到。
    “你们那算啥？”陈民仲切着羊肉，刀尖划过焦脆的皮，“我去年在保税区值班，台风天追个偷电缆的，雨大得睁不开眼。最后在排水沟里逮着人，我俩都成了泥猴。”他比划着当时的情形，袖口沾上了孜然粉。
    陈龙龙的笑忽然淡了：“我原单位那次才叫憋屈。年底突然说项目款没到，拖了三个月工资。老板天天开奔驰来工地，却让我们体谅公司难处。”他用力掰开羊排，骨头发出脆响，“最后劳动仲裁赢了，补偿金还不够赔上那几个月房租。”
    窗外闪过货车的灯光，映得每个人脸上明明暗暗。我给他们讲起菲律宾锚地的星空：“满天星星低得像是要砸到甲板上，雷达上全是没AIS信号的小渔船，绿莹莹的光点像鬼火似的围着你转。”
    “比我们强多了，”林民仲抹抹嘴，“监控室里屏幕永远闪着蓝光，看久了眼前全是雪花点。最难受的是夜班，凌晨三四点饿得胃疼，只能啃便利店买的冷饭团。”
    陈龙龙忽然举杯：“敬冷饭团！”我们都笑起来，玻璃杯碰撞出清脆的声响。烤架下的炭火渐渐暗成橘红色的余烬，像慢慢沉入海平面的夕阳。
    店老板过来添炭时，我们正说到明年打算。林民仲想考个消防证，陈龙龙报了BIM培训班。“船上呢？”他们问我。我转着酒杯没说话，窗外的霓虹灯在杯壁上流淌成一片模糊的光带。
    结账时羊腿只剩一副完整的骨架。我们站在饭店门口告别，呼出的白气融进夜色里。林民仲还要赶回保安亭值夜班，陈龙龙得乘最后一班地铁回青浦。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霓虹灯下，摸了摸口袋里那张身份证回执。
    回船的路上，江风裹着柴油味扑面而来。远处锚地的航标灯明明灭灭，像永不闭合的眼睛。我忽然想起刚才没回答的问题——明年此刻，我们或许仍会坐在同样的位置，啃着不同的羊腿，讲着新的故事。海陆之间，我们都在各自的风浪里漂着。
    酒足饭饱后，我看了眼手机屏幕，蓝莹莹的光显示着22：07。“得走了，还能赶上末班车。”我起身时椅子腿在瓷砖上刮出刺耳的声响。
    我们三人在饭店门口分散开来，像被风吹散的落叶。林民仲解锁了辆共享单车，骑进夜色里的背影很快被车流吞没。陈龙龙裹紧西装往地铁站走，领带在夜风里飘成一道黑影。我朝着相反方向走去，外套口袋里身份证回执单的边角硌着指尖。
    地铁车厢空得能听见空调系统的嗡鸣。我靠在门边看着隧道黑暗的玻璃反光，一小时车程里打了七八个盹，每次都被报站声惊醒。在外高桥站下车时，站台只剩两个保洁员在收拖把。
    滴滴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人，车内弥漫着柠檬香薰的甜腻味。码头大门在夜色中亮着惨白的灯，保安从岗亭窗口瞥了眼我的海员证，抬杆放行。港内公交柴油发动机轰响着，载着我驶过一排排集装箱堆场，轮胎压过减速带时颠得人头晕。
    回到船上时，舷梯口的值班水手正打着哈欠登记。生活走廊里弥漫着熟悉的消毒水味，我摸着墙壁稳住脚步——酒精让船体的轻微摇晃变得更明显了。
    忽然想起背包里还装着水头托付的猪头肉和小柑橘。下午在高桥镇菜市场买的，酱红色的猪头肉用油纸包得方正，小柑橘在塑料袋里泛着青黄的光。得亏三月夜寒，食物还保持着刚买时的状态。
    餐厅冰箱的压缩机正嗡嗡作响。我打开不锈钢门，冷气混着其他船员存放的酱菜、啤酒的味道涌出来。把猪头肉塞进角落时，指尖碰到不知谁的半瓶老干妈，冰凉黏腻。小柑橘则带回自己房间，放在桌角的白瓷盘里，等着明天交给水头——他总说晕船时嚼瓣柑橘比吃药管用。
    回到舱室已是零点四十七分。摘下安全帽时头发里带着港区的尘土味。算起来整二十四小时没合眼了，从清晨量水到深夜归船，眼皮沉得像是锈死的舷窗。
    酒精在血液里最后流淌了一圈，我瘫倒在窄床上。船体随着潮水轻轻晃动，空调出风口嘶嘶送着暖风。最后听见的是冰箱压缩机启动的嗡鸣，像是遥远海面上传来的雾笛声。睡眠像黑色的潮水漫上来，把我拖进没有锚地的深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