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夏天，雨水格外的多。
    祁家村小学那间四面透风的土坯教室里，年轻的老师正举着一本作业，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赞赏：“都看看！都看看祁定川的作业！这字，这笔锋，这解题思路！你们但凡有他一半用心，我也能多活几年！”
    学生们伸长了脖子，看着那本被挂在黑板旁最显眼位置的作业本，纸张粗糙，但上面的字迹却工整清隽，仿佛带着一股不肯屈就的劲儿。坐在后排的祁定川微微低下头，耳根有些发烫，心里却像揣了一团火。老师私下跟他说过：“定川，好好学，你是能上大学的苗子，将来能当干部，吃国家粮！”
    “大学”、“干部”、“国家粮”，这几个词像种子，在他心里扎了根，发了疯似的生长。
    可命运总爱捉弄怀揣希望的人。那天放学后，他赶着去给生产队割猪草，在湿滑的田埂上摔了一跤，右腿小腿骨磕在硬石上，发出“咔嚓”一声脆响。
    钻心的疼！
    家里请不起郎中，太奶奶用土法子，找了块木板给他固定上。伤筋动骨一百天，他这腿，生生在家里养了半年。
    这半年，是祁定川人生中最焦灼也最充实的半年。焦灼的是，功课落下了，他怕再也追不上；充实的是，他让弟弟妹妹帮他把能借到的书，无论是课本还是旧报纸，都搜罗了来。他就靠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就着从破窗棂透进来的那点微弱天光，如饥似渴地读着。腿不能动，但他的思绪早已飞越了这间漏雨的破屋，飞向了书本里描绘的广阔世界。
    梦里，他走进了大学的殿堂，穿上了干部的中山装……
    腿好了，梦也醒了。
    现实是家里快见底的米缸，是父母更加佝偻的脊背，是兄弟姐妹们菜色的脸。他是老三，下面还有两张嗷嗷待哺的嘴。
    那天晚上，他听到太奶奶和父母的低语：“……实在是供不起了……老三成绩好，可……”
    后面的话，他没听清，也不必听了。
    第二天，他沉默地吃完那碗能照见人影的野菜粥，没有背起书包，而是走到了墙角，扛起了那把他养病期间就已备好的、磨得发亮的锄头。
    父亲看着他，张了张嘴，最终只化作一声沉沉的叹息。母亲别过脸，用围裙擦着眼角。
    他没有回头，径直走向了田埂。阳光有些刺眼，他眯起眼，看着那片黄土地，将掌心的老茧握得更紧了些。心里的那团火，似乎被沉重的黄土一层层覆盖，但灰烬深处，余温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