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7日，中午。
    长江口外的海面泛着灰黄的光。十二点半，对讲机里传来指令，大副和水头去了船头。
    不久，巨大的船锚破水而出，带着哗啦啦的声响和浑浊的泥水。船身开始极其缓慢地、以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旋转，像一枚被无形手指拨动的指南针。
    转了将近一百八十度，船头对准了通往上海的狭窄航道。主机传来一阵低沉而有力的震动，航速渐渐提升。最后的航程，开始了。
    下午四点，我和水头去放引水梯。
    干舷高度合适，八米，用不着折腾那套费时费力的组合梯。这小小的便利，在最后时刻竟带来一丝微不足道的欣慰。
    最近几次收放引水梯，水头总在一旁叨叨，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自言自语：“新来的卡带还得从头教，规矩、手法、眼力见儿，指不定啥时候才能独当一面呢……”话语里没了往常的火气，倒像是一种对重复岁月的确认。
    这次上来了两位引水。
    打头的那位，约莫四五十岁，脸庞被江风和日头刻下深深的纹路，动作沉稳利落，上梯如履平地。跟在他后面的，是个看起来极为年轻的引水员，也许二十出头，面容甚至有些稚嫩，动作虽也规范，却透着小心翼翼的紧绷。
    一老一少，前后登上舷梯。我扶着栏杆，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清晰地感受到某种“交替”的意味。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卡带”的身份收放这根连接船舶与陆地的梯子，跟着我这位名义上的、脾气急躁的“师傅”；而引水这个行当，也在进行着同样的传承。
    事实如此，无人能够改变，每个行当，每段旅程，每个人，都在这看似永恒的循环中学习、适应，然后成为下一个循环的一部分。这念头在潮湿的江风里一闪而过，有些飘渺，却又无比真实。
    最后的晚餐是卤肘子、番茄炒蛋和炖白菜，味道寻常，却因“最后”二字显得格外妥帖。饭后，房间已彻底清空，行李箱立在墙角，像个沉默的句点。再无琐事可理，我最后一次走上通往驾驶台的楼梯。
    天色将暗未暗，黄浦江入海口航道繁忙，船影幢幢，如同移动的岛屿。
    后来，一艘通体洁白、层叠如城堡的巨轮缓缓切入视野，是某家知名邮轮公司的船只，宏伟、光洁，在暮色中自成一派璀璨的光晕。
    它正驶往日韩方向。甲板上隐约可见人影绰绰，那是一个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世界。当它从我们左舷不远处经过时，距离近得能看清上层阳台的栏杆。
    两位引水不约而同地走到驾驶台侧翼，举起手机。我也跟着凑过去，隔着玻璃，用我的手机，对准那一片流动的奢华，“咔嚓”了几声。
    那一刻，我们这两个常年与锈迹、油污、风浪打交道的航海人，与那些可能正在阳台上举着香槟看风景的旅客之间，隔着的或许不止这二十米江面，而是一整片生活的海洋。
    心里那点自嘲悄然浮起：有钱人的快乐，哪是我们这种“土包子”能体会的呢？但这羡慕并无酸涩，只是隔岸观火般，看一场与己无关的盛大烟火。
    邮轮的尾流尚未平息，工作已接踵而至。
    回到驾驶台，正在操舵的侯帅脖子僵硬，偷偷活动着手腕。我笑着打趣：“累吧？你这班操满舵，可”舒服”了。”
    他无奈地撇撇嘴。我本想接过舵轮，让他歇会儿，却见他眼神迅速瞟了一眼正在海图桌前与船长低声交谈的引水，随即微微摇头。
    我立刻会意：引水在船，操舵责任重大，他不敢轻易换人，怕被视作儿戏。我点点头，退到一旁。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侯帅的疲惫显而易见，引水也似乎未加注意，他才如释重负地将舵轮交到我手中。
    握住这熟悉的圆盘，感受着通过它传来的、庞大船体对流水最细微的抵抗与顺从。
    这一次，我知道是最后一次了。我小心地执行着一个个舵令，将船稳定在航道中央，避开往来如织的江轮。这份专注，持续到老纪来接八到十二的班。交舵时，竟有一丝不舍。
    引水之前说过，大约八点半前后准备靠泊。我没在驾驶台多留，回到房间，换上那身布满洗不掉的油漆和锈渍、缝补过多次的工装。它像一层即将褪去的旧壳。八点二十五分，广播准时响起：“甲板部船员，前后准备。右舷靠，左舷带拖轮。”
    来到船头，水头已经在昏黄的甲板灯光下忙碌了。
    他说驾驶台提前叫他来瞭头，他已把能独自完成的准备工作做得七七八八：撇缆盘好，挡鼠板到位，带拖轮的缆绳也理顺了。
    我一时竟有些无事可做，两人站在船头，望着远处璀璨如星河的外高桥码头，听着江风，默默等待。
    这次，大副来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快，几乎在我们刚到不久，他便已换好工装出现在船头。或许，在这最后一程，连他也收起了那份惯常的“从容”。
    带缆、出缆、挂挡鼠板……流程熟稔于心，三人配合无需多言。六根粗大的缆绳如苏醒的巨蟒，依次滑出导缆孔，被岸上工人套上缆桩。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等待拖轮。它终于顶开浑浊的江水驶来，浪花拍打着船壳。这次用的缆绳格外粗重，我们三人合力，咬牙拽了许久才将它拉上船舷，固定。仅仅是带拖轮这一项，就耗尽了刚才积蓄的所有力气。
    船舶在拖轮的顶推和自身极低速的操控下，庞然之躯缓缓贴近码头。相距十余米时，水头吸了口气，抡圆胳膊，撇缆头划出一道弧线，准确地飞越水面，落在岸上。
    码头工人慢悠悠走过去捡起，将我们抛过去的引缆系上粗大的头缆。我们开始将沉重的缆绳一点点松出去，看着岸上的人将它拖向缆桩。
    当第六根缆绳也绷紧在夜色中，意味着船舶已被这六道钢铁的脐带牢牢系在祖国的陆地上。接下来的任务是解掉拖轮。我和大副去船尾操作，水头留在船头收拾撇缆。
    等我和大副解完拖轮回到船头，水头正打着手电，皱着眉头查看。“撇缆被缆绳压住了，收不回来。”他啐了一口，“我下去弄，你在上头看着，等我信号，就把撇缆收上来。”
    “水头，这么晚了，下面黑，叫个值班水手一起吧？”我看了眼舷外黑黢黢的码头和油腻的江水。
    “没事，就一会儿功夫。你盯好了。”他摆摆手，拎起一根长杆和手电，从生活区附近的舷梯下了船。
    我趴在船舷边，看着他那点手电光在巨大的船体与码头之间的狭窄缝隙里移动，沿着岸边，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船头方向走去。船头离他下船的地方不近，他需要走到船头对应的岸边。等待的时间被江风吹得又冷又长。
    终于，那点微弱的光出现在了船头正下方的码头边。他仰头朝我晃了晃手电，然后蹲下身，开始用长杆探入水中，试图将卡在缆绳和碰垫之间的撇缆头拨弄出来。
    动作有些吃力，我看他不断调整姿势，手臂重复着勾、拉、挑的动作。过了好一阵，他才直起身，用力朝上挥了挥手。
    我立刻开始回收撇缆绳。尼龙绳摩擦着船舷，带着水汽和江底的腥味。绳子收上来，撇缆头果然已被解救。我将它一圈圈盘回框内，工作算是彻底结束。
    走下船头，穿过安静的甲板，走进生活区。路过办公室时，灯光从门缝泻出。三副正好抬头，与我对视。他立刻招手叫我进去，从抽屉里拿出两本深蓝色的《船员服务簿》——一本是我的，一本是大厨的。
    “你的，收好。”他将本子递过来，又补充了一句，“船长下午在群里说了，这次下船的，找我拿。”
    我接过这两本薄薄的小册子。我的那本，里面记录着自我上船以来每一个月的资历，船长和轮机长的签名墨迹尚新。它很轻，又很重。捏着它，我站在办公室门口，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都收拾好了？”三副问，语气是难得的温和。
    “嗯，差不多了。”
    “行，回去早点休息吧。明天……一路顺风。”他笑了笑，似乎也不知道该如何为这样的告别措辞。
    “谢谢三副。你也……多保重。”
    我捏着服务簿，转身离开办公室。走廊里寂静无声，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荡。走回房间的路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服务簿光滑的封皮。八个月的波涛、烈日、汗水、油漆味、厨房的油烟、驾驶台的星光、水头的唠叨、同伴的嬉笑……所有的一切，仿佛都随着靠上这坚实的泊位，被压缩、封存，最终凝固成这两本小册子里，一行行简练的日期、船名和职位记载。
    推开房门，房间里只剩下行李箱和背包。窗外，是上海不眠的灯火，以及这片我刚刚离开、却又仿佛从未真正亲近的浩瀚江水。一个航次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