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房间，快速冲了个热水澡，洗掉一身疲惫和汗味。刚换上干净衣服，正收拾东西准备下地理发，就听到走廊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
    拉开门，是老陈。他脸上带着点焦急和不好意思。
    “兄弟，我也打算下。急事。”他喘了口气，“我值4-8的班，但现在……”他看了眼手表，“现在才三点五十。”
    “我得去虹口区做体检。”他解释道，“上次的体检做的是轮机部的，跟我现在甲板的职务不符！代理说不行，得重新做。”
    “从外高桥这到虹口市区，赶最早的公交再倒地铁，得两三个小时。”他语速很快，“医院那边只有上午能做，过了点就白跑一趟。我得趁这个时间抓紧过去。”
    老陈找到大副说明了情况，请求临时调班。大副同意了，决定让我替老陈值梯口班。命令通过对讲机传了过来。
    “行吧！”我心里嘀咕了一句，有点无奈，但也没辙。领导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服从。下地的计划泡汤了。
    在下楼梯去梯口的路上，又碰到正急匆匆往外走的老陈。他拍了下我胳膊，脸上堆满歉意：
    “真不好意思了兄弟！欠你一顿酒！下次靠港我请！”
    “没事，你快去吧。”我摇摇头，也没说啥。心里明白，毕竟，都在为自己考虑。他急着去办关乎自己职位的事，情有可原。要不是我还在实习，没什么话语权，我能这么随便就答应吗？
    走到梯口，接替了值班的水手。外面的气温很低，江风嗖嗖地刮过来，像刀子一样。看了天气预报，上海这边正值冷空气，凌晨是一天里最冷的时候。我穿着单薄的工作服，被冻得瑟瑟发抖，只能不停跺着脚，搓着手取暖。
    二副之前在外面抽了根烟，检查了一下缆绳情况，很快就躲到里面温暖的休息室去了。（一般外面没什么事，高级船员基本上很少出现在甲板，尤其是在这种又冷又困的凌晨。）
    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冰冷的梯口。不停地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跳动得异常缓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感觉非常慢。寒冷和困意交织，格外难熬。
    好不容易熬到了六点，天色开始蒙蒙亮。三副过来接班了。
    他穿着厚实的棉大衣，先是在船尾转了一圈，检查了一下缆绳的情况。然后他走过来，用手电照了照紧绷的缆绳，眉头皱了起来：
    “这缆绳有点紧啊，”他说，“潮水在变，得松一点。你怎么不松一点？都这么紧了，再绷可能要出问题。”
    我愣了一下，有点懵：“啊？我不知道啊……没人教过我这个！”确实，以前都是水头或者老陈他们直接操作，我只负责看着或者搭把手。
    三副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他自顾自地忙活了起来，走到绞缆机控制面板那边，开始操作。
    事后，他忙完了，才走过来教我：
    “以后注意看潮水涨落和船身位置。”他指着那台复杂的控制箱，“要松紧缆绳，得用控制那个张力泵（Auto-tension泵），慢慢调。”
    “别图省事直接用旁边那两个手动控制的快速按钮（通常是“Heavein”和“Payout”），”他特别强调，“那个劲儿太猛，一搞不好容易把缆绳给崩了！甚至拉断！”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多讲究。一次无奈的替班，虽然挨了冻，耽误了下地，但意外地学到了新东西。
    三副摆摆手，示意我可以先去吃饭。我如蒙大赦，立刻直奔餐厅，冰冷的身体急需一点热乎东西下肚。
    餐厅里飘着油炸食物的香气。这里的早饭，是油炸南瓜饼和南瓜粥。金黄色的南瓜饼炸得外酥里糯，没啥别的味儿，就是一股纯粹的、食物本身的香。热乎乎的南瓜粥喝下去，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我连吃了六七个饼，喝了两大碗粥，直到感觉有点撑才停下。这种简单却实在的早餐，是寒冷清晨最好的慰藉。
    刚吃完，不敢耽搁，赶紧下来换三副去吃饭。梯口不能离人。
    重新回到冰冷的江风里，目前心里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八点钟我交班之前，伙食供应商千万别来！不然，按照惯例，梯口值班的人得帮着清点、搬运那些沉重的蔬菜、肉类和粮油物资，那我离心心念念的下船时间就又远了。
    外面的天也彻底明亮了起来，港区的轮廓在晨光中变得清晰而硬朗。船上那些为夜间照明而开的昏暗的黄灯和白灯，也陆续灭了下去。但寒冷的气温仍然没有丝毫减弱，继续无情地摧残着我单薄的身体。
    可算是熬到了七点五十。老纪终于慢悠悠地晃达过来接班了。我不敢耽搁，简单交接了两句，立刻转身赶紧回房间。
    拿上早就准备好的背包，扣上安全帽。（这里出去，规定必须戴上安全帽和反光背心，不然码头保安绝不放行。哦对了，还有海员证，在出口处需要登记，写下船时间、事由，回来时再销假。）
    这次出来还有个任务——给水头寄烟。
    他老婆爱抽烟，嫌岸上的烟贵。船上的免税烟便宜不少，他让我帮他寄4条回去。这是个有点“踩线”的活儿，因为个人携带免税烟离船有数量限制。我偷摸把4条烟分开放，两条塞在背包夹层，两条用衣服裹着藏在底下，心里盘算着，等码头海关检查的时候，就只掏出两条在标准范围内的，希望能蒙混过去。
    下了船，踏上坚实的码头地面，一种短暂的、奇异的自由感油然而生。走到指定的等车点，在寒风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可算有一辆破旧的、喷着黑烟的港内公交车慢悠悠地晃了过来。
    在等车的时候，旁边站着个另一条船下来的船员，看年纪跟我相仿。
    天冷，等车无聊，两人也就自然地聊了起来。
    他是长荣船的，人家已经是三副了。他跟我吐槽，说这次船上有两个卡带（实习生）休假了，人手特别紧，“以前很多杂活儿都是让他们做，我可轻松了。现在倒好，很多活儿都得自己动手，烦死了。”
    我们聊了一些行业里的事，抱怨一下工资，吐槽一下严格的检查，羡慕一下别人家的船期。同是天涯航海人，虽然公司不同，但烦恼都差不多。
    公交车来了，我们一起上车。但最后到了港区大门的地方，我们需要去不同的方向办事，就分道扬镳了，像两片萍水相逢的浮叶，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我先找到了一家偏僻的、看起来老板不太会多问的小快递驿站，成功把水头的4条烟寄了出去，填单子时心里还有点忐忑。然后才去找理发店。
    走在上海外高桥港区附近的街道上，周围多是集装箱堆场、修箱厂和卡车维修点，尘土飞扬。好不容易在一条小街的拐角，找到一家老旧的理发店。红白蓝三色的旋转灯蒙着灰，玻璃门上也雾蒙蒙的。
    推门进去，一股温暖的、混合着洗发水、剃须膏和烟味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外面的寒冷。店里只有一个老师傅，正拿着推子给一个老师傅理发，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地放着沪剧。
    “理发？”老师傅头也没抬。
    “嗯，剪短就行。”我坐下，摘掉帽子，头发因为长时间戴安全帽被压得塌塌的，还带着汗味。
    老师傅手艺麻利，洗、剪、吹，不到二十分钟搞定。看着镜子里清爽了不少的自己，感觉终于有点像“岸上人”了。
    付了钱，走出理发店。冷风一吹，刚剪短的头发根根竖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