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的旅途，这一次没有了衣锦还乡的意气风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祁锦林的高考成绩，如同一盆冰水，浇灭了祁定川心中最后的侥幸——儿子连本科线都没过，分数只够得上一些偏远或冷门的大专。
    压抑的怒火在见到儿子那副浑浑噩噩、不敢与他对视的模样时，再次升腾。
    “我跟你妈在外面拼死拼活，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你就打算这么混下去？！”祁定川的声音因失望而颤抖。
    祁锦林梗着脖子，一声不吭，用沉默对抗着父亲的权威。
    骂归骂，气归气，问题总要解决。让儿子就此辍学，是祁定川绝不能接受的，那比杀了他还让他没面子。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怒火，开始动用他的关系和金钱，为儿子铺路。
    他很快锁定了一个目标——离上海不远的昆山，有一所大专院校，地理位置和未来发展都还不错。儿子的分数勉强够得上学校的门槛，但想进那些热门的、好就业的专业，却差得远。
    “分数不够，钱和关系来凑。”祁定川再次展现了他在上海练就的“办事”能力。他通过层层关系，联系上了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几次宴请，一份厚厚的“心意”送上，最终，祁锦林的名字，被录入了那所大专一个颇为紧俏的工科专业。
    事情办妥，祁定川看着儿子，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沉重的嘱咐：“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好吧。我跟你妈，能为你做的，就这些了。”
    送走儿子，祁定川忽然感到一阵疲惫。这种疲惫，不仅仅来自于儿子的不争气，更来自于他渐渐察觉到的，事业上的一些隐忧。
    顺风顺水了几年，一些被他辉煌业绩所掩盖的问题，开始悄然浮现。
    首先是那个曾作为事业起点的红星宰鸡场。随着城市发展和食品安全标准的提高，这类老旧的、污染较大的屠宰场逐渐被淘汰或迁往更远的郊区。宰鸡场的生意日渐萧条，对塑料袋的需求锐减，最终走到了倒闭的边缘。
    而那个他曾寄予厚望的五金加工厂，问题更为严重。当初为了集中精力应对金老板的大生意，他将五金厂的日常管理全权交给了一位跟他出来闯荡的堂弟。这位堂弟为人老实，却缺乏管理和开拓能力，守成尚可，进取不足。厂子里管理松散，生产效率低下，只能勉强维持。
    祁定川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但他有着自己的顾虑。一方面是碍于亲戚情面，堂弟跟着他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拉不下脸来撤换；另一方面，他如今是名声在外的“祁老板”，手下管着更大的生意，若再去亲自过问一个日渐没落的小五金厂，他觉得掉份儿，丢面子。
    这种“爱面子”的性格缺陷，在顺境中是锦上添花，在逆境中却成了致命的绊脚石。他宁愿看着五金厂半死不活地拖着，也不愿采取可能伤及亲戚情面或影响自己形象的果断措施。
    最终，现实替他做了决定。宰鸡场正式关门大吉，塑料袋的订单彻底断绝。而那个管理不善的五金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内部损耗下，也终于难以为继，走到了倒闭的尽头。
    讽刺的是，五金厂的倒闭，反而给祁定川带来了最后一笔“意外之财”。厂区的地皮和废旧设备需要处理，这个“肥差”自然落在了他自己手里。他亲自带队，将整个厂子拆解，那些废旧机器、钢材构架，作为优质的废金属卖了出去，因为量大集中，反而让他赚了不小的一笔。
    这像是一个黑色的幽默，建厂者最终通过拆毁自己的厂子获利。
    然而，宰鸡场和五金厂的接连倒闭，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家族内部大量人员的闲置。尤其是女眷们，原本在宰鸡场有份相对“体面”的工作，如今一下子失去了收入来源。一开始，她们中还有人跟着男人们去帮忙做金属分拣、打包的零活，但那些活计又脏又累，完全是体力活，根本不是长久之计。
    家族内部，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安和埋怨的低语。有人尝试着出去找别的活路，比如去酒店做保洁，去超市当理货员，但收入微薄，且离开了家族抱团的模式，让她们感到无所适从。
    祁定川看着这一切，心中烦闷。他站在即将被夷为平地的五金厂废墟前，脚下是锈蚀的钢筋和碎裂的砖块。风光的表面之下，裂痕已经出现。他凭借胆识和人脉搭建起来的商业版图，似乎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根基牢固。
    顺境的潮水正在退去，他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爱面子”性格留在沙滩上的狼狈痕迹。下一步，该如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