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舅家出来时，日头已经偏西。
    王牧川揣着兜里那五块钱——大舅妈硬塞的，说是给他“买点零嘴儿”，推着家里那辆二八大杠往回走。大舅家的境况比他想的还难，一家六口挤在两间平房里，大表哥的婚事因为凑不齐“三转一响”搁浅了，全家人脸上都蒙着一层愁。
    胡同里关于“肥皂”的谈话还响在耳边。大舅妈抱怨说供销社的肥皂又粗又硌手，洗衣服还行，洗澡能搓掉一层皮；表姐则小声嘀咕，说同事从上海带回来一块檀香皂，那味道，闻着都舒坦，可惜买不着。
    这些细碎的念叨，像小锤子敲在他心上。
    经过西单时，他看了看那座灰扑扑的三层建筑——西单百货商场。1981年的北京，这里已经是普通人能见到的最繁华的商品世界。他捏了捏车把，调转方向。
    存车处老大爷收了二分钱，递给他一个带号码的竹牌。走进商场大门，一股混杂着布料、樟脑丸和淡淡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王牧川站在一楼大厅，有一瞬间的恍惚。
    灯光是昏黄的，白炽灯泡隔着积灰的灯罩，勉强照亮着宽敞却空旷的空间。人不少，声音嘈杂，可这种嘈杂带着一种奇特的“有序感”——人们不是漫无目的地闲逛，而是目标明确地走向一个个柜台，然后，排队。
    他慢慢往里走。
    布匹柜台前队伍最长，蜿蜒了十几米。人们仰头看着货架上寥寥几种布料：藏青的卡其布、红白格子的“的确良”、灰扑扑的劳动布。售货员站在柜台后，手里拿着木尺，脸上没什么表情。一个妇女正在哀求：“同志，能再扯二尺吗？我想给孩子做件罩衫，就差这么一点……”
    “不行，一人限购八尺。”售货员的声音像尺子划在木板上一样干脆。
    王牧川的目光移向旁边的日化品柜台。这里人少些，但货架上更加“干净”。七八个玻璃柜台里，陈列着为数不多的商品：一种黄纸包的长方形肥皂，堆成小小的金字塔；几个白瓷瓶的面霜，瓶身上印着简单的红字；洗发水是稀罕物，只有一种绿色塑料瓶的，瓶身上画着一颗模糊的香波泡泡。
    他走近些，看清了肥皂的价格：向阳牌肥皂，每块两毛七，凭票供应。旁边一个小黑板写着：本月肥皂票已兑完。
    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正在问：“同志，香皂有吗？”
    “没了。”女售货员头也不抬，“下个月十号来看看。”
    “那洗衣粉呢？”
    “早没了。”
    男人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背影有些佝偻。
    王牧川的视线扫过整个柜台。这就是1981年中国最繁华商业街之一的日化供应：三种肥皂，两种润肤膏，一种洗发水。包装简陋，选择为零。人们的需求像干渴的土地，而供给只是一滴吝啬的雨水。
    他转身走向二楼。楼梯拐角处，一个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区域吸引了他的注意——那里挤满了年轻人。
    是卖磁带的。
    柜台里摆着一台砖头似的录音机，正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声音有些失真，咝咝啦啦的，但丝毫不影响围着的少男少女们痴迷的眼神。柜台上方拉着绳子，挂着十几盒磁带封面，大多是翻录的，封面是手绘的美女图，字是歪歪扭扭的手写体。
    “《橄榄树》有吗？”一个烫了卷发的女青年急切地问。
    “没了，明天来看看。”卖磁带的是个精瘦的小伙子，眼睛里闪着生意人特有的光。
    “那《外婆的澎湖湾》呢？”
    “最后一盒，刚卖。”
    女青年失望地“啊”了一声，又不甘心地在柜台前徘徊。
    王牧川站在人群外围，看着这一切。匮乏，极度的匮乏。但在这匮乏之下，他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渴望。对更好生活的渴望，对美、对舒适、对丰富选择的渴望。这种渴望被压抑得太久，已经像地下的岩浆，只等着一个出口。
    他想起前世那些琳琅满目的超市货架，想起直播间里主播们声嘶力竭地喊着“所有女生，买它”。两种画面在他脑海里重叠，撕裂，最终形成一种近乎荒谬的对比。
    这里的商业还处在原始阶段——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有无”的问题。只要能生产出来，只要能摆上柜台，只要比现有的东西好上那么一点点……他脑子里那个关于肥皂的火花，此刻噼啪作响，几乎要燃成火焰。
    但火焰需要燃料。
    下楼时，他经过家电柜台。那里最冷清，只有寥寥几样商品：红灯牌收音机、牡丹牌黑白电视机、单缸洗衣机。每样商品旁边都立着一个醒目的牌子：凭票供应。
    电视机前围着几个人，不是要买，只是看。屏幕上正播着新闻，画面雪花严重，但不妨碍他们看得津津有味。其中一个人指着电视说：“听说上海有彩电了。”
    “那得多少工业券啊，还得有关系。”同伴摇头。
    王牧川走出商场时，夕阳正把西单路口的建筑染成金黄。存车处老大爷接过竹牌，随口问：“同志，买着啥了？”
    “就看看。”王牧川说。
    “可不是嘛，”老大爷笑了，“这年头，看得多，买得少。”
    跨上自行车，王牧川用力一蹬。车子吱呀呀地向前，迎着晚风。他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商场里的画面：空荡荡的货架，长长的队伍，人们眼中那种混合着渴望与无奈的神情。
    他知道机会在哪里了，比任何时候都清晰。那些前世熟知的商业逻辑、产品思维、营销手段，在这个时代简直就是外星科技。
    但另一个现实也同样清晰：他兜里只有五块钱。大舅妈给的五块钱，和那些需要凭票购买的、摆在柜台里的商品之间，隔着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
    自行车拐进胡同，车铃铛叮当作响。几个孩子追着一个铁环跑过，笑声清脆。
    王牧川抬头，看见自家院门上方那一小片被屋檐切割的天空。湛蓝，清澈，毫无杂质。
    就像这个时代，空白得让人心慌，也广阔得让人心跳加速。
    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但怎么开始？五块钱，在1981年的北京，能做什么？
    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他胸口。他把自行车靠在院墙边，摸出钥匙，金属的凉意透过掌心。
    门开了，院子里静悄悄的。母亲还没下班。
    他走进屋，坐在那张老旧的木板床边，从兜里掏出那五块钱。淡绿色的纸币，印着工人和农民的头像，崭新，挺括，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微光。
    五块钱。
    在商场里，这钱甚至不够买一台最便宜的收音机，不够买一件像样的“的确良”衬衫，不够买十块肥皂——如果不需要票的话。
    但这是他的全部。
    窗外的光线越来越暗，暮色像墨水一样渗进屋子。王牧川坐在渐浓的黑暗里，一动不动。脑海里，商场空荡的货架和人们排队的面孔，与前世那些供应链数据、营销方案、用户画像疯狂地碰撞、交织。
    他知道得太多，又拥有得太少。
    这种撕裂感，几乎要把他扯成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