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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那个新来的大高个儿。”
    趁着出工的中途休息时间,水明凑到我旁边来,指了个我之前从没在狱中见到过的人。
    那人袖子挽的老高,衣服也扣的严实,腰间扎了根细麻绳,在我们这群鬼模鬼样的犯人当中算是一顶一的整洁。虽然脸上被抹了黑看不清长相,但十有八九是个帅小伙。
    我扯了扯身上的烂布,心里有些发堵。想当初我刚进来那会儿也是被人眼红的主。俗话说“狂不狂,看米黄”,好歹我也是穿着米黄色儿的毛哔叽裤子进来的,现在还不一样跟个要饭的似的在这儿杵着,除了水明就没人愿意多瞅我两眼。
    “听说他被划为‘反改造’了。唉,不是我说,这年头除了白桦那样认死理的精英分子,谁还敢上诉啊。上诉就等于‘反改造’,这不都明摆着的吗。看他也不像是个文化人,估计是真活腻歪了才敢往这枪口上撞。那话怎么说来着……识什么者就是什么杰?”
    我拍掉水明搭在我肩膀上的泥手,白了他一眼:“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小子肚子里没几升墨水儿就别乱往外捅词儿成吗?”
    水明撇了撇嘴,在一边儿跟我挤眉弄眼。
    “哟,裴文哥,我哪能跟你比呢。我也就开个店混口饭吃,可你不一样啊,上过大学见过世面。咱们这儿除了白桦也就属你有文化了,可没想到你觉悟还挺高,刚念完书就回来犯事儿。是,你倒是有一肚子的墨水儿,结果咋的,栽墨水儿里了吧?要不说你们这些文化人了不得呢,白桦前脚刚进来你后脚就跟上,多能耐啊,敢情是都急着往这儿播撒文化火种呢?不是我说,要不是我,你就等着被扣帽子吧你。”
    “得得得,你孟水明的大恩大德我还能忘啊咋的,等咱们出去了,我那儿只要有你看的上眼的,尽管挑!”
    为了让水明这个一旦打开就很难收住的话匣子老实闭上嘴,我只好使出利诱的手段来。
    结果水明不屑地呸了一声:“少跟我来这套,你家那点破东西有什么可挑的,白送我都不要。就连那条毛哔叽也早就被你埋汰完了,我可不稀罕穿。你要真感激我,就把你的那些个同学带我店儿里来吃吃饭、照顾照顾生意就成。”
    “这个简单啊”,我咧嘴一笑,“说来说去,你不就是稀罕念过书的人吗……咋的,还惦记着白桦呢?”
    水明猛地给了我一胳膊拐,同时将脸转向了一旁。
    “少给我扯那闲淡!谁惦记他了?”
    “是、是,不惦记……我说你下手要是再狠点儿我都能跟马克思报道了。”
    我捂着胸口假装痛苦地哎哟了两声。
    “得了吧,嚎的跟猪下崽儿似的。马克思又是个什么玩意?”
    “你才下崽儿,哪有那么难听?马克思……你就当是村口的乔三爷吧。”
    “乔三爷?他不都过世十几年了吗……唉呀裴文哥你就别逗我了。反正现在也没其他事儿干,你就给我讲讲呗。”
    瞧着水明一如往常的求知眼神我就知道,得,我这几天的休息时间指定都得拿来进行关于马克思的专题汇报了。
    水明比我小三岁,从小没了爹妈就靠他姨娘阿梅把他拉扯大,家里比较困难,也没什么条件去念书。每当从我这儿听到点儿什么新鲜词儿他都会主动缠上来要我给他一五一十讲上一道。哪怕最后啥也没记住,他也坚决要听个详细。
    加之打我俩认识后,两个人就特别合得来,我又大他一截,被他左一声“裴文哥”右一声“裴文哥”叫的心里舒坦,也就从来没拒绝过他的请求。还时常逃学和他出去瞎折腾,挨过不少打。
    要说刚认识那阵儿水明还拿我当半个老师向我“请教”,后来就直接蹬鼻子上脸没少和我贫嘴掐架。现在就更不用提了,几乎是拿我当作洗涮对象,每天不挤兑我两句就不自在。
    特别是几个月前我俩被关进号子后,他就没少拿“文化人”这词儿来埋汰我。不过说来这事儿也确实赖我。那时候我刚毕业回村还不到小半个月,在一次聚餐上和人聊着聊着就喝高了些,一听有人夸我有文采,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大笔一挥写了首张狂的打油诗,还摇头晃脑地念上了。结果被路过的好事者举报给了组织上,说我有反动思想。第二天我就被拉去从头到脚审了个遍,连我爹妈的那点旧事儿都没放过。
    不幸中的万幸是,那天我们吃饭的地儿就是水明家的餐馆,水明也在我旁边。他没喝多少,脑子比我清醒,见到风头不对就连忙装做撒酒疯,抢过我的那首打油诗就往肚里吞,连嚼都不带嚼一下的。
    正因如此审察的时候我才因为罪证不足而仅以一个留待察看的名义被要求在这儿进行劳动改造端正思想,逃过了一劫。说实话我也不是不怕被扣上反动的帽子,只是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也没啥牵挂,反正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是真交待在这儿了那也是我自个儿作的,怨不得别人。就是连累了水明这点儿让我特过意不去,一想到梅姨望着水明的难受样子,我都恨不得抽自己两嘴巴。
    其实我心里清楚,虽然水明平时动不动就爱涮我两句,但真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他指定是第一个跳出来帮我急的。所以我去外地念大学的时候隔三差五就给他捎一封信报个平安,他不识字就找白桦念给他听并帮他代笔回信,一来二去这几年我们俩的信都能堆老高一摞。
    再说白桦,我虽然也一直把他当朋友,但又好像不仅仅只是朋友这么简单。白桦大我四岁,大水明得有七岁了。对我俩来说,白桦就跟大哥一样,既可靠又沉稳。我考大学的时候他正好毕业回村里来教书,还顺带帮我复习了一番。
    白桦是七七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老家在省城,背景也挺硬实,成天抱着书,高鼻梁上架着个眼镜显得特有气质。小时候我曾带着水明去向他请教问题,慢慢三个人也就熟络了起来。不过他经常回省城,还要忙着念书,偶尔才能见着他一次,不像我和水明几乎天天在一起厮混。
    按理说村里就出了我和白桦两个大学生,我俩应该最有共同语言,可实际上并非如此。
    虽然我打小成绩就好,家境也不错,但因为一些不好提的时代因素,家中发生变故后就蔫了一阵子。爹妈的相继去世和村里人突然给的冷脸实在是给了我不小的打击,还好有水明和远在外地的白桦给我打气,我才总算是挺了过来。
    我十八岁那年刚好是八零年,村子里也来了次大改造,大有点鼓励人改头换面的意思。在白桦的鼓励下,我寻思着干脆也去念个大学,这才振作起来拼了老命似的抱着书啃,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中间费的那些事儿我都不爱提了,总之最后是变卖了所有家产我才把自己给送上了前往大学的火车。
    然而读了大学后我才发现,并不是所有读了大学的人就都能是国家的栋梁。看着那些从脚趾到头发尖儿都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同学们,我忽然感到有些恐惧。那些个什么主义啊民主啊什么的我丝毫没有兴趣,在学校里处事也是极其低调,生怕有谁拿我家里的事出来说项。
    到后来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才来念这么个大学,只有那回回排名靠前的成绩才能让我勉强感到几分安慰。估计在那些真正有志向的人眼中,我就是那种毫无思想、只会死读书的二愣子吧。
    可白桦不一样,从他的眼神儿里你就能看出他的热忱。当他站在讲台上上课时,只要是个人就会不自觉地被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劲儿给吸引住。不光是下头那些听课的女孩儿们不好意思抬头,就连水明也是早就着了迷。
    面对这样的白桦,我心里有股说不清的滋味儿,也不知是羡慕还是什么,可能说是羞愧还要更贴切一点儿。
    然而不管我是羡慕也好羞愧也好,他仍然是我重要的朋友。
    这次白桦入狱,我刚听说时差点儿喷出一口老血。据说他在学校里教外文,被不怀好心的人恶意中伤说他利用英语教师的身份里通外国,歪了学校的风气。就这么的,他才被投进了监狱。也不知道他爹妈暗地里的工作做的如何,反正目前的情形是:白桦不服判,上了诉,可都好一段日子了也仍是没个结果。我心里替他着急,水明就更不用说了。打我们进来以后,水明是三句话不离白桦,这架势就跟回到了几年前一样。
    水明从小个头就不高,人瘦瘦小小的,长的又白净,说句不好听的,的确是看着不够爷们儿。好在嘴巴特厉害,一说起话来就跟机关枪似的没个停。谁要是吃了豹子胆在他面前瞎嘞嘞,保准会被喷个狗血淋头。所以他倒也没受过什么欺负,反倒是之前那些想以他取乐的人都吃了瘪。
    水明八岁那年,我带他上白桦家里去了一次。打那以后我就发现,水明只有在对着白桦的时候才会变得文静,而且说话还从不带脏字儿。
    后来连续好几年,水明每天都会跟我念叨白桦这好白桦那好的,还动不动就损我两句说我哪儿哪儿都不如白桦。我就调侃他说你这么崇拜白桦干脆以后变个姑娘嫁给他得了。往往这个时候水明都不会理我,撑着个脸在一旁若有所思。
    渐渐大了我就发觉水明对白桦可能是有那方面的意思,小心翼翼地跑去求证,没想到他倒是承认得很爽快。
    起初我还有点儿纳闷儿,后来久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直到白桦可能也察觉到了水明的心思,开始有意无意地避着水明,后来又上外地念了大学,我就很少从水明口中听到白桦的名字了。即便是在白桦毕业回村教书后,我也没怎么见过他俩有什么交流。当然,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忙着备考,注意力都在书本儿上,没闲空操这码子心。
    当我在大学里收到由白桦帮水明代笔写的信时,我心里还咯噔了一下子,想着水明和白桦该不会是成了吧。但这个想法直到现在我也没敢找水明印证过,水明也没主动和我提。
    想想倒也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腻歪事,要是被发现了就是流氓罪,这就是真成了也不能叫人知道啊。
    就在我和水明侃着马克思的同时,我注意到了先前那个“反改造”的大高个儿一直偷偷瞄着我们。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拉着水明就上另外一边儿去了。
    其实也不是我想刻意排挤他,只是在号子里,和被划分为反改造分子的犯人保持一定距离确实是必要的。更别说是对于我和水明这样正处于最后的观察期,只要老老实实不犯什么错就能被放出去的人来说,和反改造分子有牵连那就和主动要求加刑没什么两样。
    所以我很快就忘了这个新来的大高个儿,直到后来从他口中听到了关于白桦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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