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之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此不当喽之说也。又曰：“力之所贱，侵物为贼”，此不当山寨大王之说也。鄙人写《厚黑丛话》，曾说：老子一部《道德经》，纯是厚黑哲理。杨朱是老子的弟子，所以倡出来的学说，能与鄙人暗合，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你想：全世界，寻不出一个喽，哪里还有山寨大王出现？所以道家一派学说，为儒家所深斥，而鄙人的厚黑学，就成为世界上最精粹之学说了。  
    鄙人改字宗吾而后，朝朝日日，用以自警者，“思想独立”而已。一部厚黑学说，千言万语，无非教人“思想独立”而已。思想能够独立，行为才能够独立。夫然后，学术方面，才不为古人之奴，政治方面，才不为豪杰之奴，不独立即为奴隶，并无中立余地。我国一般人，思想不能独立，以致眼前摆着的大道理，看不见，说不出。行为不能独立，以致拥有四万万民众，还受帝国主义之侵凌。读者诸君，负有指挥群众之责，鄙人谨百拜稽首，以“思想独立”四字奉赠。  
    刘后主降于邓艾，晋李特入蜀，周览山川形势，叹曰：“刘禅有如此江山，而降于人，可谓庸才。”刘琮降于曹操，操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诸子豚犬耳。”读者诸君，努力！努力！如其不然，你我的子孙，翻着历史一看，必喟然叹曰：“中国有如此江山，而受制于强邻，我的曾祖父，可谓庸才。”抑或曰：“有祖当如孙仲谋，吾祖豚犬耳。”诸君！诸君！努力！努力！  
    从前阿柴有子廿人，临终命各持一箭来，取一箭命折之立断，命以十九箭合折之，则不能断。论之曰：“分则易折，合则难摧。”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但须善于体会，廿箭合作一束，固然不能折断，请问廿箭合作一束，能不能射死敌人？箭之功用，全在射人，今怕他折断，把他捆作一起，岂不失了射人的功用，又何贵乎有箭？今当抗战建国期中，许多志士，奔走呼号，大都奉阿柴的学说，为天经地义，专干捆箭的工作，把射箭的工作忘却了。  
    我辈主持国家大计，应当如射箭一般，悬出一个箭垛，四万万五千万枝箭，向同一之箭垛射去。然而今日不能也，其病根有三：（一）专干捆箭的工作，忘却射箭的工作，致使许多志士的能力，郁而不伸。（二）各持一箭，任意乱射，不知箭垛安在。（三）见人手持一箭，即惶大哧道：“你这枝箭，怕不是射敌人的，一定是射我的，快快入下，等我一人射好了。”以上三者，就是我国失败的大病根。知道病根所在，就有治疗之方法了。（一）指出箭垛，（二）教他射箭之法，（三）大着胆子，不要怕别人射我，然后别人一定是射敌人，决不会射我。我们须知：所谓师法古人者，在师其意，不师其迹。善学柳下惠者，莫如鲁男子，我们能实行上述三法，即可谓之善学阿柴。所以我力劝诸君，快快的研究我的厚黑学。  
    韩非子是懂得厚黑学的人，其言曰：“上君尽人之智，中君尽人之力，下君尽己之能。”所谓尽人之智，尽人之力者，即是枝枝箭的能力，都表现出来。至于尽己之能的下君，即是说：“你众人不必射，等我一人来射。”汉高祖是厚黑名家，能使张良陈平诸人尽其智，黥布彭越诸人尽其力，上君中君，一身兼之，故能统一天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叹曰：百战百胜，无非尽己之能罢了，遇着汉高祖，只好乌江自刎。  
    战国策，是古代厚黑学教科书，郭隗谓燕昭王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凭几据杖，眄视指使，则斯役之人至，恣睢奋击，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现在是民国时代，无所谓君，即无所谓臣。有志用世者，只能于师也，友也，斯役也，徒隶也，四者之中，择一位置。操用人之柄者，亦只能于四者之中，择一以位置之。师与友挺然独立者也，斯役与徒隶，无挺然独立的能力，不得不因人俯仰，供人指挥者也。大凡大功业之告成，斯役与徒隶，亦是不可少之人，然使前后左右，都是这类人布满了，无所谓师与友，那就应了郭隗之言，只好亡国了。  
周秦诸子，彻始彻终，是研究厚黑学理，不过莫有发明厚黑这个名词罢了。老子一书，阐明厚黑原理者也，（其说具见厚黑丛话）孙吴管商诸人，厚黑学之实行家也。刘先主临终，嘱后主读六韬商君书，谓其益人神智，可见他对于厚黑学，是有研究的。所以他三顾茅庐。绝不敢使出“眄视使人”一类态度，如果不懂厚黑学，怎能纡尊降礼，把一个“不求闻达”的孔明，罗致出来。  
    诸葛孔明，是法家一派，手写申韩以教后主，也是精研厚黑学的人，所以当了丞相，能够俯纳群言，集众思，广忠益，这即是使枝枝箭的能力，都表现出来，故出师北伐，司马懿不得不畏之如虎。  
    鄙人是八股学校修业生，记得壬寅年四川补行乡试，出的题，有“集众思广忠益论”，方鹤齐拟墨有云：“相无才天下之才皆其才，相无智天下之智皆其智。”鄙人当日读了这两句，低徊往复，讽诵不已，只觉得他说得好，亦不知好处安在。而今始知我胸中孕育有厚黑学理，故不知不觉，深与契合。方鹤齐这两句话，即是四万万五千万枝箭的能力，一齐表现出来的说法，是深合申韩学理的。申子之书不传，我且把韩非之书引两段出来，证明方鹤齐的说法，与法家学说相结合。见得诸葛武侯，学有本原，其称为三代下一人，良非无因。  
    韩非云：“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这种说法，岂不是“相无才天下之才皆其才，相无智天下之智皆其智”的说法吗？  
    韩非又云：“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门，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尤，临死而惧，己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且惧，是以知其有奸也。’子产之智，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术，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为之弓矢，则子产诬矣。”韩非这篇议论，也即是“相无才天下之才皆其才，相无智天下之智皆其智”的说法。韩非能够以天下为大罗，雀不失一，我国今日，如有韩非这类人，出而执政，一定能使四万万五千万枝箭的能力，一齐表现出来。所以我甚望读者诸君，把鄙人的厚黑学，细细研究一番，然后去读韩非诸人之书，自然头头是道，包管你成为诸葛武侯第二。  
    世间的道理，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所见，都是一样。儒家与法家表面看去，似乎彼此是不同的，其实不然，四书五经，是儒门经典，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其自口出。”这种说法，也即是“相无才天下之才皆其才，相无智天上之智皆其智”的说法。与韩非的主张，有何差别？我们试把韩非之书，细读一遍，又把诸葛武侯本传，细读一遍，即知孔明乃法家一派之醇乎其醇者也。他自比管乐，手写申韩，生平宗仰，已可概见。治蜀严而无赦，更与儒家主旨不类，然而今之孔庙中，则大书曰：“先儒诸葛亮之位”，此其故可深长思矣。  
    大凡当首领的人，如果自矜其能，把自己的才智表现出来，即会把众人的才智压抑下去，就会成为独夫。殷纣王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谓天下皆出已下，卒至身死国灭，首悬太白之旗。故韩非警告人主曰：“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又曰：“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这些道理，西洋科学家如达尔文这类人懂不得，要我辈八股家才懂得。于何征之呢？四川壬寅乡墨有曰：“相无才天下之才皆其才，相无智天下之智皆其智”，厚黑学者，八股之结晶体也，诸君不懂八股，请读鄙人的厚黑学。
孔明手写申韩，对于厚黑学，有深切的研究，你看他高卧隆中，自比管乐，是何等自负？谓徐元直等曰：“卿等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三人问其所至，笑而不言，这种态度，真是目无余子。然而一当了丞相，立即谦虚起来，下教曰：“初交州平，屡闻过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又自称：“资性鄙暗，不能悉纳。”以视南阳隐居时代，先后如出两人，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在野的名流，与在朝的政治家，地位不同，态度也就不同。当名士无妨吹吹牛，无妨目空一切，一执了政，这种态度，就断乎来不得。王安石不懂这个道理，拿书生的态度去做宰相，所以终归失败。王安石的政策，本是对的，他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道理也很精确，只是态度来得太严厉了，执拗不近人情，把海内公认的贤人君子，如司马光、欧阳修、程明道一类人，都压抑下去了，就不得不归于失败。诸君有志用世，请把王安石和诸葛武侯的态度，下细研究一下。  
    政治家带不得名士气，带不得书生气。王夷甫，殷深源，名士也，不幸而执政，身败名裂。程伊川，朱元晦，书生也，幸而未执政，至今尚高坐孔庙吃猪肉。程朱连苏东坡这类人，都容不过，岂可在政界中来往？鄙人非名士，也非书生，是一个八股学校修业生，故于人无所不容。薄白学发明家，是反对我的，我还称他为名教功臣，请他入文庙。张列五首先呼我为疯子，也是反对厚黑学的，我将来建厚黑庙，还许他进来配享。一般人只知佛门广大，殊不知厚黑之门，更为广大。君子曰：“李宗吾之称教主也，宜哉！”  
    宇宙事事物物，以平为归，物不平则鸣，人不平则争，人类本是平等的，君相地位，已经比众人高了，如果态度再加高亢，是为高而又高，不平孰甚？故须谦恭下士，才能跻于平，才不失败。匹夫的地位，已经比王侯低了，如果再卑以自处，是为低而又低，不平益甚。田子方对魏侯曰：“贫贱骄人”，颜对齐王曰：“生王之头，不若死士之垄。”必须有这种态度，才能调剂之以归于平。故我们说田颜二人有气节，称之誉之，万一君相有了这种态度，我们就名之曰骄盈，訾之议之。这是什么道理呢？此由吾人胸中，藏有一个平字，为衡量万物之准，自然而然，会发出这种感想。刘先帝三顾茅芦，诸葛亮以匹夫而对帝室之胄，故态度至为高亢。及当了丞相，对僚属下教令，就不得不谦虚。始终是循着平字公例而行。鄙人著《心理与力学》一书，已揭出此旨，此处算是引的例证。  
    政治界有帝王，学术界有圣贤，其情形是相类的。战国策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在学术界，则圣贤也是与师处，与友处。他是以古人为友，以今人为师。于何征之呢？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是尚友也。”这即是以古人为友之明证。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即是以今人为师之明证。古人有千千万万，今人有千千万万，你们的孔夫子，孟夫子，师与友，有这样的多，所以就成为千古有一无二的人物。  
    孟子与友人处，成为贤人，孔子与师处，成为圣人。鄙人是厚黑界的圣人，故民国元年，所著厚黑经有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厚黑者而从之，其不厚黑者而改之。”这即是鄙人以今人为师之明证。我历观当代名人，及朝夕往来的朋辈，常常喜欢赞叹曰：“吾师乎！吾师乎！”鄙人用了这种困知勉行的工夫，遂崛起而为厚黑圣人。东鲁有圣人，西蜀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也。  
    常常有人向我说道：“某人钦慕你的厚黑学，想来见你一下，请我介绍。”我说：你转告他，不必见我，我传授他一个简便法子，每遇着严严道貌的先生，高谈理学的时候，抑或有人向你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的时候，你就闭目默念：“南无李宗吾先生”三遍，睁眼一看，就俨然李教主在面前说法一般。诸君能够这样用功，将来操得的学问，一定与鄙人相等，或许还胜过鄙人，何以故？因为同以今人为师故，我与诸君，是同门学友故。  
鄙人是懂教授法的，我教授学生，绝不教他如何厚黑，只把他天性中具备的良知良能，诱导出来，他自然晓得厚，晓得黑，犹如矿师一般，只把矿之所在，指示出来，叫他自己去挖就是了。所以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也不必不如师。昔者子夏问于孔子曰：“颜回之为人奚若？”曰：“回之信贤于丘。”曰：“子贡之为人奚若？”曰：“赐之敏贤于丘。”曰：“子路之为人奚若？”曰：“由之勇贤于丘。”曰：“子张之为人奚若？”曰：“师之庄贤于丘。”子夏曰：“然则四子何为事先生？”子曰：“回能信而不能反，赐能敏而不能讷，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此其所以事吾也。”鄙人也与孔子一样，讲到才智，实是远不如诸君，然而诸君非与我拜门称弟子不可。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诸君虽具有厚黑的良知良能，但不经鄙人指点，难免不进退失据。韩非曰：‘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诸君必须奉我为师，才能纠正诸君的错误，以管仲之才智，犹师老马，鄙人其诸君之老马乎。  
    我们当教主的人，不重在显示自己的本事，重在把学生固有的本事，汲引出来。古来当人主的人，也是如此，不重在显示自己的本事，重在使臣下的本事，表现出来，汉高祖曰：“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诸君看他这番议论，即知政治界的帝王，与学术界的教主，其本事是一样的。故鄙人称刘邦为厚黑学界天纵之圣。  
    石勒说：“若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隐然说：光武还不如他。何以他不敢与高祖对敌，要北面归顺呢？石勒的智勇，虽是横绝一世，但遇着高祖，高祖就会说：“要斗智，我喊张良陈平来，要斗力，我喊黥布彭越来，讲筹款，我喊萧何来，讲用兵，我喊韩信来。”你想：石勒一人，如何敌得过，只好北面归顺了。  
    我国辛亥而后，谋如良平，勇如黥彭，筹款如萧何，用兵如韩信，可以说多得很，独缺乏一个汉高祖，所以纷纷扰扰，闹个不休。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汉高祖所以成功也；矜人臣以能，谓天下皆出己下，殷纣王所以亡国也。诸君如想担当国家大事，当于此等处，留心思之！留心思之！  
    汉高祖的本事，真是了不得，与他同时起事的，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几个人，所有韩信，陈平，黥布，彭越等，都是项羽方面的人，张良也是韩王的人，项羽把韩王杀了，才重到刘邦方面，替韩王复仇，可以说：刘邦的开国元勋，都是项羽驱遣许多过来的。刘邦也不组织什么死党，只把敌人方面的人，弄过来，就成为自己的死人，把患难相依的死党，变成冤冤不解的仇人，这是什么道理？请读者有以觉而语我！一般人都说：我国不知团结内部，应该仿效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那种团结方法。殊不知：越是仿效得像，内部越是分崩离析。譬之箍桶，墨索里尼和希特拉，一箍就紧。中国的桶，一箍就破裂，越箍得紧，破裂越凶。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这全是民族性的关系，要说明这个道理，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等随后再详说。刘邦是厚黑界人物，墨索里尼和希特拉，也是厚黑界人物。我国民族性，适用刘邦这种厚黑，不适用墨索里尼和希特拉那种厚黑。厚黑经曰：“汝为大厚黑，毋为小厚黑。”刘邦大厚黑也，墨索里尼、希特拉小厚黑也。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箍桶法，与阿柴的捆箭法，是同一手笔，愿读者细细研究之。  
    崇祯皇帝，如果做州县官，倒是个好官，不幸做了皇帝，十七年宵旰忧勤，落得自缢而死。做皇帝另是一套本事，州县官的本事，全用不着。做皇帝要深通厚黑学。老子一部道德经，纯是阐明厚黑原理，故后人说老子讲的是南面之术。崇祯不懂厚黑学，就南面做起皇帝来，越是苦干硬干，天下越是大乱。袁崇焕磔死西市，卢象升陷死沙场，而孔有德、祖大寿、尚可喜、洪承畴诸人，遂一齐跑到满洲，去当开国元勋，剩下一个孙承宗，不诛死，不当开国元勋，结果自缢而死。于是中国沦于异族者三百年。平情定谳，崇祯殃民误国，死不蔽辜，不能因其煤山自缢，而遂予以恕辞也。史乘具在，事实具在，假令袁崇焕、孙承宗诸人，能竟其用，满洲能侵入中国吗？中国会受这种空前蹂躏吗？鄙人著厚黑经所为曰：“刘邦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曹操斯可矣；曹操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孙权刘备斯可矣。”请问：有了曹操刘备这类人，他手下有袁崇焕孙承宗这类人，会诛死缢死吗？有孔有德祖大寿这类人，会跑到敌人方面出死力吗？我奉劝读者诸君，少读洋八股，多读鄙人的厚黑学。
凡想干大事的人，不必读什么书，只要懂得厚黑学就行了。刘邦是不读书的人，因为深通厚黑学，把项羽方面的人，弄过来，就成自己的死党，连项羽的叔父，都跑来当一个小小的功狗，真算得大本事。崇祯临朝，常常叹息无人可用，而满洲皇帝，只在明朝方面，得到几个降将，就把明朝的天下取了。本事之大，较之刘邦，有过之，无不及。最可怪者：洪承畴这类人，平日饱读诗书，高谈忠孝，身负天下重望，忽焉死心塌地，归顺满清，身统大兵，诛锄故主，孔圣人的学说，不知何处去了？洪承畴干这类事不足奇，满洲皇帝，能使洪承畴这样干，真乃大奇。难道满洲皇帝，读有若干书，研究有什么学理？无非天纵聪明，深通厚黑学而已。这种天纵聪明，人人都有，不过从前为理学家的学说所误，近今为洋八股所误。诸君倘能俯听鄙言，把这两种蒙蔽物扫荡了，厚黑的本体，自然出现，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区区日本，何足道哉！洪承畴、孔有德诸人的能力，在明朝发展不出来，在满洲能够尽量发展，此等处，最耐寻思。中国有了四万万五千万人，为什么能力发展不出来，会受外国这样的欺凌？我有个比方：诸君是学过物理学的人，凡是铁条，都有磁力，通常的铁条，发不出磁力，是由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之故。只要拿磁石一块，在铁条上引导一下，南北极分子排顺，立即发出磁力来。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对外本有极大的力量，只因内部分子凌乱，彼此冲突，能力相消，才会受外国这样的欺凌。问：内部分子，如何才能排顺？答：只要研究厚黑学。鄙人曾经说过：“汝为大厚黑，毋为小厚黑。”四万万五千万枝箭，同齐向外国射去，此大厚黑也，在四万万五千万人中，寻人来射，此小厚黑也。只要懂得大厚黑，内部分子，自然排顺。  
    世间的裁缝木匠，都要拜人为师，学习三年，才能替人缝衣服，做器具。我想：在政界做事，总比当裁缝木匠，要难得多，乃今日的人，黄脚黄手，跳上政治舞台，当首领的不研究首领术，当知事的，不研究知事术，等于未投师学习，即替人缝衣服，做器具，此所以辛亥而后，我国政治，闹得一塌糊涂也。他们在政治上的措施，绝像我辈八股先生进场，在洋八股上，东抄写点，西抄写点，凑集成一种规章，勒令全国实行，行之不通，则大骂道：“这种办法，东洋行得通，西洋行得通，独于中国行不通，人民程度，真是太低了。”这种说法，等于说：“此种衣服，东家的孩子穿得，西家的孩子穿得，独于你家孩子穿不得，这是你家的孩子，身体长得不合式，怪不得我缝衣的人。”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自清末变法以来，即托命此种人之手，天乎！冤哉！天乎！冤哉！然则救之之道奈何？曰：只有研究厚黑学。  
    周秦诸子，彻始彻终，是研究厚黑学，诸君有志斯学，单读鄙人所著之书，只等于读孔子之论语，还不够，必须遍读周秦诸子，等于儒者之遍读六经。如以为周秦诸子太多了，不能遍读，只读老子和韩非子二书，也可窥见全豹。老子言厚黑之体，韩非言厚黑之用。老子在周秦诸子中，犹如昆仑一般，万山从此发脉，周秦时代学术，可说无一不渊源于老子。韩非则如东海一般，为万川汇流处。他是周秦诸子最末一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韩非于各派学说，俱研究过了，然后特著一书，可说是集周秦时代政治学说之大成，也即是集厚黑学之大成。刑名出于道德，道家法家，原是一贯。故史迁以老庄申韩，同列一传。  
    当首领的人，要有首领术。韩非曰：“执术而御之，身座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无术而御之，身虽瘁疲，犹未有益。”崇祯皇帝，不懂首领术，越是苦干硬干，天下越是大乱。当皇帝的本事，全在驾驭人才。崇祯皇帝，没有驾驭法，许多奇才异能之士，发展不出来，虽有良马，无所展足。满洲皇帝，有驾驭法，劣马见了道子，也会跑，所以孔有德等有一般降将，能当开国元勋。洪承畴诸人，平日高谈忠孝，不得不反戈相向，诛锄故主。
韩非举得有个例证：“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诈而试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善事简主，几至于霸。”从这场公案看来，当首领的人，也不必摹仿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组织什么秘密党，只要懂得首领术，任何人，都可指挥如意。如其不然，就是自己亲手造成的学生，都会反戈相向。所以当首领的人，如果说：“某人是坏人，用他出来，一定会捣我的乱。”这种人的本事，未免太小，懂不得厚黑学，够不上当首领，以视赵简主，真是相隔霄壤。一般人都说三国时人才很盛，何以三国时人才会很盛呢？这是由于曹操刘备孙权三人，都善于用人之故，何以三人都善于用人呢？这是由于三人都是厚黑界先知先觉之故。  
    许邵批评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听了大喜。东汉之末，明明是乱世，明明说曹操是奸雄，何以操听了，会大喜呢？因为曹操是千古奸雄，正是阳虎一流人物，许邵这两句话，即是阳虎所说的：“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诈而试之。”直不管从曹操心坎中流出，所以操听了大喜。  
    曹操懂得：“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诈而试之”，所以他执了政，崇奖弛之士，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真是得了赵简主的秘诀。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之玉，而钓渭滨者乎？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好人也用，坏人也用，执术而御之，各种人之能力，俱发展出来，操之称雄一世也宜哉。  
    一般人都说：“中国闹得这样糟，是由于坏人太多了。”说这话的人，就是不懂厚黑学。中国地方如此之广，用人如此之多，哪里去寻许多好人来用？只要懂得厚黑学，执术而御之，坏人都会变成好人，韩非曰：“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输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括之道用也。虽不待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韩非所说括之道，即是首领术。他说道：“贞信之士，数不盈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这真是通达治体之言。韩非所处，是战国时代，国小地狭，故曰：“官以百数”，今之中国，官以千万数，哪里去寻许多贞信之士？且首领一人，何能鉴别千万官之贤否？所以必须研究厚黑学，懂得首领术，只要善于驾驭，坏人都会变成好人，如果不善驾驭，奸人也会变坏人。一部廿五史，例证很多，诸君自去搜寻，我只提出原则就是了。至于首领术，韩非书中，有具体的说明，有志用世者，断断不可不熟读此书，兹不详引。  
    厚黑学，极似佛门的禅学，在古代不立语言文字，以心传心，全在自悟，到了黄石老人，传授张子房，子房传授汉高祖，才略见授受痕迹。子房屡被老人怒斥，绝似禅门棒喝法。老人半夜三更传授，绝似五祖传授六祖衣钵。禅宗到了六祖，著一部坛经，公开讲说，其学遂风行一世。厚黑学到了鄙人，著一部厚黑经，公开讲说，吾道之风行天下，不卜可知。故黄石老人者，厚黑学中之达摩也，鄙人不过等于六祖罢了。一般人推我为教主，实在不敢当。  
    张良面皮之厚，是天生的，黑字是加了学力的。良初遇老人，即跪而进履，其厚业已无以复加，老人犹恐其未醇也，屡次怒斥以验之，知其可以深造了，才进之以黑，授以太公兵法，据史迁齐世家所说：太公兵法全是阴谋奇计，尽厚学精髓也。厚黑学是度功秘诀，为人主都断不可少。张良经老人指点，别有会心，故老人以“王者师”期之。  
    汉高祖的资质，恰与张良相反，心子之黑，是天生的，厚字是加了学力的。史称：“良以太公兵法，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授也。’”这即是厚字天生的明证。韩信求封齐王，汉高不能忍耐，全靠张良从旁纠正，这即是厚字加了学力的明证。我把厚黑哲理，随时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等于开办函授学校，无奈诲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也怪不得诸君，是由于这门学问太精深了，必须刘邦这种天授的聪明，才能领悟。我也不能说诸君鲁钝，只怪鄙人教授不得其法。战国策士，于立谈之顷，即取卿相之荣，无论何种道理，一说出来，任是如何愚鲁之主，都能领悟。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当时的策士，如苏秦这类人，都是闭门研究，下过一番苦功，把一切事理，弄得清清楚楚，然后出而游说，看人主之意如何，他就用何种方式，人主之心，万变不同，他们的方式，也万变不同，但有一个秘诀：“理论尽管讲得深，言辞却极浅显。”也不引用隐僻的书籍，只就当时列国事实，言下指点，甚至引用一个笑话，或闾里琐事，如“邻妇乞火”，“慈母投抒”之类，听着顿然了悟。所以鄙人讲厚黑学，也用这种方式，把原则寻出了，遍考诸子百家，一部廿四史，与夫近今中外事实，一一都通得过了，然后就人人所知的三国时几个人物，和楚汉事迹，随意指点，使读者言下顿悟。但我所谈三国人物，纯取材于陈寿三国志，其演义上捏造的事实，概屏弃不录。我指示学者应读的书也只有老子和韩非子两种，不敢繁征博引，致读者望洋兴叹，此乃鄙人觉世牖民的苦心，读者谅之。
友人江子愚，咏李特读台诗云：“英雄割据谈何易，李特当年尚读书。”刘先帝读的是什么书？我们看他临终后劝后主那篇文字，即可知道。孙权读的是什么书？看他告诉吕蒙那席话，即可知道。独于史称曹操手不舍书，孙权称操老而好学，究竟曹操读些什么书，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曾注孙子，孙子是太公兵法一类书，专言阴谋奇计，故厚黑学为曹操特长。观他所下的令，寻觅不仁不孝之人，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绝似韩非子之主张，可知他对于韩非子是有研究的。建安十五年令文中，“被褐怀玉”四字，出诸老子，可知他曾研究老子。“钓于渭滨”四字，指太公而言，太公是后世阴谋之祖。“盗嫂受金”四字，指史记上之陈平而言，陈平是著名的阴谋家。老子言厚黑之体，太公，孙子，韩非，和史记，言厚黑之用，曹操研究这类书，体用具备，所以成为三国时第一个英雄。  
    陆放翁游诸葛武侯读书台诗，末四句云：“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尽有余，世上俗儒宁办此，高堂当日读何书？”诸葛武侯，干的事，非俗儒所能干，当然他读的书，也非俗儒所能读。放翁既发出这个问题，我可代他答覆道：武侯所读的，是古代几部厚黑学教科书。他自比管乐，当然读过管子和战国策。他手写申韩以教后主，当然研究过法家之书。他说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语出淮南子，带有点黄老气味。凡此诸书，皆程朱大儒之所谓异端邪说也。孔明读了这些书，乃成了一个王佐之才，真是怪事，宋儒所推崇者，是周公孔子的书，王莽读了一肚皮，篡夺汉室，做了十八年天子，刘歆读了一肚皮，辅佐王莽，当国师，我们可把放翁的诗，改了道：“世上俗儒曾悟否！莽歆当日读何书？”  
    鄙人发明厚黑学，是民国前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其时校长名曰监督）一夜卧在监督室内，忽然想到曹操刘备几个人，不禁捶床而起曰：“得之矣！得之矣！古所谓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于是上下古今想去，一部廿四史，都可一以贯之，是夕终夜不寐，心中愉快情形，大有王阳明在龙场驿大彻大悟光景。从此逢人讲说，民国元年，才登之成都公论日报，今为民国二十九年，则是鄙人宣传厚黑学已三十一年了。释迦说法四十九年，鄙人说法仅三十一年，厚黑学较佛学更为高深，打算再说法十九年，共成五十年，比释迦多一年，然而鄙人今年，已六十有二矣，即使活到你们孔夫子的年龄七十三岁，此后也只有十一年了。孔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鄙人则曰：“假我数年，五十以说法，可以无愧释迦矣。”袁子才与程国园书云：“衰年心事，类替人持钱之客，腊残岁幕，汲汲愿景，终日辜榷簿称，为交代后人计甚殷，岂不知假我数年，未必不再有进境，然未知主人留客否也。”此数语直道尽鄙人心事。我频年在外，去岁由成都回到自流井家中，有类孔子自衙反鲁，自己也想休息，惟念世间的教主，无一个不是强聒不舍，死而后已，鄙人年方六十有二，何敢倦勤，因此奋笔写去，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每闻空袭警报，不啻暮鼓晨钟，发我深省。警钟当当不已我的笔则泊泊不休。我这“迂老随笔”，算是对于后人办的交代，等于释迦将入涅经。一旦半空中飞来一个炸弹，四肢百骸，飞灰而散，屺不快栽！岂不与耶苏之上十字架，同一光荣哉！  
    教主二字，我本来不敢当，不过一般人既这样称呼，我也只好应之，盖不如此则道不尊，信箸必不众。我自家估计，我之地位，不过等于唐朝的白居易罢了，我的厚黑学，只等于他的长恨歌。旧唐书载居易致元稹书云：“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某君对我言：一日在成都牛市口茶馆内，见有二人，因卖猪吵闹，一人拍案曰：“你要讲厚黑学吗？我是李教主的信徒，亲自读过他的书，你倒不行。”这是我与白居易相同的地方。寄元稹书又云：“过汉南日，遇主人集众娱宾，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秦中吟，长恨歌主耳。’”往年四川省督两署某某诸君，在成都花会场中，共同宴客，坐了几餐桌，我一到，有一人呼曰：“厚黑先生来了”，众人都站起来看，这也是我与白居易相同的地方。寄元稹又云：“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每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有唐君者，对我言：“前在南京，即闻人谈厚黑学，入川在轮船上，复闻人言及，在万县偶购报阅之，亦有谈厚黑学者，成渝两地，朋辈聚谈，复时时闻厚黑学三字。”鄙人曾闻某教习言：“我改国文，曾见学生用厚黑学字样。”又有学生对我说：校中历史教员，每每说：“这位古人的厚黑学，真讲得好。”或说：“可惜他不讲厚黑学。”又峨眉山九老洞和尚“释圣哲”，曾寄信来，问我要厚黑学，我的孙子“长翊”，游青城山，见天师洞道人“易心莹”，也在看我的书。许多男女学生，见着我即请我讲厚黑学。这些地方，我都与白居易相同。寄元稹又云：“仆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阅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奕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名落众耳。”这点我也与居易相同。元稹为居易集序曰：“予当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往年我在重庆长亭，独坐啜茗，至暮，步月而归，前有二人，一人曰：“我生平失败，就由于不讲李宗吾的厚黑学，叫我厚，我还做得来，叫我黑我实在做不出来。”我急越几步，与之擦身而过，望二人一眼，二人也望我一眼，彼此不相识，这更是我与白居易相同的地方。
我不惟这些地方，与白居易相同，还更有相同的。寄元稹又云：“古人云：‘名当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己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常，理固然也。”鄙人发明“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子真言”，得我余绪者，无不腾达而去，而自己则不惟知事局长，不曾做得一任，就连区长区员，都未委充一次，读居易之书，恍悟彼苍之位置我者，别有所在，此“迂老随笔”所以不得不写，而他人呼我为教主，所以不得不应也。  
    白居易又云：“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辄咏歌之，歉稍稍进闻，以复吾生平之志，岂图志未就而谤己成，众口藉藉，以为非宜，权豪近贵者，相目而变色矣，执政柄者扼腕矣，握军要者切齿矣，号为沾誉，号为诋讦，号为谤讪，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这恰是鄙人著书立说，所收的效果。  
    居易又云：“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世韦苏州歌行……五言诗……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闲适者……宜人之不爱也。”鄙人作品，已刊行者凡七种：（一）厚黑学，（二）厚黑丛话，（三）考试制之商榷，（四）社会问题之商榷，（五）中国学术之趋势，（六）心理与力学，（七）制宪与抗日，庄生曰：“天下不可与庄语”，前两种不过开开玩笑，后五种盖认真讨论学理者，乃啧啧众口者，独在厚黑学，其认真讨论学理者，倒不为人重视，鄙人亦曰：“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凡此种种，都与白居易相同，所以就厚黑学言之，我有点像白居易。  
    扬雄死，人谓桓谭曰：“子尝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愿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杨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扬雄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在当日，很为人轻视，其轻视的原因，已为桓谭揭出，桓谭所说的：“贱近贵远”，与居易所说的：“荣古陋今”，都是一般人的通性，此不独对于著作家为然，即对于功业家也是如此。许多勋业赫赫的人，自其朝夕左右人观之，了无异人处，西人谓：“童仆眼中无英雄。”所以校人笑子产曰：“孰谓子产智”，诸葛武侯小史，亦谓：“诸葛公未有过人处。”我所知道的，几个革命家，行事卓卓可传，然而也犯了“禄位容貌，不能动人”之病，我曾在《厚黑丛话》中，把他们的行事写了些，后又写了一篇《四川叙属旅省中校革命始末记》，在成都报纸发表，以备修四川革命史者之采择，然所写者，注重已死之人，而于生存者，则从略，这也是怪不得我，他自己不死，我又其奈之何？  
    有人向我说道：“某人訾议你，他把你全部作品读完，说你太自负了，目空一切，任何人说的都不对，惟有你的厚黑学才对。又说你：写了许多文字，根本上只得一个道理，翻来覆去尽说。”我说：某君太过誉了，释迦佛开口即说：“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这是何等自负，释迦为人，慈祥到了极点，而痛斥外道，毫不客气，自鄙人视之，凡非厚黑学者，皆外道也，岂能同他谦虚？佛氏的主旨，只消几十个字，或几个字，一个字，即可括尽，而三藏十二部，讲之不尽，四十九年，说之不完，某君明明以教主推我，我何敢当。  
    大凡讲学，都要标一二字为主旨，老子讲无为，孔子讲仁义，杨子为我，墨子兼爱，程朱主诚敬，王阳明致良知，终身讲学，不离主旨，所以成为一家之言。譬如：起兵者，必须揭出一个旗帜，此军与彼军，才不相混，此鄙人所以提出厚黑二字为讲学之出发点也。  
    有人说道：“你种种说法，我早已见到，许多道理，业经有人说过，怎能说是你发明的？”我说道：军营之组织，士兵与军官之训练，此军与彼军何异，然而旗帜一张，即显然有别。李光弼入郭子仪军，号令一施，旌旗变色，郭家军即变成李家军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与夫二十四史，一经鄙人解释，无一非厚黑学教科书，犹之建屋，砖瓦木石无一非购自外面，一经建成此屋与彼屋，即迥然不同。姑举一例为证：孟子言性善，他举出的实证，（一）“孩提之童，无不知爱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教其兄也。”（二）“今人乍见孺子，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算是孟子全部学说之立足点。鄙人讲厚黑学，也不别寻实证，即将孟子所举二事，逐一推勘，于是孟子学说的立足点，即变成鄙人学说之立足点，性善说的实证，即变成厚黑学的实证了。诸君试取拙著《心理与力学》，连同孟子本书，及程朱学说，合并读之，究竟哪个讲得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