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点事儿已经过去五年了……那点事儿深深烙在我脑子里，因为，那真是刻骨铭心。
    1、走进北京
    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四点刚过，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机舱门打开后，人们争先恐后向入关口蜂拥而去。
    人流中，走着一位双肩背包的高个子男生，神情忧郁，步履懒散，在所有行色匆匆的人中间显得尤为突兀。男生身上皱巴巴的T恤，已经看不出原先的颜色，牛仔裤沿大腿根有两个大大的破洞，横贯前后，随时要和裤身断开的样子。从光脚趿着运动鞋的散漫样子看，是南方籍乘客——这架班机从新加坡来，大部分乘客还没有经受过北京秋天的冷冽，大多衣着单薄简约，露胳膊露腿，不合时令。有些还很怪异，比如那男生，室内还架着墨镜，这在北京是很鲜见的，于是人们想到，这小伙子不是患有眼疾，就是一双眼睛长得难看，门面上有缺陷是人生不可弥补的遗憾，是需要遮挡一下的。人们不禁为那身材颀伟的男孩感到惋惜。
    男生终于来到海关入关检验口，他没有接上排得长长的人龙，而是靠在一边的墙上，好像很疲惫的样子，要不就是肩上的背包不堪重负。
    轮到他验关，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他依旧懒散地向闸口踱去，随后不紧不慢地递上自己的护照。检验官看了他一眼，神情刻板地说：“摘下墨镜。”男生显然没有听明白，他不懂用“摘”这样一个很北方的动词，没有按检验官的要求去做，于是，检验官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这回，检察官的语调不仅仅是刻板，已然大为不悦了……
    男孩终于听懂了检验官标准的北京口音，随手把脸上的墨镜往上一推，架在额头。检验官顺势看了他一眼，“干吗要遮着？”检验官不解地问。
    检验官这话问得蹊跷。原先他和其他人一样，认为眼睛缺陷是男生坚持戴墨镜的理由，没想到当男生推开墨镜时，竟然露出一双异常秀美的眼睛，睫毛长过一般人，而且又浓又密；瞳仁浑圆，眼神清澈而坦荡，是一双值得骄傲大可赞赏的美目，完全没必要挡住，检验官不禁又嘀咕一句：“还以为是……”随即在护照上盖了紫色的入关印章。
    男生摇摇晃晃经过闸口，检验官还留意多看了他一眼——男生的肩膀很宽，走路的样子有点摇，很明显的一个特征。不一会儿，男生就消失在空港的人流里。
    这个乘坐新航下午班机来到北京的男生，就是我——F•Tony。
    护照上的中文名字“剑钧”。一个很大陆化的名字。
    我走出空港时，已经看不到走在前面表哥和彤姐，他们和我同机抵达，比我早出关，一晃就没了影了。正踌躇，迎面走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宝利达”的行政秘书，叫李豫——叫我老李就行，公司的车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你哥你嫂让我来接你过去。”一边说一边主动接过我的背包。
    我轻轻叫了声“李叔”，随即跟着他往外走。
    李豫说：“你穿太少了，北京已经下10度了，这几天还有风，早晚穿小绵褛都不嫌热，你穿这样会冻病的。”李豫坚持要把他的西服外套脱给我穿，我推辞了几次，见推辞不了，就接下了，但没穿，提在手里。
    李豫使劲打量我，说：“冯总说您受伤了，身体欠佳，一路上够受的。怎么样，还行吗？”看得出他是个热情麻利的人，是做秘书的料。
    我含混地回了句，没事儿。
    打小时候离开，北京的模样我已经不认识，从机场出来一路都是高速，听司机和李叔一会说“走四环转二环”，一会儿说“走五环不那么堵”，我只管闭着眼睛睡觉。间或，李叔回过头和我说话，说这会儿正是高峰，“机高”特别堵，没一个半小时到不了家。我琢磨“机高”就是“机场高速公路”的意思，心想，北京人说话真够节俭的，嘴上却说，不急，慢慢开吧。
    车内开着空调，暖烘烘的，一会儿我就睡着了，等李叔告诉我“到了”，天已经完全黑，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走下车，揉了揉发麻的脖子，看着我此次行程的终点。
    表哥的车子在我前面，这会儿正和姐一起往下搬行李箱，李豫赶紧过去帮手，我傻愣愣地看着他们，不知道哪件事是我该干的——一路上我一直是这样，每次都要彤姐提示我，我才嗡嗡地说“噢”，才照她说得去做，很木讷很没智商的样子。后来，人们告诉我，男生尤其是个子高的男生，不能太乖，不能老回答“噢”，否则会让人觉着傻。我心想，就是要让你们觉得我傻。后来，我还知道，在北京一个傻字不足以表达人们的鄙视，人们通常称之为“傻逼”，痛快淋漓。
    我看见表哥家所在的公寓区非常大，并排伫立着好多幢一模一样的楼，都是高耸入云的建筑。但无论多大的社区，这里的人都习惯叫“小区”。夜色中，小区每个楼层都有灯光，但每盏灯的颜色和亮度都不一样，因而显得特别杂乱。杂乱到壮观。
    我虽然不是来自乡下，新加坡也算是个人口稠密的地方，但真的没见过这么密集的公寓区，置身于高楼下，内心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后来，我了解，表哥住的这地方是北京所谓的大学园区，人民大学、北师大、工业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什么都集中在这一块。公寓区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太月”，是北京比较早的一个商住楼盘，楼刚起的时候，简直豪华得不得了，看了都让北京人眼馋，可没过几年也就不过尔尔了。
    表哥家是四居室，其中有一间屋就是我的。刚进屋的时候，觉得和原先想的不一样，没有什么北方的特征，和新加坡的居屋也差不多，只是家私更厚重一些，无论是颜色还是材质还是设计。比如说，一个案几明明可以是三条腿，可在这里肯定是四条腿而不是三条，更不会是一条。某些方面则显得比新加坡奢华。
    彤姐安置好行李对我说：“Tony，就跟到自己家一样，随便些。平时，我和你哥很少有时间在家，有时十天半月都不在，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了。”
    我看着她，没吱声。
    我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头栽倒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干，连行李也不想打开。
    胸口隐隐作痛，说明车祸造成的伤并没有完全好，旅途一劳顿，疼痛的感觉就加剧了。我后悔在新加坡出关时把那捆绑带扔了，此刻，我特别需要绑一绑，让自己能直起身子。我不希望在人前暴露出一点佝偻的样子。
    后来，表哥进来，让我去洗澡，我翻了个身，不理他。洗什么澡啊，我又不见人，不怕身上有味。再说，我真的是好累好累。
    …………
    我醒来，不知道是早晨还是中午，天气阴沉沉的，四周鸦雀无声。我不打算看时间，时间对于我还有什么意义呢？从这天开始，我就是个不受时间约束的人，我愿意什么时候睡，愿意睡多久，都没问题。愿意永远赖床上，也没人管你。起床反而是个问题，起床以后干什么？怎么对付漫长的一天，继而再去迎接更加漫长的另一天？
    我睁大眼睛看着天顶，那里有些繁复的墙角线，还有一盏琥珀色玻璃吊灯，第一天我就把它看腻了，我不知道还要面对它多久，也许，这就是我今后唯一的风景。我真希望从天顶上看出条虫子来，看出个大活物更好，但什么也没有。
    天顶一片洁白……
    和马丁的事算结束了吗？真要结束就好了，但直感告诉我恐怕没这么简单。
    临离开也没再见到他。今后永远也不见了？
    我不知道。
    反正周围人都这样希望，我也这样想，我不可以违背太多人的希望。众怒不可犯，违逆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造反！造反就要被管束，被压制，被流放，流放到一个神鬼不知的地方，直到你意志消沉，想造反也打不起精神来。
    是马丁把我带进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叩开了我心灵深处那扇紧锁的门，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想用死来结束这个可怕的事实，但失败了。
    失败的结果就是在精神上遭到永远的囚禁。
    我起床后，冲了个澡，看着哗哗的水把我身上蓬松的毛发淋成纠结的一片黑，继而又冲成一缕缕条状，我想我的意志也在分崩离析，被撕成一缕缕一条条……我找不到浴液，也不知道哪些毛巾是可以用的，一切都那么陌生，不方便。后来，我想，新的毛巾肯定是彤姐留给我的，哪条最新挑哪条用肯定没错。这样，总算把洗澡的事对付完。
    面对换下的衣服我开始犯愁，明摆着我不能让彤姐给我洗衣服，表哥就更别指望，从今天起我必须学会自己洗衣服，这是我流放生涯的第一课，否则就是存心不打算在北京住下去。
    我蹬掉鞋，赤脚站在浴室的瓷砖地上，把水龙开得哗哗直流，准备大干一场。事实上，我换下的只有一条小内裤和一件T恤。这时，我才意识到北京的水好凉，地也凉。是不是因为我心凉，才觉得什么都凉？
    小时候在北京住，没这种感觉。
    在我脑子里，不曾留下过北京水特别凉的记忆。
    自己洗衣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洗衣的程序，不知该如何下手。我在脏衣服上挤了许多浴液。说来你们也许不信，我看过别人搓衣，但当自己两只手合一起时，就是不知道怎么搓。稀里哗啦，没多会儿，弄得浴室一地是水和泡沫，自己也一身湿……于是，衣服还没洗完，又开始忙着找拖布擦地。
    彤姐回来时，我正跪在浴室地上擦地，挺麻利，但肯定是特别笨拙的样子。看见这状况，彤姐目瞪口呆，她一把抓住我，说：“你这是干吗？”
    彤姐把我拉到客厅里，逼我坐下，用干毛巾包裹住我沾满泡沫的脚。擦着，彤姐蓦地就哭起来。我明白这是为什么，鼻子也酸酸的，但装作没事，说，姐，我都快20了，也该学着照顾自己了，你别担心我，我行。
    我不说还好，一说，姐可哭开了，抱着我的脚，呜呜地哭出了声，还说：“姐没想到你还能这么乖。一下子适应不了，我们慢慢来……”闹得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脚从彤姐怀里抽回来，就那么僵着，差点抽痉。
    我的脚很大，44码。美国号10，28厘米。被姐抱怀里很不像话。
    晚饭，彤姐亲自给我做。她平时不轻易下厨，一旦做起来，还是很好吃的。
    吃饭的时候，彤姐告诉我接下来的安排。彤姐说：“Tony，你要尽快熟悉北京的生活，然后到学校报到，开始学习生活。在学校你能认识一些新朋友，到那时候就能真正融入到北京的生活中来。”
    我好像好久没像像样样吃饭了，感觉饭和菜都特别可口。彤姐见我大口咀嚼大口吞咽，挺高兴，不断给我夹菜：
    “生活上，我会按照你在新加坡的习惯，尽量不让你有太大的改变。我已经请了一个小保姆，给你洗衣、做饭，你绝对不要再自己洗衣服了，你自己洗衣，姐也太亏待你了，我怎么跟你爸妈交待，你哥也不会原谅我，答应姐好吗？”
    我认真点了点头。
    姐说：“你要开始说话，别老不说话，你不说话，姐心里特别难受。老不说话，以后表达能力会出问题。一个大男孩，不会好好说话，今后怎么进入社会，怎么和人交往？”
    姐给我盛汤，递到我跟前，继而说：“姐知道你爱好运动，在你这样的年龄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的。姐接下来会给你去物色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场所，让你可以继续游泳、打球。可是，这里毕竟是北京，不是新加坡，不可能全照着新加坡的样子来，你一定要克服这一点。首先要从穿衣开始改变，这里是北方，冬天会结很厚的冰，你必须从学会穿有领子的衣服开始适应。还要穿秋裤，这里男孩子都穿秋裤的。”
    彤姐放下碗，转身到里屋拿来新买的衣服，一一展示给我看，还一定要我穿上。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件套头的粗线毛衣，不光有领子，而且还是可以折两折的领子，我从来没穿过这么厚实的衣服。穿上后顿时觉得透不气来，浑身的肌肉似乎都被箍紧了。
    姐使劲拍了拍我肩膀说：“瞧你这身板，这么费衣服！吃什么长的？才20，那么宽，可不能再长个儿了。”
    我心想，也许这就叫“束缚”吧？称作“禁锢”也不为过，反正要把我箍成另外一个人。但当时为了顾全彤姐的一片好意，我一个劲说“挺好”。其实，没两天，我就用剪子把毛衣的领子剪了，我不知道毛衣是不能剪的，一剪全脱线，跟乞丐衫似的。我就那么稀里哗啦穿着去上学，同学还说我这衣服“新潮”。后来，彤姐看到了，再次目瞪口呆，直摇头。打那以后，彤姐再没逼我穿过高领子的衣服。
    那一年中，彤姐目瞪口呆的表情一再出现，成为我深刻的记忆。
    那天晚上，我对彤姐统共才说了一句完整的话，我说，姐，你不是说不再叫我Tony了吗？彤姐想了想说：“往后就叫你小钧吧。姐要是忘了，你提醒姐。”
    我又一次认真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