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做警察带来的额外好处之一就是，你可以忽略交通高峰费、伦敦中心的停车规章以及时速限制。肯尼迪沿着A23公路返回伦敦市内，车窗开着——虽然还谈不上风驰电掣，但也快到使凉爽的空气涌入车内，冷却她那超负荷运转的想象力。
     参加同一场会议的三名历史学家死亡。套用奥斯卡·王尔德的话说：这里的数字怎么那么高，大大超出统计数字明文规定的正常平均数了。这可能也不代表什么，大概什么都不是。即使到现在，整个案子看起来更像是惊人的巧合，而不是一个冷酷高效的杀手做下的案子——杀手跟踪并袭击了那些对罗特戈特抄本和过时的基督教派别持有偏激意见的人。
     但是，巴洛的死亡并非是意外。无论从尸检结果，还是物证来看，这一点显而易见。肯尼迪综合了尸检的意见：有时他们的观点更像是政治而不是事实，因为政治是门模棱两可的艺术。有了物证，她就相信自己的直觉了。她再一次悲叹，巴洛从楼梯井处像个溜溜球一样滚下来的那一晚，为什么没人找来法医小组。要是那样，现在她手上就有DNA、纤维、指纹，以及任何有用的证据，就不用在黑暗中挥舞着双手，寻找方向。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希望这些证据不要立刻出现。自从那晚马库斯·戴尔遭枪击后，她就一直生活在一种假死状态。或者换句话说，那晚她开枪击倒戴尔之后就是如此了。在“肯尼迪开枪”这句话里，肯尼迪是主动主语，所以弄清语法很重要；而在“子弹击中戴尔的心脏，穿胸而过”中，戴尔是被动对象。
     要申请武装反应部门资格，他们会对你进行一系列测试，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心理稳定程度的测试。这种测试还有很多不同的名字，比如处理压力的能力、情商、惊慌指数等级，诸如此类。一切测试都归结于一个问题：倘若你必须向别人开枪，或是别人向你开枪，你会惊慌失措吗？坦白说，没人知道答案。肯尼迪在这些测试等级中分数最高。她也在三个不同场合下拔枪，两次开枪，其中一次与一名持械嫌疑犯交火——那是一个名叫爱德·斯代勒的银行抢劫犯，肯尼迪的一发子弹击中他的肩部，将他放倒。她成功通过了这所有测试，从未有一晚失眠过。
     可戴尔的情况不同。她也知道原因，可就是不愿意这么想。这就好比是一罐虫子，一旦打开了盖子，就永远不可能收拾干净了。所以，她不使用武器，顽强地坚守下去；说真的，没有枪她反而暂时松了口气，直到这一团乱麻解开为止。虽然这个问题——一个更宽泛的问题，使得这个暂时悬置的起诉案缩成了从倒置的望远镜中看到的图景——其结果是，除了她的枪和持枪的权利，她可能还会丧失一些东西——对自己判断的钢铁般的信心，这是渡过难关最重要的一点。
     她发现哈珀在食堂，于是一把钩住他的手臂，直接把他拽进一间审讯室。她无法保证自己与局里任何人的对话不被偷听。肯尼迪关上门，顺势靠在了门上。哈珀坐在桌子上，右手抓着半块鸡肉三明治，左手举着一罐芬达。现在是下午四点，他终于吃上午饭了。她能够从他的脸上瞧出，哈珀对这个案子的进展方式非常满意。这间桑拿室里到处可以闻到尿液和霉臭味儿，可哈珀似乎不介意。
     “从头说起吧。”肯尼迪说。
     哈珀的下颚还在不停咀嚼，同时向她致以夸张讽刺的敬礼，一句话也没说。肯尼迪只能等待，尽可能耐心地等待，直到他咽下满嘴的三明治，并用饮料冲了下去。“我搞到了名单，开始逐个排查，”最后他说道，“哪里都找不到那个跟踪者，没人看见过他，甚至没人记得巴洛曾提到过这个人。”“说说死亡事件。”肯尼迪开门见山地说。
     “好吧，这才是亮点。死者是赫特和德瓦尼，两人都参加了历史研讨会，之后都死了。很神奇吧？可还有更神的呢！赫特与巴洛死于同一晚，德瓦尼则是第二天晚上死的。”肯尼迪一声不吭，心里在算计着时间间隔。真够紧凑的，任何人都会这么想。不知怎么，她突然想起了《哈姆雷特》里的一两句模糊的对白：有人问死神，地狱中究竟出了什么大事，致使他在一夜之间带走这么多的王子。
     “他们是怎么死的？”她问道。
     “两起都是意外事故，或者说是以意外事故记录在案。不过巴洛的案子也是这样，对吧？”哈珀举起左手，一边弯下中指和食指，一边简单例举案情，“赫特，遭遇车祸，肇事者逃逸。而德瓦尼则因为电脑没有接好地线，触电而死。”“你拿到档案了吗？”“只有赫特的一份，在我桌子上，不过说真的，里面一点儿有用的信息也没有。没有目击者，没有闭路电视录影带，什么都没有。”肯尼迪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了。她曾在一个电视纪录片里了解到英国拥有全世界百分之二十的闭路电视监控，但对于21世纪的警务人员来说，一个可悲的事实是：那些摄像头永远不会出现在你需要的地方。“只有这两个人吗？”她问哈珀，“你还在继续调查那份名单吗？”“我调查了三分之二的人了，还在继续等一些人给我回复——我仅仅与其中不到一半的人交谈过。在你问我之前，我在努力寻找这三个受害者之间的关联，但至今还没有进展。噢，除了那场会议之外，他们甚至不全是历史学家。德瓦尼不是他们的同道中人——他是布拉德福德一所社区大学的现代语言课的讲师。赫特在莱斯特的德蒙福特大学担任助教。你无论在哪个搜索引擎键入他们的名字，结果都不会一起出现的。”肯尼迪很吃惊。以她的经验，只要你在谷歌上键入任何一组随机的名字，都会自动生成一百万条搜索结果。也许缺少这组结果本身就很可疑、反常。“你继续调查的名单没有问题吧？”她问道。
     哈珀一脸的垂头丧气。“我们已经有两名新的受害者了，”他指出，“难道不应该去进行现场调查吗？”
     “疑似受害者。现场调查工作跟巴洛的案子一样，也是两周之前的事了。明天我们会出去做些调查的。但首先，让我们明确没有遗漏任何人。”
     “你打算怎么做？”哈珀紧追不舍，口气充满了怀疑。
     “我要回摄政王学院，再看看巴洛的办公室。前一阵有人闯入他家行窃。我怀疑可能有人也搜过他学院的东西。”“那又能证明什么？”肯尼迪全凭直觉，正是这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让她觉得第一次去巴洛办公室时遗漏了什么，但她不想这么说——这说法很难站得住脚。于是，她回答道：“首先，这会证明那个跟踪者的存在。古董复制品、手稿之类的东西也会提示我们犯罪动机可能是什么——走私、伪造、偷窃，都有可能。巴洛认为有人在跟踪他，也许他知道原因。我可以同时问出这两件事——看看摄政王学院里是否有人知晓这些和巴洛之间的联系。”她顿了顿，又说，“帮我个忙吧？”“哦，没问题。我有的是时间。”“给一家酒店打个电话——傲阁酒店，在西区，可能在布卢姆斯伯里附近。询问一个最近在那里的住客的联系方式，那人叫迈克尔·布兰德。”“好的。他是什么人？”“他和巴洛同属于一家网上俱乐部的成员。他们自称‘纠结者’。实际上，要是你能搞到一张会员名单的话，这就太棒了。倘若那两名死者中也有人属于这个集团，我们的调查方向就对了。”在她离开之前，哈珀让她拼写出这个名字。他们一起沿着走廊往回走时，哈珀问道：“你什么时候再去找萨默希？”“等案子有眉目了再去，现在还不是时候。总探长把这起案子丢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不想管。一旦我们再去找他，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要跟他耍花样。我们需要给出充分的证据。”“三个死去的历史学家还不够证明吗？”“前提是，他们是被人谋杀的。这一点我们还不清楚。”“哦，他们的确是被谋杀的。”哈珀的话听起来欢欣鼓舞，“祝贺我吧，肯尼迪。”“祝贺你什么？”“这是我在局里的第一个案子，第一个案子就碰到连环杀手。”肯尼迪并没有流露出同样的热情。那些扎堆出现的疑似事故仍然困惑着她。一个杀手，难道要做掉名单上所有人？不可能，根本不可能。除非你真是吉星高照，否则就得事先进行细致的准备工作，这样才能在两天里解决三个人，还做得滴水不漏。很多连环杀手都患有偏执症，他们善于发现符合他们特殊的精神病态需求的受害者，但他们大部分情况下把每一起谋杀都视为独立的计划。而纵欲杀人狂则会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突然失控，连续杀人。倘若她和哈珀正在与一个杀手较量，那么这个人似乎不属于前面两种类型。
     她在离办公室不远的走廊拐角处停了下来，考虑到哈珀的声誉，她转过身面向他。他正充满期待地瞧着她。他伸出一只手来向她示意，劝慰她。
     “很好。哈珀，祝贺你。”“少来这一套。”她一拳打在他肩膀上。
     “好样的，哈珀。很棒！这才刚开始，伙计。”“谢谢。算是补偿我在电话上泡了一整天的辛苦。”“明天会不同的。”后来她还记得这个许诺，不知他是否相信了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