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乡里来的干部多了起来。奶头山的工作进度基本上是与乡政府的工作布署同起同落的。乡里干部很尊重工作队，无论上面来的工作队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无论后盾单位有钱无钱，他们都很尊重。金苇珉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是，乡干部毕竟比农民的觉悟要高得多。农民是极端的现实主义，乡干部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现实以钱为基础，理想以精神为动力。
    乡里民政干部，陪县里的民政干部来到了奶头山。他们是来调查零散红军的家属情况的。据说芙蓉县里有好几百名姓名不全的红军、抗日、剿匪将士牺牲在战场上，烈士证还没有发放到家属的手中。
    这项工作，民政局组织专门调查组，调查了好几年，越是到后来，问题越复杂。现在冒牌顶替的不少。有的人在烈士陵园找到了碑文，可搞来搞去人还活着。有的人张冠李戴，领了钱也不吭声。有的还有好几个老婆争抢烈士证。民政局的同志说，等有些疑难问题解决后，县里就会一次性发放烈士证和抚恤金。
    金苇珉也很关心奶头山的烈军属认定。一旦认定一户，就相当于帮她分担了一户的扶贫计划。这次听了县民政干部的一些介绍，金苇珉对走马乡的乡情又加深了一层认识。原来，走马乡还是一个革命之乡，大革命和抗日时期，近半个乡的人参加了红军、赤卫队、解放军，有三分之二的人光荣牺牲。有的一家人一家人地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死得惨烈，有的死得悲壮。有的死无全尸，有的被敌人开肠剖肚，挖心挖肺。有的活活被甑子蒸死，被火烧死，被刺刀挑死……当然，也有下落不明的。可谓红花朵朵，必有走马儿郎的血色闪耀。
    通过最近几天与民政部门同志的接触，金苇珉觉得这奶头山也不是一般的地方。它不但山大山高，峻岭重重，林海苍茫，而且它的红色根基同样深厚，凛然正气，绵延后世。在红色的革命生涯中，曾演义过英雄的九寡妇抱成团，集体跳天坑为英雄的大丈夫殉葬的悲壮故事。
    民政局的同志初步透露：“奶头山不简单，是个红色村。那时的梭标队、游击队、童子军、老虎军威风得很。最高级别的，跟贺龙走的有个女的，当了师长，可惜没有了后代。营团级干部，有几十个。还有不少在战争中打散的人，至今还不知道其死活。奶头山的红军中有一部分人，是耳朵山的。过去耳朵山与奶头山是一个村，解放后才分村，分村时有很多红军的家属就搬到奶头山来了。耳朵山那边的红军人数就少了好多。这对奶头山能划为红色村，打了个好基础。耳朵山那边就不一定划得到红色村了。”
    金苇珉听到这些红故事，脑海中就浮现了电影中的那些战争场面。她掂得出红色村这块牌子的重量。这块牌子与她扶贫的村血肉相联，应是块金子招牌。
    金苇珉还关心红色村的牌子什么时候可以搞下来？调查组的同志说，这是县委常委定的事。金苇珉就不再多问了。如果这块牌子下来得早，她的扶贫工作就好做多了，项目款也好要些。听说处在红色旅游线路上的村，还可以拿到一笔钱，搞旅游开发。旅游是黄金产业，会把红村的老百姓尽快地带上富车道。
    县民政局的同志走了，县农调队的同志又下来了。有扶贫任务的村，都是布点调查村。金苇珉对农村统计工作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但经布点的同志一点拨，她对这项工作就有了热情，另眼相看了。她由此觉得任何一项工作都是有意义的。就像一盏煤油灯，你越拨它的灯芯，灯光就越明亮。
    这天晚上，金苇珉在日记中写到：“现在的农村工作比以前要好做多了，农村的‘三提五统’没有了，各种税收没有了，农村种田植树，上面给了直补。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大大高涨。乡干部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些服务性的工作。但与之带来的工作作风也不如以前了。集体公益事业难搞了。上面的干部走马灯似地转一圈就走了。热闹一阵儿，寂寞一阵儿。我似乎有些适应了。白天有事干时，上面下来人时，我陪同，时间就很快打发走了。一到黑夜，我又觉得自己被命运抛向了无边无际的寂寞之中了。寂寞越来越深，孤独感也就越来越强烈。但是为了我心中的那个梦想，我还得坚持下去。好在局里领导，曾给了我一个令人向往的承诺。过不了几天，我就镀完了这一桶扶贫工作的‘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写到这里，金苇珉的高兴劲儿就上来了。人一高兴，就想扯几曲，唱几句。人就是这么一把贱骨头。这一夜，沉寂了很久的奶头山又响起了悠扬的二胡声。她不知不觉扯起了《高山流水》，清亮亮的流泉飞瀑，脆生生的跃入崖谷，穿越森林，漫过田野，淌过村庄……
    扯着扯着，她突然就扯明白了。为什么常常会不经意地扯起《高山流水》这支曲子？因为这美丽的奶头山，除了无电，无公路，还严重缺水。
    金苇珉想，有时人不能改变环境，但在不知不觉间会被环境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