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二）
    关于王氏宝钏的故事，曾经，听到过批判的声音，说是男尊女卑制度的遗毒，说是套给妇女的枷锁，说是要求妇人从一而终的糟粕。
    这些，有点“某类阶级评论家”的味道，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姑且由他吧。
    先看看女性作家张爱玲的评论吧，她是从妇女的角度看这出戏的。张氏本身作为女性，她的见解或许更精到。张爱玲有一篇文章《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他不给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
    张爱玲作为女性，出发点自然而然地顺应了自己的性别。她首先对男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除了以点带面地指责了“男性的自私”，她更是声色俱厉地称呼薛平贵为“社会叛徒”。从女性的视觉和思维看，男人守在身边是窝囊废、是没出息；男人不在身边、顾事业，又会说“陪伴是最长情的表白”。反正，男人怎么做都是不对。
    张爱玲对王宝钏的态度，一是同情王氏的被搁置与被冷落，一是可惜王氏失掉的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一是可怜王氏在寒窑中经受的贫苦，一是感触王氏十八年间形单影只的寂寞，最后，张爱玲特别犀利地指出，王宝钏必须“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
    张爱玲自有她的道理！仅从作为女性维护女性、理解女性这一点来说，张氏无疑是很有说服力、非常有力量的。
    至于薛平贵是不是好人，是不是被写成好人，似乎，不那么确定。至少，在我，是不确定的。
    关于张爱玲的评说，先画一个句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秦腔也有称《王宝钏》为《红鬃烈马》的。红鬃烈马就是曲江池里的妖马，被薛平贵降服。这事成了他去征战西凉国的起因，红鬃烈马也成了他坐骑。
    关于《王宝钏》的评论，老生常谈，又不得不提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中评论《红楼梦》时说的话：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关于王宝钏的各种评论，见仁见智，各存其说。
    说到这出戏中有所谓的“封建思想”，完全可以。但就我看来，说这出戏是反封建、反传统的，似乎也未尝不可。
    不刻意嫌贫爱富、不讲究门当户对……不正是王宝钏所对抗的么？不正是王宝钏对以往所谓的“封建”、对千年以后的而今流俗依然的“非封建”的最有力的反叛么？
    谁又敢说不是这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