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的一切依旧历历在目，仿佛是发生在昨天的事，兄弟柴荣的言笑时常浮现在自己面前。每想到这里，他都有愧于心，是他对不起自己的兄弟。

    为弥补自己心中的愧疚，在自家太庙的夹墙里，他专为柴世子孙立下了一条誓言：柴世子孙有罪不得加刑。这条誓言的实用性远远超过了丹书铁券，他告慰了祖宗，赵氏儿孙不是忘本之人，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也为自己的子孙立下了一条铁一般的规矩。为表明自己立规的决心，他在誓言之后又加上一句，子孙有违此誓天必罚之。

    后世继位之君都得对此夹墙起誓，这道神秘的夹墙包裹着赵匡胤内心最深处的愧疚，这份愧疚要用赵家几辈人来偿还。那铮铮的誓言是只有皇帝才知道的秘密，一百多年后，一群野蛮的异族人践踏了赵家太庙，夹墙的秘密最终大白于天下。

    与立誓同时进行的则是另外一件事，周郑王的柴宗训被迁出了京城，去了一个天然的牢笼之地——房州。这里是最高级别的流放之地，曾经囚禁过皇帝和亲王，有人从这里走出去又做了皇帝，但有的人注定要客死于此，柴宗训注定是后者。赵匡胤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一个弟弟也会命丧于此，而下毒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弟弟。

    作为一个年长的兄长，他视弟弟们如同小孩，在他看来，这两个小孩子没必要去担心，亲兄弟更没必要去提防，他哪里知道，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已经盯上了他。

    跟自己的亲兄弟相比，赵匡胤最担心的还是那些节度使们，在他安排走那些异姓兄弟之后，他又把目光锁定到了其他人身上。

    节度使曾经确实很嚣张，而且是蛮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皇帝几乎都不敢去触这个霉头。

    德宗的教训证明，以武力解决节度使问题是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必须找一种稳妥的方法，赵匡胤的办法的赎买，用金钱和安逸换取节度使手中的权利。

    在之前的酒桌上多人被安排去安享晚年，可是，问题还是没解决，军队还是要有人来带，走了张三还会来个李四。真正能解决这一问题的人只有赵普，要从体制上做出改动，把这些人逐出权利中心。

    宋初，经过“二李事件”的洗礼，节度们总算认清了形势，思想转变快的有王景、杨承信、张永德、李彝殷、李继勋、符彦卿。当然，还有几个比较顽固的，其中有杨廷璋、郭崇、袁彦、孙行友。

    其中杨廷璋、张永德是后周的皇亲国戚，杨廷璋是郭威的大舅哥，资历深厚且德高望重，在李筠起兵时，赵匡胤就怀疑他，特地派人去监视，让赵匡胤失望的是派去的人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没办法，他只得将杨廷璋召回，改任为静难节度使。

    张永德是周太祖的女婿，柴荣还活着的时候，就对这个亲戚一百个不放心，把他从殿前都指挥史的位置上扒了下来，换上了自己的兄弟赵匡胤。按理说，赵匡胤能走到这一步，还得感谢张永德，不过疑心很重的赵匡胤似乎早就忘了这些成年往事，他能怀疑杨廷璋，为什么就不能怀疑张永德？张永德还算机灵，还没等赵匡胤发难，他就屁颠屁颠的跑去朝见赵匡胤，赵匡胤对张永德的表现非常满意。

    看到有人带头，王景、杨承信、李继勋等人也不甘落后，纷纷跑来朝见赵匡胤。相比上面几位，后面这几位值得一提，郭崇、孙行友、李彝殷、符彦卿。

    显德七年后周朝廷接到了来自镇、定两州的边关急报，急报的内容是契丹和北汉要大兵压境，当时的两州最高长官正是郭崇、孙行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误报的军情，郭、孙二人对于这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要说这二人是赵匡胤的人，未免对二人有所不公。

    郭崇在听到赵匡胤登基的事后，失声痛哭，手下一个叫辛仲甫的人不停的提醒他，非常时期行事要小心谨慎，万一被好事者抓到把柄那就不好了。正如辛仲甫所说，把柄还是被人抓到了，没过多久，该地监军向赵匡胤密奏，郭崇很可能打算造反，赵匡胤马上派出使者，想探探郭崇的虚实，一旦郭真的起兵投向契丹的怀抱，北部防线将出现一个不小的缺口，那事态就严重了。

    使者如期而至，郭崇隆重的接见了皇帝的使臣，希望使臣代为转达他本人对新皇帝的忠诚。使者一通好吃好喝，好处也没少拿，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嘴就更短了，使者回去后确实为郭崇说了好话，赵匡胤总算松了一口气。

    与郭崇相比，孙行友是一个难缠的家伙，早在后晋时期，孙行友和哥哥孙方简就在狼山（狼牙山）一带活动，为了能够更好的拉起队伍，兄弟两人拜在了狼山地区一个叫做孙深意的尼姑门下。经过两人的宣传，易定地区的百姓对深意深信不疑，深意死后，两人对其尸体处理后保存起来加以供奉，听着让人有点毛骨损然，不过深意的信徒却有增无减。

    就在两人不断发展队伍时，后晋石敬瑭死了，他的侄子石重贵对契丹的那位“爷爷”很不孝敬，他的心里老在想，那是老石给自己认的爹，凭什么让他也要叫爷爷？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发现自从自己的那个干儿子死后，后晋对他的孝敬越来越少，几次加以训斥那个不听话的“孙子”，可是，小石似乎没有老石那样的觉悟，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耶律德光本就在国内受到自己那个强悍母亲的掣肘，有着一肚子的气，现在就连后晋也不听自己话了，他决定起兵教训一下这个曾经被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国家。契丹铁蹄一路向南，结果遭到了晋军顽强的抵抗，晋军先后两次击退了契丹大军，耶律德光有点颜面扫地。

    公元946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再次点集人马南侵，出人意料的是晋军统帅杜重威降契丹，晋军兵败如山倒，契丹跨越黄河，一举攻破汴梁。契丹几次南伐中侵扰最大的是两国边境上的易、定两州，为了躲避这场灾祸，孙氏兄弟带着自己的一通信众和当地的百姓跑入狼山，打算依险固守，等待朝廷的救兵来解救他们。没过多久从京城方向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后晋灭亡了，孙氏兄弟在狼山建立堡寨进行固守，拒绝契丹的招抚，待契丹退去之后归顺后汉。

    由汉入周后，孙行友一直忠于周王朝，并接替自己的哥哥继续经营易、定地区，经过兄弟两人多年的努力，这块地方已牢牢掌控在孙氏手中。这是赵匡胤最忌讳的，下诏定仙姑孙深意定为妖尼，将其尸骨挫骨扬灰，派亲信顶替孙行友，将其囚禁于京城附近。

    李彝殷自后唐末年为定难节度使，统治夏、绥、银，宥，静五州已历五朝，不管中原朝廷是谁得天下，李氏都是重点拉拢的对象。只要多加笼络，他们将为中原王朝的竭忠尽智，作为王朝的西北边境的重要屏障，这是中原皇帝乐意看到的。回顾过去的近百年，李氏的表现一直都不错，大宋建立之初，赵匡胤加李彝殷为太尉。

    为表示对大宋的友好，李氏特地派人给赵匡胤进献产自西北的良马，以换得双方进一步的信任，赵匡胤对这次进献特别重视，亲自督造为李彝殷打了一条玉带，希望能够一如既往的友好下去。

    定难李氏并非汉人，实为羌人的一支党项族，羌人起于西北，他们跟其他的马上民族一样，驰骋于辽阔的天地之间，世世代代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党项人一直享受着这种淳朴生活带来的快乐，漫山遍野的牛羊，还有那牧羊人的歌声。可是历史的车轮不会一味在停留在美妙的歌声里。

    来自雪域高原的吐蕃人打乱了他们美妙的生活，物资的匮乏和来自周边的压力，让党项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开始寻求摆脱吐蕃的方法，由他们的发源地向着中原迁移。本以为可以远离贫困走上幸福的大道，可是唐王朝对这个远道而来的落难异族没怎么重视。

    党项经过跋山涉水的迁徙，最后定居于灵州、庆州等地，为了边境安宁，大唐帝国默许了党项的这次迁移。接着而来的安史之乱，使得大唐帝国的国力大减，西北乃国都所在地，关乎天下的安危，刚刚平叛的郭子仪似乎意识到党项的强大，为了更好的控制党项各部，将其迁于夏、绥各地，这两个远远不及灵、庆等地，可以说是要什么没什么。

    唐末黄巢攻破长安，唐僖宗诏令各地勤王，宥州刺史（自立的）拓跋思恭带领自己的兵马参加了这次意义非凡的围剿，在各路大军的围攻下，加之粮草难济，壮志未酬的黄巢被迫撤出长安，数十万大军也随之瓦解。惊魂未定的皇帝被迎回长安，拓跋思恭因勤王有功被赐国姓，封定难节度使，首次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能得到国姓这是一个无上的荣耀，话又说回来，那时的赐国姓有点泛滥，参加围剿的几支兄弟部队中，得到这一殊荣的人就有好几个，像这种泛滥的殊荣，大家都是不怎么珍惜的。

    跟其他人相比，这个国姓对党项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有了自己的姓氏（虽说是借用别人的），彻底脱离的野蛮人的行列，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党项李氏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要向世人展现别样的党项，李氏从此世代为定难节度使，到宋初已有近百年。

    宋立国之初，赵匡胤也考虑骁勇善战的党项，近百年过去了，他们已经由弱小变的壮大，最让人头疼的是他们所处的位置太敏感（刚好是辽宋边境）。可是如果把这块地方收回来话，又太不划算，不但收不到可观收入，如果遇到不好的年景，还要往里面贴钱，加之契丹人时不时的骚扰，此地遂成为赵匡胤盘中的一块“鸡肋”，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拿起筷子把这个“鸡肋”夹到自己的碗里。然而就是这块“鸡肋”，给他的后继者们带来了挥之不尽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