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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对同性恋群体感到很好奇，总体来说，他们和异性恋群体无异，因为这既然是"随机发生"的自然逆转，则并无规律可循。但他们又有一些共性：他们的才智平均值在普通人之上（参见蔼理士调查），其中有些人相当高。一些人对艺术尤其是音乐有很深的素养。在音乐美术专业的人群里，同性恋的比例要高于其它群体中同志的比例。
    历史上同性恋名人数不胜数。很多人不理解柏拉图的所谓"精神恋爱"，这都是因为对古希腊社会研究了解不深的缘故。如果知道了其意义在某一方面就是指同性恋，这个就不难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哲学家和发明家达芬奇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米开朗基罗都是同性恋，米开朗基罗曾狂热的爱过一个叫做卡瓦列里的青年贵族，他们的恋情几乎全城皆知。卡瓦列里就是后来写了《灵魂的七种体现》（名字记不清了）的作曲家小卡瓦列里之父。英国大哲人培根被认为是同性恋者。王尔德是众人皆知的同性恋者，他曾因为自己的独立秉性而入狱。支持瓦格纳的有同性恋倾向的路得维希二世和管家双双跳河自杀身亡。法国作家科克托是双性恋。美国大诗人惠特曼和狄金森几乎可以被肯定是同性恋，许多人为了支持自己所谓正统立场竟对很多明显的证据视而不见。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俄罗斯大作曲家柴科夫斯基身上，他因为爱上外甥而被迫自杀，然而音乐界和史学界许多人宁可接受漏洞百出的记录说他死于霍乱。与卡拉扬齐名的大指挥家伯恩斯坦曾与老师科普兰同居过。另外，文学家吴尔芙，也有此倾向。法国当代哲学大师福柯，是公开的同性恋者。英国数学家图灵由于是同性恋而遭到迫害性无效治疗，英年早逝，他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同志在政治家中比较少见，因为这个职业的特殊使然。然而我知道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市长和澳大利亚大法官之一（名字记不清）是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性取向。在中国，不用说历朝历代皇帝的优伶，那几乎列举不尽。许多人知道乾隆与和珅的故事，却没有发现其中的同性恋意味。要知道皇帝和宠臣尤其宦官，这样的意味是很浓厚的。周定王有"裸合"之境，龙阳君留下了"龙阳"一词，卫灵公留下了"余桃"一幕，汉哀帝和董贤留下了"断袖"典故。《断背山》之所以把英文的Back故意译成"臂"，成为《断臂山》，其实是呼应这个典故。民国时期广州的金兰契之类的女子组织，亦是此类意味很深的场所。说到东方，当代的张国荣和白先勇，两个人公开了各自的同志恋情，而其高尚人格早已得到社会尊重。再往东，日本的川端康成大学时曾有一段同性恋情，到了三岛由纪夫，同性恋就是很明显以至于外露的了。这些都和出生地点，就读学校一样，稀松平常。
    判断析解：
    现在的同性恋要和古代的家族宠信、知己宠信、才华宠信和同性情谊区分开，有宠信性质的基本是出于外因而非本能意识上的性取向。古代帝王常因为外戚家族而宠信某个人，但又往往因为外戚的没落和灭亡而摒弃对其宠信，武帝之宠信李延年和卫青和霍去病是典型的外戚宠信。还有一类是知音或兄弟情谊，这也要分开，不然历史上有兄弟情谊的人皆可称同性恋了，比如对待功臣和对待共同的知音，典型的例子就是李世民和刘弘基之间"每每马并出行，同床共卧"但其实不为同性行为，而是以交流、志向、思维取向为基础的知己而已。同性恋行为包含同床共枕和同性亲密，但有同床共枕和同性亲密行为的人绝不等于同性行为。而对宦官宠信是为对其服侍的肯定。比如一个皇帝或君主自小受到一个人的服侍，长大后不受其服侍反而不舒服而独爱其服侍，此为趋于习惯性质的趋向，而非同性层次的本能取向。
    古书中佞臣、男宠定义：
    有些君主和帝王在后宫佳丽无数的前提下也是喜欢和一些非商讨国事的男人在一起的，而且往往有共枕的的描述。有些帝王放下架子，与自己欣赏的才士和知己侃侃而谈，夜而同眠。而受皇帝宠信的这类人往往是史官和礼仪官所鄙视的，如果被宠信的对象身份显赫数有大功也就罢了，但那些身份卑微没有实功的人通常被描述成了受宠幸的佞臣。这也说明一些对国家社稷没有丝毫贡献和作用的人如果出于讨好皇帝而受皇帝宠信则必将被打入佞臣之列。也就是男宠。古代史籍对于佞臣只是形容非出于国家社稷而受宠信的一类人群，还与同性恋的定义差距甚大，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说皇帝一和男人亲密就列为同性之列。宠信宦官和佞臣往往是出于皇帝对其非治国安邦之才的欣赏而定义的，李延年唱歌唱得好，宫里人都喜欢，被封为宫廷乐师备受皇帝欣赏，如果一个臣子或平民欣赏他的歌就不会被列为佞臣，但皇帝对其欣赏有嘉，每每聆听，当作自己的知己，在大臣看来就是影响皇帝的政治，影响国家社稷，遂被打为佞臣。其实是文史家对此类人的一种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