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延安对外通讯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若是寄信到白区或敌占区那必须得通过国民党设在变取得邮政局。在边区和根据地寄信则有边区自己设的通讯站。军委通讯站和边府通讯站可免费投寄信件。39年我到延安学习家中还不知道，38年父亲仅得到过我没能上延安抗大的消息。长年不给家里写信别叫家中以为我牺牲了，既然已经到延安并进入抗大学习，怎么都得想办法给家里去封信报告一下吧！一是告诉老父亲我这个独子还活着；二是向父亲报告我还活的比较好，到了响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然而，当时我们在延安要往外写信必须通过顽区和敌区，抗大为便于学员和敌占区取得通讯联系，启用了一个专门的番号，叫“一心堂”。我就用“一心堂”国药店的名义试着给父亲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信上说：“生意还好，货源充足，但生活较差……”信封落款当然不能写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四队魏良，而是写陕西省肤施县“一心堂”国药店，落款“华铺”。“华铺”是上小学时老师给我起的号，父亲是知道我这个名字。

    信发出没几天就收到了父亲的来信，那感觉别提有多高兴了。父亲在信中寄来三元多八分钱的邮票，我理解父亲的心思，无非是想让我常写信回家，然而，就这三元多的邮票在延安都是变相的货币，可用来买些小吃，八分钱邮票可以买一碗蒸鸡蛋或是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当时延安和敌占区之间通邮不通汇（只和顽区及南洋通汇），用寄邮票的方式也解决了不少困难，可是在我抗大毕业前不久就连这个财路也断了，因为，抗大转移到绥德去了，无法继续借用“一心堂”这个通信渠道了，转移后的抗大收发室收到敌占区寄给“一心堂”的信后是不能直接送到我手中的，因为我用的是化名，收发室只能将收信人所用的化名、假名写在纸上，公布出来，大家各自悄悄地取走属于自己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