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之后，词坛的灯火，传到了欧阳修手里。
    他是晏殊的学生，却比老师走得更远。他把冯延巳的深沉接过来，把晏殊的俊逸融进去，又把两者都化作了自己的血肉。他的词里，有文人的雅致，也有民间的鲜活；有对人生的深沉感悟，也有对情感的赤裸袒露。他是北宋文坛的领袖，是古文运动的旗手，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提携了苏轼、苏辙、曾巩，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他站在南唐词风与北宋词风之间，是最后一座桥梁，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家”。
    一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
    他四岁丧父，家贫无依，母亲郑氏用荻草秆在沙地上教他写字。那画面，在后世成了千古佳话——一个寡母，一根荻草，一片沙地，一个趴在沙地上认真描画的孩子。那孩子不知道，几十年后，他会成为天下文人的领袖，会成为照亮整个时代的灯塔。
    他自幼聪颖，勤奋苦读。家中无书，便向邻里借阅，抄录背诵。十七岁参加乡试，落第；二十岁再试，又落第。直到二十三岁，才进士及第。那一年，主考官是晏殊。晏殊读完他的卷子，击节赞叹，说：“这个人的文章，将来必成大器。”
    从那一刻起，师生之谊，便结下了。
    可晏殊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路，会走得那么远。
    欧阳修踏入仕途后，很快显露出他的锋芒。他不是那种安于现状、明哲保身的人。他有风骨，有棱角，有不怕得罪人的勇气。景祐三年，范仲淹因上书言事被贬，朝中官员大多噤声，唯独欧阳修站出来，写下著名的《与高司谏书》，痛斥谏官高若讷“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篇文章，锋芒毕露，掷地有声，让他一战成名，也让他付出了代价——被贬为夷陵县令。
    那一年，他三十岁。
    夷陵偏远，穷山恶水。可他并不消沉。他在那里读书，写作，思考，把贬谪的日子，活成了另一种充实。他在《夷陵县至喜堂记》里写：“僻陋之邦，寂寞之乡，然亦足以自适。”这份自适，不是强作欢颜，而是真正从内心里长出来的从容。
    后来，他陆续被召回，又被贬出，几起几落，宦海沉浮。可无论身处何地，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从未放下对文学的执着。他写文章，写诗，写词，写史，写一切他能写的。他的笔下，有《醉翁亭记》的旷达，有《秋声赋》的苍凉，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的严谨，也有一首首缠绵悱恻的词。
    他活了六十六岁，死后谥号“文忠”，后人称他“欧阳文忠公”。
    二
    欧阳修的词，收在《六一词》和《醉翁琴趣外编》里。前者雅正，后者俚俗。雅正的那部分，是他留给后世的经典；俚俗的那部分，是他留给自己的秘密。
    他最著名的一首，是《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这首词，一开篇就是三个“深”字叠在一起。“庭院深深深几许”——那是怎样的庭院？一层一层的门，一重一重的帘，杨柳堆成烟，把人困在里面，出不去，也看不见外面。这是写一个女子的幽居，也是写一种心境——被深深困住的心境。
    上片写白天。那个人骑着玉勒雕鞍，去了游冶的地方，可楼太高，望不见；路太远，寻不着。她只能困在这深深的庭院里，等。
    下片写黄昏。雨横风狂，春天就要过去了。她把门掩上，想把黄昏关在外面，想把春天留住，可留不住。泪眼问花，花不回答，只是乱红飞过秋千去。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是欧阳修的名句，也是中国词史上最动人的画面之一。一个人在流泪，在问花，花不答，只是飞走了。那飞走的，是花，是春天，是所有的美好。她站在那里，什么都留不住。
    这首词的意境，来自冯延巳。冯延巳也写过“泪眼问花花不语”，可那是在《鹊踏枝》里的一句，欧阳修把它接过来，化成了整首词的精魂。他不是抄袭，是致敬，是把前人的种子，种在自己的土壤里，开出自己的花。
    后来有人把这首词误收入冯延巳的《阳春集》，两家争了很久，谁也说不清到底是谁写的。这种争，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他们的词风太像了，像到难分彼此。王国维说：“欧公词，深得冯正中之意。”就是这个意思。
    可欧阳修比冯延巳更深的地方，在于那份“问”。冯延巳的“泪眼问花花不语”，是自问自答，是自言自语；欧阳修把“问”放在最后，花不答，人无言，只剩下乱红飞过。那份空茫，那份失落，比冯延巳更重，更沉。
    三
    欧阳修还有一首《玉楼春》，写离别：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这首词，是他在洛阳时写的。洛阳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在那里待了三年，结交了许多朋友，留下了无数回忆。离开时，他在酒宴上写下这首词，送给那些送别的人。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他想说归期，想说我还会回来，可还没开口，已经哽咽了。春容，是春天的容颜，也是送别的人的脸。那份惨咽，是他的，也是她的，是所有人的。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这是千古名句。他说，人生来就是有情有痴的，这份离愁别恨，与风月无关，与景物无关，只与心有关。不是风在吹，不是月在照，是人自己在痛，自己在痴。他把离愁从外在景物里抽离出来，归之于人的内心，这是何等通透的体悟。
    下片，“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离歌不要再唱新曲了，就这一曲，已经让人肝肠寸断。
    最后两句，“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他说，我要看尽洛阳的花，把所有的美好都装进心里，然后才能和春风告别，和这座城市告别，和你们告别。这不是豪语，是深情。他把离别变成了一种仪式——看尽花，然后告别。
    这首词里，有冯延巳的深沉，有晏殊的俊逸，可更多的是欧阳修自己的东西。那份深挚，那份通透，那份在痛苦中依然保持的旷达，是他独有的。
    四
    欧阳修的词，有两副面孔。
    一副是雅正的，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深婉，是“人生自是有情痴”的深沉，是留给后世的经典。另一副是俚俗的，是《醉翁琴趣外篇》里的那些小词，写得直白，写得露骨，写得像民歌一样鲜活。
    那些俚俗的词，有人说不是他写的，是别人伪托的。可更多的人相信，那就是他写的。因为欧阳修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装，不端着，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他可以写雅正的词，也可以写俚俗的词；可以是朝堂上的重臣，也可以是酒宴上的狂客。他写过一篇《醉翁亭记》，开篇就是“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那个“醉翁”的形象，和朝堂上的欧阳修，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
    他有一首《南歌子》：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
    这首词，写一个新婚女子。她戴着凤髻金泥带，插着龙纹玉掌梳，走到窗下，笑着依偎在夫君身边，问：我画的眉，深浅合不合适？她靠着人，拿着笔，描着花，半天也没描出什么，却问：鸳鸯两个字，怎么写？
    这是生活的片段，是日常的瞬间，是闺房里的私语。欧阳修把它写下来，写得那样鲜活，那样生动，那样带着笑意。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坛领袖，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懂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
    还有一首《望江南》：
    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天赋与轻狂。
    微雨后，薄翅腻烟光。才伴游蜂来小院，又随飞絮过东墙。长是为花忙。
    这首词写蝴蝶，可写的分明是人。何郎傅粉，韩寿偷香，都是美男子的典故。他用蝴蝶比那些风流少年，微雨后，薄翅腻烟光，才伴游蜂来小院，又随飞絮过东墙，长是为花忙。写得那样俏皮，那样生动，又那样带着一点调侃。
    这些俚俗的词，在当时被士大夫诟病，说他“有伤风化”。可今天读来，反而觉得亲切。因为它们真实，因为它们不装。它们让我们看到，那个写《醉翁亭记》的人，那个修《新唐书》的人，那个在朝堂上凛然不可犯的人，私下里也有这样轻松的一面，也有这样鲜活的趣味。
    这才是真正的大家。他可以高，也可以低；可以深，也可以浅；可以严肃，也可以轻松。他不是一个被定义的人，他是一个丰富的人。
    五
    欧阳修一生，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后辈的提携。
    他做礼部贡举时，读到一份卷子，大为赞叹，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二。揭榜后才知道，那根本不是曾巩，是一个叫苏轼的年轻人。他后来对人说：“读苏轼的文章，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这就是那句著名的“出人头地”的来历。
    他还说：“三十年后，无人道着我也。”意思是，三十年后，就没人记得我了，大家只会记得苏轼。这话里，有自谦，更有欣慰。他不是嫉妒，是真心为后辈的才华高兴，是真心希望后辈走得比自己更远。
    他提携了苏轼、苏辙、曾巩，也提携了王安石。王安石年轻时，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看，他大加赞赏，还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别人。后来王安石推行新法，欧阳修并不赞同，可他对王安石的才华，始终是欣赏的。
    这就是欧阳修的风范。他是文坛领袖，可他从不把文坛当成自己的地盘。他希望后来者超过他，希望文脉传承下去，希望这盏灯火越来越亮。他不是那种独占高处、生怕别人超过的人，他是那种主动让路、推着后辈往前走的人。
    苏轼后来写文章悼念他，说：“愈后进之士，皆以为门下士。”意思是，所有后辈文人，都把自己当成他的学生。这不是客气，是实情。欧阳修之后的文坛，几乎每一个人都受过他的影响，都得过他的提携。
    他就是那样的人。一座山，却愿意让出道路。
    六
    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
    有人问他，什么是“六一”？他说：我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问我为什么叫“六一”？因为加上我这样一个老头子，正好六个“一”。
    这是自嘲，也是自得。他把自己算进去，把那一个垂垂老矣的自己，和书、金石、琴、棋、酒并列在一起。他不是孤独的，他有这些东西陪伴；他也知道自己终将离去，可这些东西会留下来，替他活着。
    他写过一首《采桑子》，是晚年之作：
    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
    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
    他年轻的时候，曾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做过官，那里有一个西湖，他爱极了。晚年退休后，他回到颍州定居。二十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变了。城郭还是那座城郭，可人已经不是当年的人了。他站在湖边，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忽然想起那个典故——辽东人丁令威，学道成仙，化为白鹤归来，落在城门华表上，有人举弓要射他，他飞在空中说：“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他不是鹤，他是人。可那份物是人非的感慨，是一样的。
    “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谁还记得当年那个在这里做官的人？谁还记得那个年轻时的自己？
    这首词里，没有悲伤，没有哀叹，只是淡淡地问一句。可那句问里，有二十年的光阴，有一个人一生的重量。
    七
    欧阳修死于神宗熙宁五年，公元一〇七二年，终年六十六岁。
    那一年，苏轼三十七岁，正在杭州做通判。他听说老师去世的消息，写下祭文，说：“上为天下恸，下以哭其私。”上为天下哭，因为天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领袖；下为自己哭，因为自己失去了一位恩师，一位知己。
    苏轼后来成为北宋文坛的盟主，成为那个时代最璀璨的星辰。可他一生都记得，是谁给他让出了道路，是谁把他推到了前台。
    从冯延巳到晏殊，从晏殊到欧阳修，从欧阳修到苏轼——这条河流，终于流到了最宽阔的地方。欧阳修是最后一座桥，桥的这头，是五代词风，是南唐余韵；桥的那头，是苏轼，是豪放词，是词的彻底解放。
    他站在这座桥上，送走了过去，迎来了未来。
    欧阳修写过一首《玉楼春》，里面有两句：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
    那个在酒宴上哽咽的人，那个想说话却说不出来的人，是年轻的欧阳修，是离开洛阳的欧阳修。可今天读来，那仿佛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想说很多话——说他从贫寒中走来，说他一生的起落，说他写过的那些词，说他提携过的那些人。可他没说。他只是站在历史的渡口，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望着那条越来越宽的河流。
    然后，他转身离去，把路让给后来者。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他看尽了，也写尽了。然后，他和春风告别，和这个时代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