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姚芝瓶的一生，就这样过来了。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人来动她，因为她是烈属。打倒四人帮后，她已是奔六十的人，到了这时，是真正的老了，也就再没有一个男人来光顾她。她现在每月可以领到十二元钱，（两个邹国瑞的儿子上烈士子弟学校时，她这里就已停发）。这两个儿子，现在在县城里工作，混得也不好。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大伯是地主，且是劳改犯。有了这一层社会关系，无论他们的父亲是怎样的烈士，无论他们能享受到怎样的优厚待遇，也无论他们作出了怎样的努力，他们都无法入党。无法入党，也就无法得到重用。尤其是他们的母亲这样的放荡，这样的无行，丢尽了他们的脸，使得他们也抬不起头来，现在已不再和母亲来往。而姚芝瓶解放后所生的三个儿女（后来又生了一个），不能算烈属，也无法算烈属，就得不到优抚待遇，也就只能在家务农。
    其实到了六十年代，姚芝瓶的家境就已十分困难，她那一点抚恤金要养三个儿女（两个大的已工作），好在有几个相好帮衬着她，又好在那时大家都穷，总算让她熬了过来。改革开放后，村子里的人都忙着赚钱，而她已被烈属的光环笼罩惯了，思想已成定式，没有及时地改变她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一点，也让她言传身教地传给了她后来的三个儿女，使他们不思进取，终于使他们的三个家沦为赤贫，也就拖累了姚芝瓶。
    如今，在村子里见到姚芝瓶，她已是一个头发全白的柔弱老太婆了。
    她后来生的三个儿女，成了家，在村里务农。除了向她争钱之外，全无一点孝心，当然也是是她使他们蒙羞。村子里的人现在也不看待她，原来她是烈属，又有钱，别人背后骂她，当面还得奉承。现在她已沦为贫困，按说也不算贫困，她一月有十多元（八十年代），但她那点钱被三个儿女抢来抢去，到不了她手里。再说，现在烈属也不被人看重，都说是她放荡的报应！
    女人们不理她，男人们自然也不敢理她，怕一理了她，就怕别人说自己与她有染。
    九、
    姚芝瓶如今穷困撩倒了，她本是一个十分向往爱的人，她需要有人爱她。她这一辈子就是需要有一个男人来爱她，按说，这不为过，每一个人都有爱的权力，也有被爱的权力。问题是，她遇到了四个不幸：一个不幸是我们民族的观念：男女不同。比如就这些条例而言，抚恤对象有妻子父母儿女，却没有丈夫。这是一种男尊女卑的观念。既然已把女人归之为弱势群体，是男人的依附，也就有了第二个问题。第二问题是，这政策有瑕疵，那优抚条例在这个问题上有问题，它有它那个年代的特点，那就是它往往忽视了“人”这一主体，更别说它会去看重作为一个人的情感问题。虽然也作了补充，但这补充显然是在那条例面前其可操作性是不确定的，因而到了下面因地方利益就变得不具有可操作性，而成了一纸空文。能不能使女人从男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给了她们什么样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条例的瑕疵。三，姚芝瓶本身的错误。姚芝瓶没有文化，不知道什么是她最需要的，在每一次人生的关键时刻，她都选择错了。她也因这优抚待遇而消磨了自己面对生活的勇气，实则，她失败就失败在安逸，是她为了这安逸，而放弃了一个人在被社会所承认的范围里获取正当爱的权力！所以她就象西比尔一样，她必不幸。四、所遇非人。
    这一天，老得颤巍巍的姚芝瓶拄着一根竹竿来到丈夫坟前，这是她真正的丈夫，是邹国瑞烈士的墓。她站在这显赫的墓前，怔怔地看着，充满了留恋和绝望，泪水就流了下来。她摸着那墓碑，一点点的摸着，喃喃地不知在说什么。
    ……
    突然，她“啊！”地向天撕心裂肺地尖叫了一声，那苍老悲凉的声音，象哀嚎。
    又站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去，拄着竹竿，踉踉跄跄地颠簸而去。
    夕阳西下，照着她那柔弱的身体，照着她那对爱始终充满着渴求的身体，渐行渐远，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永远地留在了那遥远而渐趋暗淡的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