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一头长白老母猪
    张姓有些人视我为敌，然而秦桧还有仨相好的。张姓一位同龄人，至今没有与我分道扬镳，还很谈得来。
    不久，我们俩打坷垃打到一起，只叙到天黑了地里只有轰轰隆隆的拖拉机了，我们还在扯。忘了扯到啥了，只记得他直率地说：“你书读多了，是有点迂腐了，老弟。”
    我心里一咯噔，想到数年前找周县长贷款的情景：我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全国紧缺二十亿斤猪肉，十年之内，仔、肥猪价只长不掉的信息，经过多年的实践长、次子都积累了一套养猪经验，于是我写了份可行性分析报告，从乡里跑到区里没人问，无奈找到了当时的周县长，那位官老爷不给贷也就算了，竟抓住我不让走，还吓唬我说：“我一批就是两百万，你可贷？”我把经过如实写出来，竟发了。而我们区的区长原来也是喝粉笔灰的，竟评价我说：“迂腐！”从群众到领导，都在我背上刺上了“迂腐”二字，可见我真迂腐了。大师塑造的孔乙己，是封建礼教牺牲品的典型，是那个时代读书读成不谙世事的迂腐者，最后受到社会的残酷惩罚——被打折了腿，那是他放不下丑架子，，自食其不劳而获的苦果；而我为什么会步他的后尘也受到一次次残酷的惩罚，使我背上“迂腐”的十字架呢？
    这次向我进攻的是秃子的“嫡系部队”。
    那是1997年3月6日农历正月28夜里，我一头将生仔猪的母猪被盗。这头长白母猪体大如牛，才生三窝猪。那时仔猪七块多一斤，死母猪剥出三十多个仔猪，这猪给一万我也不买，这在经济上心理上是对我们全家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第二天即3月7日，早饭后约八点来钟，李寨屠户胜量说他买头长白死母猪，妻一眼就认出是我们的。屠户说：“铁子，连（秃子侄子）卖的。五百块钱已付。”
    铁子姓陈，住谷河南谢庄。屠户用脚踏车带着妻去他家，路上提供两条重要线索：“铁子接钱时吓得腿直抖。”“猪拉到俺那还热乎乎的——现在猪杀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凉。”还说啥时候他都做证。
    铁子与秃子有亲戚。他说是早（农历正月29）起去任庄卖鹅蛋看到的，就喊干活的连卖了。（铁子在我村窑上上夜班干活）
    在任庄炕鸡的刘天军说：“二十八晚上（农历）铁子刚交一挑子鹅蛋——鹅蛋上有日期姓名。买一挑子鹅蛋三天也买不够。”夜里上哪买鹅蛋？况且猪是在大路西隔块麦地杀的，不去找是不会发现的。嗜赌如命的连，每年都从腊月赌到二三月，这大正月他与其父咋起哪么早去扒地头?——铁子不是去卖鹅蛋，而是在“导演”地指挥下演“丑角”。不然接钱为什么会抖？
    铁子不退钱，妻把他的新脚踏车推来了。屠户说：“不退，你想进派出所屙粗的！”
    铁子跟到俺庄，与连商量每人要退150元，妻不愿意。我长子说：“咱去派出所——真是你们拾的一分钱不要。”铁子胆小心虚，要全退，妻看到了问题，没接钱报了案。
    农村是拳头天下。秃子虽集吃喝嫖赌于一身五毒俱全又不识字，却一直是行政村主要领导，还主宰者我村的沉浮。他曾与众人一起过谷河南去偷人家的棉花玉米。根子不正稍子歪，身子不正影子斜。一年四季，俺庄偷盗成风，麻将牌九不断。弹丸小村竟有三名逃犯，其一是连之兄。整个村子被他搞得乌烟瘴气，好人受气，坏人神气。这不仅是我村群众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九十年代末，我国已经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改革开放的阳光已普照大地，而偏远农村亦然改变不大，至今文明正义的光辉仍照不到偏远的乡村。这主要是基层领导权仍掌控在宗族人头流氓无赖手里，如果不彻底改革，换一批“鸟儿”，解决好农村基层领导权问题，不仅是不管投放再多的扶贫资金再过十年二十年仍不会有大的发展的问题，还会给整个社会埋下隐患。我在《黄土地的呼吁》这篇习作中有过专门絮叨。
    听说报了案，张会记（行政村会记）家的牌九场散了。张姓那些无知的小人，都视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者为敌，就开始捉弄妻，如有人讥讽说：“这样小偷跑不了了——赔你的就不是头猪了——”还有怕沾住自己的，如一人说：“你去看看拴猪的绳子有名字没？（绳子是用淡黄色肥料袋剪开搓的）”张会记接着说：“午季送麦，我还有五六条袋子在别人家呢。”接着又有几个人鹦鹉学舌。这无意中透漏的话，不是等于承认是你们岳姓人偷的么？
    张会记虽是孤儿，但会适应畸形环境，会给秃子兄弟“抬轿子”，用土话说会“扛二蛋”。如他有三亩好地，靠着小溪，秃子老三之子叫新的要在溪边立窑，换他的地，他舍不得那块“粮食囤”，新借机把他锤了一顿，乖乖的把地换了。张会记干过行政村主要领导，但只干半年，几次被打得头破血流，自己主动提出调换为会记。连妻那样没知识的人，就说他没骨头。在众人围攻一位妇女时，作为村干部的他不但不支持正义，还与之槌鼓相应，丧失了作为人的起码良知，沦为狗彘不如的败类。
    我们那里有胡台古会，每年香火灰堆积如山，那么多农民精神仍麻木得如祥林嫂。这是不是基层当权者之罪？请看基层执法者：
    下午，派出所陶指导员带着招聘干警陈来到张会记家。其中陈是秃子的表侄，即陈父与秃子是亲姑老表。一看是陈来了，张姓人都高兴了，来了精神。调查中陈与张会记一唱一和狼狈为奸，一直无视正义与法律，赤裸着左臂袒护连、铁子。铁子怕事，传他去见干警想跑，张姓多人给他鼓气壮胆说：“别怕——一跑，就算承认了。没多大事。”他走到会记家院里，吓得脸成了红关爷，且大汗淋漓。大概他本是憨厚的农民，第一次做坏事第一次被“导演”着演戏吧？这时如果执法者有一点良知，有一丝正气，就会使他吐露事实，使他承认错误，引以为戒，痛改前非，今后做位好人。可是他们却与窃贼穿一条裤子，沆瀣一气，对露出的狐狸尾巴不但不抓，还用自己的警服遮住。这与窃贼本人与社会都是有百害无一利的。
    令人气愤的是：当妻、长子提出去现场猪圈看窃贼丢下的红盆、撒了一路的麦麸子时，陈依仗权势推脱遮蔽说：“我们不是侦探，没那么高技术。”
    陶指导员也“人随朝代草随风”了。
    因经济问题秃子曾被免职过，然而在张庄非秃子兄弟及下一代干不了，即别人干他们捣，使你干不下去。这样行政村主要领导的乌纱帽便又落到秃子侄子新的头上了。在其任职的一年多里，调款随意加码，多次殴打妇女，本应受到法律绳索的惩处，但由于农民的懦弱怕事与“方孔”的神通，他仍逍遥法外。他毫无社会责任心，而立之年已生四子，为以后在张庄做“始皇”打下了基础。他背着两万多债，还在给上上司“灌米汤”，——想当行政村主要领导。他仗势把吊窑立在我地头仅五尺远的地方，烂砖煤灰肆意往我地头倒，妻嘟囔几句，他举手就打。我们只好忍让，只好把打掉的牙连血咽肚里。
    张贤亮的《青春期》上有句：“对非法事件必须有壮士断臂的果断.......”而我胆小得像只羊羔，那把邪恶的砍刀能不一次次砍来?
    新已烧了两年窑，按说也该积累一批资金了，但他吃喝嫖赌全占，百万富翁也不够挥霍的。他开窑急需钱就走起邪道来——可能是方便袋破了，或者上苍有眼在扬善抑恶，二十八日夜行窃时，喂猪拎的麦麸，从他住的大门前丈把远直撒到我猪圈里。别说是干警了，就是二百五也能找到线索——尊敬的陈“警官”还需要侦探么？
    当时陈、墙头草似的陶指导员，只记录连父子的话。妻气糊涂了，想到一点想说，陈不是厉声阻止就是鸡蛋里头挑骨头，说妻声音大了，态度不好了，竟当众斥责说：“你别太厉害了——猪没有就有理了？——你自己也有责任么！——为什么不看好？你这是渎职知道么？”
    陈、陶指导员使妻与长子变成了被告！
    这就是偏僻农村的执法者!
    身为国家公安干警陶指导员，也毫无正义，猪被盗的第三天，我从县城回来，找到他时，仍顺水推舟说：“搁邻居是大事，算了，不就一头猪么.......”
    我乡陈姓多，所以陈敢无法无天。至今这位只四肢发达的家伙，仍在穿着警服为民“执法”，为民“除害”。
    悲哉！
    派出所的左袒，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他们怂恿李姓大户之女连之妻打骂我妻，向妻要铁子的脚踏车，妻说：“我又没推你的。”竟大胆直言不讳：“偷猪我有一份，我分脏了——有本事告去！”连父还呵呵笑着讥讽：“远贼离不了近线，咋着咱了！”一些张姓狗男女“一个小鸡孬十个小鸡叨”就，鸡一嘴鹅一嘴群起攻击妻。妻已一天茶水未进，又被众人侮辱捉弄，气、恼、悲、怒、恨，充满心胸，——我回家后，她哭诉：“我真想一头撞死墙上！”
    悲哉，斯言！
    她哭出了对不公现实的抗议，也哭出了对懦弱书呆子我的不满——对非法事件，我缺少张贤亮那种敢于砍人手指的壮士气概，怪不得连那无知的矮女子就敢欺负我，敢把杀人的屎盆子往我头上扣，敢纵身跳进我这条清澈的小溪里洗她满身的臊气。
    派出所为虎作伥，我想总有讲理的地方。到县里找到文联主席韩光，说有位也耍笔杆子的是公安局政委。可又说一头猪，到你那一百多里，公安局去调查，光车费也得几百块钱，劝我算了。那时我已负债，就听了韩的。
    我爱好文学，曾在《安徽日报》等报刊发过散文。因家庭经济拮据，近来只写未寄，因之积多本习作。我多么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啊！然而，我还没有摆脱宗族与权力私通的“肥猪”“入室”这两个畸形儿的纠缠，又强加给我一个宗族与强盗交媾的“母猪”的怪胎，不仅没有安静可言，连起码的生存权利也将要被剥夺。二十一世纪了，为何我还会有秋女士“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处境？身处这样人性扭曲的畸形环境的汪洋大海中就只能被溺死么？难道生活非把一个一介书生逼上玩刀子的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