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粮失盗以后，包冕很自然地怀疑到了是葛兆明捣鬼，因为他既是仓廪主管，又是经手人，尤其是帐本丢了，更证实他销赃灭迹——这就是包冕的推断。而包公则认为邱大元的嫌疑较大，而且与其两个弟弟共谋，栽赃到葛兆明身上，既可转移视线，保护自身；又可在葛兆明获罪后，取而代之。
    刘秀云尽管是旁听侧问…总是会流露出对葛的关切。这样愈使包冕的猜疑忌恨成倍的增长，于是对妻子就使出一招“欲擒故纵”之计。假说下乡视察灾情，故意留出空儿来，给刘氏探监的时机。果不其然，抓住了刘氏的把柄，提出了“休弃”。这一来，刘秀云不仅从本县第一夫人的宝座上跌下来，而且落了个犯有“七出”之条的荡妇名义，身败名裂，无家可归啊！刘秀云面对如此现状，自是向丈夫百般解释，再三央求。她一准会说，只是受小姐妹之托，看在乡亲份上；绝无重叙旧情之意，你既然站在窗下，可曾听见有什么缠绵之语、越礼之言？十年了，难道你还不知我的人品如何……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包冕终于有些回心转意了。
    至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直接要求刘秀云帮他骗供，作为不予休弃、夫妻和好如初的交换条件；另一种，则是连刘氏也骗哄在内。假说只要葛兆明低头认罪，使自己下了台阶，则定予开脱，使葛某逐步获释。于是，这便有了刘秀云的二次探监。
    这两种可能，似乎后者更接近事实。那么，刘氏怎的就真个相信了呢？连葛兆明也不怀疑这是骗供呢？忘了是哪位哲人说过这么一句话，那意思是：“最容易使亲人上当，也最容易上亲人的当。”刘秀云理所当然的会认为，丈夫绝不会骗自己；葛兆明也同样会认为，秀云绝不会使自己上当的。所以，第二次过堂，不仅在审讯笔录上画了押，还亲笔写了供词，按上了手印儿！
    包公把事件发展顺序安排完之后，自己笑了，这不成了编“平话”，写“话本”了嘛！可编得再圆，也不能就是事实呀！然而，找谁查证核实呢，再次提审葛兆明，他一准不说实情：再者，他对秀云夫妇间的分歧、协议，也不知情。找侄儿、侄媳？无法开口动问，也有许多不妥之处。最后想起王玉兰来，教她再次去见刘秀云，她们同为妇女，又是自小的姐妹，容易说心里话。
    中午，包公与王朝身穿便衣，到街上吃了点饭食。之后，没有回寓所，而是往西门走去。一路上不断看到搜寻余得利的衙役，出巷入户，询问翻查。
    到了尼姑庵前，包公为减少王玉兰讲话的顾虑，命王朝站远一些，自己上前敲门。王玉兰出来，向老爷行礼之后问：“你老来找我，一定有什么事吧？”包公告诉她，刘秀云两次进牢去探视葛兆明。可是讲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此事，她丈夫发觉了没有？发觉后，对她怎么样？也不得而知。包公请玉兰去找刘秀云探问探问。玉兰听了，摇摇头，说她不打算再管这事了，她丈夫如能不被杀头最好，哪怕满腹含冤多坐几年牢呢，也认了。包公问她这是为什么？
    玉兰讲：“讲心里话，我恨死你老那个侄儿了！他自己身为全县父母官，盗买赈粮，就够罪恶滔天了吧？千不该，万不该，为了掩遮他自个儿，竟把赃栽到我丈夫头上！我若是手拿着真凭实据去告他，他就一准得杀头吧？这么一来，我丈夫是出来了，我们一家老小是团聚了；可我那受尽苦难的秀云姐，就不说受连累，也成了寡妇了！再说，你老对我这么好，我倒告得你侄子丢了命！我，我实在不忍心这么做。”
    包公听了，深为感动，他望着这个不识书文，身份低贱的小农妇，半晌说不出话来……可心里却不住地叨念着：玉兰呀玉兰，你真是淳厚待人，义薄云天！你宁可自己受苦受难，也不愿伤害别人……
    包公极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玉兰呀，你错了。包冕若真个像你说的那样，他坑害的可不只你丈夫一人、你们一家呀！你们那地方受灾不重；本县东南，成千上万没房住、没衣穿，有些人竟活活饿死了啊！六千斤粮食能救活多少人？可他，为一己之私，使多少女人成了寡妇，使多少孩子成了孤儿，怎能让这么一个黑心贼子留在世上呢？你若真有证据，把他告倒了。我得感谢你为我包氏家族，剔除了一个不孝子孙呢！”包公看玉兰似有所动，可还没下决心，便故意激她，笑了笑，说：“不过，我还不信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只两天工夫，就能抓到什么真凭实据，别是吹牛吧？哈哈！”
    “看，你老还不信？”于是，王玉兰便不慌不忙地讲了起来。包公听了，惊讶不已！
    前天，玉兰到城里买了一斤半糕点，装了一个小匣，去看张二嫂。她倒不是为打听什么情况，只觉得上次人家帮忙，也没能表示谢意，今日包老爷给了一把铜钱，总算可以买点东西带去了。她怕被表姨看见了不合适，挨到天黑了，才走进张二嫂家。
    张二嫂四十五六岁了，丈夫死得早，她苦了巴掖地将—儿一女拉扯大。女儿出了嫁，儿子成了家，都嫌她家里家外好管闲事，碎嘴子，唠叨起来没完，所以平日很少来。一个人过日子，自是冷清寂寞，一见玉兰，高兴不得了。玉兰说起不愿使表姨受连累，借住在尼姑庵，怕关城门，需早点回去。张二嫂一听就急了，说：“我这人没有啥，就是胆子大，尽管常来耍，连累我不怕，今日住我家，躺下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