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秋天，我十三岁的生日又一次悄悄地走了。
    过了最傻气的年纪，最怕孤单，我后来才明白，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才是最美丽最幸福最快乐的，简简单单就是真。
    在这之前，那个名叫曲歌身板儿像麦秆的佛拎着一布袋葡萄杀进了我家，之后又死赖在我家独一无二的小板凳上不肯走。
    我说，饭蚊子，赶都赶不走。
    他说，夜蚊子，请都请不来。
    我怒，去你那就是栽进地狱的第一步。
    他笑，来我那就是看到天堂的第一道门。
    我说，纯洁善良的天使，快回家去，门背后就是地狱，小心脏了鸡翅膀。
    他不说话了，很久才说，邱南飞，你太悲观了。
    我，我一下子毛了，跟你说话上火。我关了院子里的木板门，留他在那立地成佛羽化登仙。他扭过头看着我关上的门，眼睛一眨不眨，泛着雾气。我躲在门后，从门缝里看他，看得眼睛都疼了。
    阳光穿越老槐树的枝桠，一点一滴地滴在他身上，穿着白衬褂的他在发光。
    学校还是那样，上课像坐牢，下课是减刑，放学那叫无罪释放。
    对我们这群野孩子来说，不上课的老师才是最好的老师。心情好就安安静静睡大觉，心情烂就热愈火朝天闹革命。老师说，你们笑啊尽情的笑啊现在笑得愈开心到时候就哭得越惨，我不信，我们几个都不信，于是，开学第一星期的第一次班会，就在我们的起哄声中不了了之了。
    哪会想到后来的后来，我开始后悔，多少奢侈的光阴，千金不换。
    很多次碰到麦秆，都是看到他从农药店出来。他站在马路对面，咧开嘴朝我笑，笑得秋光都亮了。
    我当没看见，和陆奔狒狒他们勾肩搭背地走了。有时候实在忍不住回头，还看见他朝我挥胳膊咧嘴笑，大哥，求求你别笑了，你牙还没长全呢。
    陆奔问我他是谁混哪条道上的，我笑，麦秆，天道上混的。
    狒狒乐了，mygod？
    陆奔问，mygod哦我听过？么意思？
    我一拍脑袋，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音？
    狒狒说，我的上帝。
    陆奔眉开眼笑，多谢夸奖。
    许多年许多年以后，我又想起许多年许多年以前的他，总有那么一个人，眼里分明有泪有泪滴，却始终不让我看见他眼角淌下的泪水；总有那样的一种人，明明内心脆弱敏感，却始终坚强的让人忍不住心疼流泪；也总有那么一个人，不会说好听的话，不会唱好听的歌，却仍然深深地扎根在我心底，疯长，伤逝，生生不息。
    这一年的秋天特别长，特别热，雨下的也特别少。
    刘虎那崽子胆子也大了，叫来街上的混混来堵我们，爷爷的，一坨屎。
    一个也不放过。敢堵我们，简直不想混了。
    居然还敢动我弟弟，我放出话，谁敢动我弟弟一根毫毛，就等着去见毛爷爷吧。
    天气渐凉、北风渐紧的晚秋时候，班里转来了一个女生，长得很像当时热播的《还珠格格》里面的那个晴格格。
    我记得那天，秋阳很微弱，秋风很安静，陆奔的脸很红。
    从那以后，陆奔开始装书生，最后对我说，嘿，那个女生真有意思。
    我踩了他一脚，说，没你有意思。
    他也不反对，书呆子一样的傻笑。
    陆奔，你不是玉树临风武艺高强的萧剑，晴格格看不上你。
    这是我的事，你别管。
    自从陆奔那大情圣坠入自己编织的情网，始终一往情深的一塌糊涂。晴格格文文静静的，和他说不上几句话，可他呢会因为晴格格的一句话，晚上原形毕露丧心病狂地在床上翻滚到大半夜。
    “陆奔！再滚我让你现在此刻出去裸奔！”我伸脚往上踢他床板：“大晚上的发情呢你！”
    秋雁南飞，天高云淡，干燥的风一阵阵地吹过，枯叶蝶一样地在半空中旋转，旋转，旋转，然后又一次地乘风而起。
    姑妈家在我们隔壁村，我要去送西红柿。温室大棚里长出来的东西，特鲜亮。我扛着一袋西红柿走在路上，边走边啃。绕了一段路，因为我不想走那条伤心路，上火。
    肩膀疼了，我放下袋子，揉揉。
    远处的矮坡上，一个人背着药水桶，背对着我，一下一下地给作物打药水，那么瘦的身板，小心给压趴下了。才多大呢，书都不读干苦力活，谁家父母这么虐待孩子，真是比我家那两鳄鱼还鳄鱼。
    我扛上西红柿，又看了那方向一眼，准备走。咦，人呢？人哪去了？我跳了几跳，看不着。不会真给压趴下了吧。我抱着西红柿往那地方冲，好奇心害死人，可我愿意。
    一个窄沟，一个人面朝着我卡在沟里，动不了。
    我心一下子飞起来，天助我也，曲歌，你也栽阴沟里啦，哈哈。
    他看到我，眼睛一下子亮了，咧嘴笑：“邱南飞，帮我一把。”他努力地把手伸向我，额头上都是汗：“时间站长了，头晕，呵呵。”
    你以为你是谁？我和你关系还没那么好。我不帮你怎的？看着他的笑脸，我突然觉得讽刺他没意思，抱着西红柿掉头就走。
    ……
    “你野猪啊，这么重！”我邱南飞到底不是趁虚而入趁火打劫的人，没想到我也会心软。
    他站在原地晃了几晃，然后对我笑：“你其实是个很好心的孩子。”
    “你才孩子，你多大？”听了他的话，我悄悄笑了，还没人这么说我呢，真受用。
    “十七。”他竖起四根手指头，笑：“比你大四岁。”
    “了不起啊，搓衣板。”我不高兴了，“哥我十八。”
    他扎着头，又背上药水桶，苍白的小脸更白了。
    “嘿，站住，我来。”我要取下他的药水桶，他死拽着死活不肯松手，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人心，刚刚是谁叫魂一样叫我别走，你真变态。”
    “不用不用，这很重，你背不动。”
    “重你还背，你爸妈哪去了？啊？哪去了？”我使劲一夺，往前跨一大步，背在背上，回头冲愣在那儿的他说：“嘿，这东西小意思。”
    他站在昏黄的秋光下，汗珠一颗一颗地划过他毫无血色的脸，像在哭。
    那年秋天，我们坐在高坡上吃着洗净的西红柿，说了很久的话。
    那年秋天，我知道他家的葡萄叶长虫了，他很难过。
    那年秋天，我知道他有一个哭瞎了的爹爹还有一个善良的婆婆，还有……还有他家堂屋里摆放着的他爸妈的黑白照片。
    那年秋天，我们说过的话，比我们一辈子说的话都多，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