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雪城迷雾
    到多伦多后，我并不急着出机场，因为时间还早。我在机场公共电脑前投入几个硬币，打算查一查多伦多城区地图以及这些天本地的雪情预报。
    掏钱的时候，想起Agate数给我钱的情形，真的很羞辱，面红耳赤。
    她给了我700，说：“你会需要一些别的花费。”就冲这点，她还算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或者说是个守信用的人。要不，到了多伦多，依然口袋空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好了。
    进而，我在想，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倘若她还有一点社会地位，还需要维护自身的体面，千万不可暴露自己生活中最隐秘最阴暗的那部分，否则，就是自毁形象。虽然我们知道，每个人其实都是衣冠禽兽，但需要戴的假面，还是要戴；需要着装优雅，还是要尽可能穿得体面一点；狐狸尾巴，还是要藏好掖好，否则，让人一眼望穿，败絮在外，整个世界也忒肮脏忒不环保太让人绝望了。
    坐上电脑，鬼使神差，不知怎么我突然起意想看看自己的邮箱。好久没开邮箱了。那天，我在那里看到表哥几天前的一封来信，他这样说：
    小钧，你表示一定不在温哥华待，我和你姐虽十分纳闷，但觉得你一定有自己的理由。
    和你姐再三商量，眼下刚好有一个机会：不知你还记不记得莎小姐，就是你在新加坡住院时，她改签了机票特地到医院看你的那位。莎小姐为人真诚，生意圈也发展得很好，最近和朋友合伙在上海办了一家公司，经营广告业务。那天，我们一起吃饭，偶然提到你，她很为你目前的情况担心，主动提议，你可以去上海公司工作，前提是你打定主意要离开加拿大。
    这事还没定，听你本人的意见是最重要的……
    对于信的内容，我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我的心全在尤瑟夫，只是隐约感到表哥和彤姐对我回国的事终于有了松动。如果回去，不是回北京，而是去上海。
    我磨磨蹭蹭出了机场，已经是早上。虽然雪停了，但满城皆白，车辆很少，路也难走，城市有如童话般的美。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Jarvis街，找到多伦多芭蕾舞团的驻地，一幢U字形的楼。还没到上班时间，我就在楼对面的咖啡店要了咖啡和热狗，吃下后，感觉身子暖和了不少。
    十点光景，我见U型楼不断有人进入，其中不乏高挑的俊男靓女，挎特大的运动包，估摸到了工作时间，于是便惴惴地进了那幢玻璃幕墙的大楼。据说，大楼的前身是CBC，加拿大广播公司。那年，公司用一元钱把一幢十七世纪的古老建筑转让给舞团，在此基础上改建成如今的这幢现代化楼宇，古典和现代融为一体，外墙是整一个玻璃大罩子，很符合舞团的艺术气质。我走在通透而洁净的走廊里，仿佛一个观光者，一时竟忘记了自己要干吗。
    我进入一个空阔的排练场地——他们称之为classroom的地方，见许多男女舞者在那里练习，钢琴声悠扬，显得格外宁静，让我又一次感到自己的生活真是糟糕透了。
    有人迎上来。一个谢顶的小个子，估计是干行政的，他礼貌地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我知道他真实的意思是：你是谁，你干吗？
    我对小个子说，我要找一个人。
    小个子问我：“是舞团的吗？”
    我说，对，一位俄罗斯籍的演员，叫尤瑟夫。
    小个子露出了莫名的表情。我进而把尤瑟夫的名字拼了一遍给他听，他摇摇头，说：“没有这个叫尤瑟夫的舞员。”
    我紧张了，怎么会没有呢？尤瑟夫告诉我他一直在力争进舞团，他滞留加拿大拒不回国甚至黑了身份，就是为了进这个舞团。而且，就是在前一天，他明确告诉小旅店值夜的，“我去多伦多了”。小个子竟然说没这个人，这不是玩笑吗？他一定搞错了！
    我坚持说有尤瑟夫这人，是刚刚进入舞团的，也许先生您并不了解。我希望他一定帮我打听到。小个子说：“我们的舞员都在这儿了，你找吧，谁是你说的那个尤瑟夫。”说完，他撂下我走开了。
    我懵了。
    我细细打量过，场地里没有尤瑟夫。如果他在，我一眼就能发现他。他会在哪？我一筹莫展。
    过了会儿，小个子又回来，说：“我带你去行政部打听一下吧。”
    我说，Iappreciateyourhelp，太谢谢您了！
    在行政部我又傻等了半天，终于等来一个知情者，她径直问：“你找尤瑟夫·××××××××∙××××？”那一长串的名字我压根记不住，但“尤瑟夫”三个字我听得很分明。
    我说，是。
    她说：“尤瑟夫不在这儿。大约两个月前，他曾经到过这里，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关于他来舞团工作的事。尤瑟夫是个出色的演员，我们非常欢迎他到我们舞团来工作，我们甚至为他安排了很好职位。但是，由于他的身份问题没有最终解决，这次会谈失败了，舞团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接纳他，我们向他表示了遗憾。后来，他回温哥华了，好像那是圣诞前一天，之后，尤瑟夫再没出现过。”
    我完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们没必要骗我。
    我木然站起身，道了谢，怏怏地离开。
    行政部的人后来向我透露一个信息，也许她原来并不打算说，见我很失望的样子，终于忍不住，说：“尤瑟夫去了哥本哈根了。如果没有意外，现在他应该在那里。”
    哥本哈根，丹麦，北欧，多冷，多远……
    走出U字型楼宇，我站在雪地里，找不到北。
    我干吗？我傻呀。傻到不分东西，不问实情，一冲动就以为他铁定在多伦多。我为什么老是认为他去了多伦多？事实上，他自己从没跟我说过要去多伦多。
    眼前的一切很恍惚，我努力把它想成是积雪太刺眼的缘故。
    他怎么可以这样？温柔的拥抱，温柔地说“来吧”，温柔地表示“早就想要你……”，这一切都是不负责任的话。不负责任的话怎么可以说得如此温柔，如此顺溜，囫囵得连个嗝棱都不打？！
    我曾经一心要找到他，觉得要不这样，对不住他的一往情深；不把他干成一个娜塔莎，我枉为瓦西里，白瞎了爷儿们，不，白瞎了“东方王子”。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觉得别人都跟我一样，不把爱进行到底就过不去了。事实上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和他那些重要事相比，爱算个什么？
    他选择了不辞而别，也许是不得已。多半是不得已。不得已在那个充满柔情的早晨选择了上路，去到冰天雪地的丹麦，寻找他的艺术前途，未来人生。
    而我却独自守望着一个虚幻、无妄的梦。因为虚幻，才有扑空；因为无妄，才丢失。
    现在，我意识到，我要找他，完全没有道理。纯属冲动，纯属幼稚，纯属一根筋。
    我伏在满是积雪的街边栏杆上，流泪了。
    眼泪冰凉。
    我这才知道世界上的眼泪不都是热的。
    当天中午前，我就乘坐飞机回温哥华了，一路上欲哭无泪，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回房东爷爷那里去？我去的那个方向很盲目。事实上我已经无家可归。
    入夜时分，我进入了房东家所在的那条街。华灯初上，沿街的小楼一幢幢挨个儿亮起灯，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难言的酸楚，家真好，有家可回的人心才会充满暖意。
    我坐在房东家小楼前的街沿上，迟迟不敢进门。两个晚上没有回家，又不打电话告知，这是绝对不能原谅的。初到温哥华的那天房东爷爷就有言在先，夜不归宿，就得卷铺盖走人。
    手很脏，脸也一定是脏的。肚子很饿。因为饿，身上已然没有一点热量，直哆嗦。爷爷几次从小楼里出来，有一次是将垃圾袋搁屋前，按理他应该看见我就坐在街对面，但他好像没看见，抑或说视而不见，看见了只当没看见，不搭理我，让我知趣走人。
    后来，我实在扛不住了，斗胆进了小楼。
    房东爷爷和奶奶正在张罗晚餐，见到我，停下手里的活儿，怔怔地，就像看着一个进门要饭的乞丐，不言语。
    我叫过爷爷奶奶，匆忙上楼。后来，爷爷跟了上来，见我在收拾箱子，不问我干吗。他当然知道我在干吗，却视而不见地说：“奶奶给你做了热汤，下楼喝点汤吧。”
    我僵持在那儿，许久……噢，我说。
    我继续往箱子扔了几件衣服，当我无意中抓到奶奶给我织的那双毛袜时，抑制不住，泪眼扑簌簌掉下里。后来，我忍不住哭出声来，我的哭声是颤抖的。一个人做不到永远是无声饮泣。颤抖的哭声怎么也压制不住。
    我擦了眼泪，走到楼下餐厅。奶奶慈祥地微笑着，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似的：“来，你最喜欢喝的白豆汤，趁热喝。”
    我使劲吸了下鼻子，什么也没说。
    汤真好，牛肉炖得异常鲜美。奶奶看我吃得稀里哗啦，叮嘱我：“慢一些，我的孩子。”她告诉我吃完锅里还有，这话和我北京的外婆如出一辙，和我那个上海籍的干妈如出一辙。老太太永远觉得我该比别人多吃一份，永远担心我会不够吃，永远会因为我把锅底都喝空而高兴得合不拢嘴。
    爷爷一直坐在餐桌边没说话，也没有喝奶奶盛上来的汤，兀自吸着空烟斗。
    喝着汤，眼泪忍不住再次流下来，特别汹涌，我赶紧低下头，不想让他们看见。
    爷爷放下烟斗，“知道自己错了？”他说，“吃完回房间洗个热水澡。”
    眼泪滴进了汤盘里……哽咽得咽不下。
    其实，我的眼泪并不完全是认错，我只是觉得在外的这两天，受尽了欺负，受尽了委屈，但在这幢小楼里没有欺负，没有轻视，没有怠慢，没有责备，连我去了哪儿、去干什么都不打听，好安全。可我为什么偏要远离安全，不可阻拦地闯入重重危险之地，去经历那些抽筋扒皮的苦难，甚至被虏走灵魂？！
    晚餐还没结束，来了俩警察。一看就是冲我来的，但我没慌，因为没干坏事。紧张有一点，毕竟是警察，他们来得也太突兀了。
    警察看到坐在餐桌边的我，问爷爷：“他回来了？”
    爷爷说：“是，傍晚时分刚回家。”
    “那就好，我们也放心了——”警察表情幽默地说。
    爷爷说：“两位警官费心了。”
    原来，我夜不归宿的头一晚，爷爷报了警。警察没太当回事儿，认为我很快就会回家，因为我是个成年人，一个身高接近一米九的男孩子。事实是，的确我两天后就回家了。警察这是主动上门来销案的。
    警官走向我，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我说，没，没有。
    警官说：“确认没有？”
    我说，嗯。
    警官说：“那就请你在这纸上签个字。”
    我看那是张报案的笔录，于是就在那上面签了字。
    警察临走，关照我：“年轻人，按照本国的法律，房东对你有绝对监护权，你在加拿大期间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得到房东的允许。当然，如果受到虐待或者迫害，你也可以起诉房东。在我们看来，你的房东是两位可爱善良的老人。”
    我说，我知道。
    警察微笑着说：“看起来晚餐不错。继续晚餐吧，祝大家好胃口。”
    …………
    两天后，我继续回学校上课。那时候我和同学关系已经处得很好，但也有些烦心事儿，课间，老是有同级的或者其他年级的同学到教室门口来，约我放学后去这去那，BillyCrystal那帮盖们也老是缠着我。同学约我，无非是参加一些聚会，多半是友善的，有的还不错，问题是有的聚会明显很糟糕。看到有人公开在聚会上吸食大麻，我就赶紧找个理由早些离开。我老是拿爷爷当挡箭牌，说，警察都教育过我了，我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听房东的，现在房东爷爷叫我回去了，很抱歉！
    渐渐，我已经能分辨哪些人叫我我能去，哪些人的邀请必须婉言谢绝，别事到临头再抬出爷爷，挺没面子的。
    那段时间是我倍觉痛苦的日子，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前景在在哪里？人生仿佛走到了尽头，再往前走是哪里？仿佛走到今天这一步，什么事儿都戛然而止，没有发生，没有继续，没有回旋，也没有终结。每天回到房东家，匆匆吃完晚饭，做完不多的作业，倒头睡觉，哪儿也不去，什么话也不说，连电脑也不上，甚至连澡都不洗。梦是我唯一的游乐场，但那些梦也大多是荒诞不经，没有头，没有尾，没有来由，没有色彩……有时仿佛在哥本哈根，有时在北京，有时则哪儿也不是，只是空空的无人之境，只有我一个人在一片混混茫茫中了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却不知要走向哪里……
    几天后，发生了一件事，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但我必须讲一讲——
    那天，我到学校，见当天上午的课程通告是一堂公开课，“西方风化史”，讲课的是客座教授Margaret，讲义的标题是《风流世纪》。
    在阶梯教室，听课的人很多，超多。我迟到了。当我弓着身子悄悄在阶梯式座位上落定时，突然发现站在讲台前的竟然是玛瑙Agate。那个肥胖身材、栗色短发、戴红框眼镜的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