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进到一家报社实习。同一期实习的有不少人，但最后只留一个，竞争相当激烈。
    日复一日的杂物，我简直要做到绝望了才知道，原来实习生的等价词就是小工。
    这年头大事少有小事不断，难得出了个大案子，也没几个实习生被派上前线，连打杂都没的做。我就只好被留在社里做后期。
    我倒是没什么所谓，台前台后，只要做得好，都会有关注。只可惜这么认为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于是每天灌进耳朵的就是人前恭维人后谩骂。
    我直想冷笑，虚伪也不带这么搞的。
    况且，冲在头一个的，难保不会受到什么非人的待遇吧。
    亚洲最大的贩毒集团。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你要真写出点什么惊世骇俗的玩意出来，以后挨报复看谁倒霉。
    况且拘留所里的空气，想必不会很清新。
    于是我高高兴兴留在报社，做我的后勤。
    那几天里，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忙这件案子。社会上引起的轰动，大部分已经被警方压制，消息少到离谱，可又不得不报，读者想看，瞎编我们也得写。
    错了，不是我们，是他们。
    我们连瞎写的资格都没有。
    亏得老板仗着一张还算不赖的皮囊，勾搭上了西区总警司的千金。左哄右套骗出来点口风。
    想想看也真为老板不甘，为条新闻居然沦落到卖笑。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变相的鸭子服务呢。
    但新奇的是，这次的事件居然没过多久就给压制下去了。听说警署千金那边说，这件案子要秘密处理，媒体要严把口风，就这么把我们老大给打回来了。
    其实这还不明白么，有人打通了关系，哪里还用的着给那帮不小心被抓着的倒霉蛋判刑。早点放了早点算，还省了局子里的水电伙食费。
    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连日来的心血全部付诸东流。
    现在再看报社里的状态，十个记者九个睡着，还有一个半睡半醒。
    最近太累了。
    总编辑一脸愁苦的表情来找我，说，与箜啊，你看这…大家都累的不行了，都是跑前方的，你还算可以在社里边，这回的酒庄拍卖，你看……
    我直想骂句“我操”，你们累死了，新人想偷懒，就剩我这么个平时老实巴交的，不宰我宰谁。
    心里那么想，但我面上还是笑么盈盈地答应了，感动得总编老泪纵横，一个劲大叹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么热心的少啊。
    一瞬间，我成了社里的红人，前辈后辈都在感动，原因各有不同。
    我操，你们当我不累么，做后勤就那么容易么，那么多字你录入试试看。
    妈的我要有刀子肯定剁了你丫们的。
    可是现在毒品案告夭，如果这次的访问做得好，留下的人就是我。忍一时而得千秋，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我乐呵呵地挎上相机，拿上一百块钱一个的破录音笔，出门去。
    不过总编也真够毒，傍晚六点的拍卖，你中午才告诉我。
    光是驱车到市郊的葡萄庄园需要三小时的车程，这是有钱人的时段，像我这样的十一号只能先搭公交到终点站再打车。
    整合下来，我至少要早出发一个半小时。
    如此算来，如果不出差错的，我至少需要耗费五个小时在路上。根据我那块暂时还没停的破表来看，我还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心里郁闷，但理智还是有的。
    我没有时间再去做别的，为防汽车误点，还有到场后那么多的事前准备，我匆匆跑到报社旁边的便利店买了个三明治揣在兜里，预备着上车再吃，算作午餐。
    我出大门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我好善良，善解人意。
    我礼貌性地笑了，顶着秋日难得的艳阳，跑到车站去坐车。
    身后嘈嘈的说话声通过空气传过来，我甚至能听到一人一句的，“嘿，那家伙真是个傻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