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
    舱室的门“咔嗒””一声合拢，把世界关在外面。我踢掉工装靴，鞋子砸在铁皮柜上发出空洞的回响。工装裤浸透了汗和油，沉甸甸的，脱下来时能闻到自己身上混杂的气味：海盐、油烟、油漆、汗水，还有淡淡的铁锈味。
    淋浴间地面还留着前人的湿脚印。热水从锈迹斑斑的喷头涌出时，像万根银针扎进酸痛的肩胛。水柱顺着脊沟流下，冲走结在皮肤上的盐晶，在脚边汇成灰白色的漩涡。沐浴露的工业香精味与海腥味搏斗片刻，最终达成微妙的和解——这是航海人身体的气息，洗不掉，也不必全洗掉。
    擦身时，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眼袋浮肿，头发被安全帽压得塌向一边，手肘有新添的刮伤——是下午收拾演习器材时在舱门划的。热水冲过的皮肤泛着粉红，像蜕过一层皮。用毛巾抹去镜面水汽时，那点模糊的倒影竟有几分陌生，又无比熟悉。
    夜色中的驾驶台
    换了身干净无味儿的衣服，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上了驾驶台。
    推开驾驶台厚重的水密门时，凉意和黑暗同时涌来。雷达屏幕的绿光在舱内脉动，像深海巨兽缓慢的心跳。老陈和大副背对着门，并肩站在电子海图前。窗外的南海夜色浓得化不开，只有远处偶尔闪过的航标灯，像散落的星子碎在了海面。
    我进去时，两人都没回头。大副手指间夹着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他俯身在海图上，手指滑动球形鼠标传来滴答声，他在标注明天的航线——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到上海外高桥码头，还有两天航程。
    “来了？”老陈先开口，声音有点哑。
    我站在一旁。空调吹的冰凉，驾驶台永远是船上最凉的地方，空调常年设在二十度，为了精密仪器的正常运转。窗外，月光从云隙漏下，在海面铺出一条碎银般的路。
    沉默持续了几分钟。只有雷达扫描线转动的嗡鸣，和高频电台偶尔的电流杂音。终于，我开口：“你这事儿，后来咋样了？”
    老陈没立刻回答。他把烟按灭在铝制烟灰缸里——那是用废弃的炮弹壳改的，边沿已经磨得发亮。烟蒂熄灭的瞬间，发出细微的“嘶”声。
    “后来，”老陈转过身，靠在海图桌沿。雷达的绿光从他侧脸扫过，照亮了眼角深刻的皱纹，“后来船长服软了。”
    他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大副手里的圆规顿了顿，在图纸上留下个小小的凹点。
    “怎么说？”我问。
    老陈笑了声，短促，干涩。“能怎么说？说不是针对我，跟我道歉呗。”他从工装口袋又摸出支烟，没点，只是在指间转着玩。烟卷被揉得有些软了，纸皮起了皱。
    大副直起身，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镜腿在他太阳穴压出深红的印子。“船长也是，”他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老陈都要下了，还较这个真。”
    老陈的故事
    老陈终于点上烟。打火机的火苗在他掌心拢着，映亮了他掌心的老茧和疤痕——那是三十年在海上留下的勋章。火光熄灭后，他的脸又沉入黑暗，只有烟头的红点是唯一的光源。
    “他道歉的时候，”老陈吐出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手在抖。我看见了。”
    驾驶台突然很静。能听见通风系统低沉的嗡鸣，能听见海浪轻拍船身的声响，能听见老陈吸烟时，烟草燃烧的细微噼啪。
    “他说，”老陈继续说，每个字都吐得很慢，“他说，规矩是规矩，但话重了。说在海上漂了二十年，最怕的就是松懈。说看见我不穿救生衣，血就往头上冲。”
    烟灰积了长长一截。老陈没弹，任由它弯成危险的弧度。
    “我说，”他顿了顿，“我说，老轨，我也在海上漂了三十年。我知道规矩。但今天，是真热，真累。”
    烟灰终于断了，落在甲板上，碎成灰白的粉末。老陈用脚尖碾了碾，那点灰就散了，不见了。
    即将到来的告别
    大副重新俯身看海图。但他没在画航线，只是看着。图纸在绿光下泛着陈旧的黄，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等深线、暗礁、推荐航线、潮汐表。那是我们正在航行的世界，缩略在方寸之间。
    “什么时候下？”我问。其实我知道答案——到上海就下。但还是问了。
    “靠妥就下。”老陈说。烟快燃到过滤嘴了，他深吸最后一口，把烟蒂按灭在弹壳烟灰缸里。这次按得很用力，烟蒂扭曲变形，像某种垂死的生物。“行李都收拾好了。就一个箱子，跟三十年前上船时一样。”
    他笑了。这次笑声真实了些。“那时候箱子是帆布的，现在换成了塑料的。就这点区别。”
    高频电台突然响起电流声。是附近有船在呼叫交管。闽南口音的普通话，报着船位航向。大副过去调了调频率，杂音小了，那声音清晰起来：“……”闽渔368”，航向095，航速8节，请求避让……”
    大副拿起话筒回复。他报数据时声音平静专业，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大副。通话结束，他放下话筒，没立刻回海图桌，而是站到舷窗前，望着外面的夜海。
    夜色深沉
    月光从云后完全出来了。海面铺满了碎银，一直延伸到目力所及的黑暗尽头。我们的船切开这片银光，留下长长的、逐渐愈合的伤痕。远处有货轮驶过，航行灯在墨黑的海面上划出红绿的轨迹，像流星坠入深海。
    “其实，”老陈突然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船长那话，我年轻时也说过。”
    我和大副都看向他。老陈没回头，依然望着窗外。
    “那会儿我刚当上水手长，在一条老散货船上。有个小伙子，演习时没戴安全帽。我当着全船人的面，骂得他狗血淋头。”老陈顿了顿，“后来他哭了。不是委屈，是怕。怕我真把他扔下船。”
    他转过身，脸上有种奇怪的表情，像笑，又不像。
    “现在轮到我了。”他说，“轮到我被年轻人骂”给脸不要脸”。”
    大副走回来，拍了拍老陈的肩膀。没说话，只是拍了两下。男人之间的安慰，不需要语言。
    余音
    夜深了。我该回去了。起身时，椅子腿刮过甲板，发出刺耳的响声。
    “走了。”我说。
    老陈点点头。大副也点点头。
    走到门口时，老陈突然叫住我：“卡带。”
    我回头。雷达的绿光正好扫过他，那张被海风雕刻了三十年的脸，在幽光中显得格外清晰。每道皱纹里都藏着故事，每个故事都关于海。
    “明天早饭，”他说，“给我多打俩鸡蛋。要煎的，单面。”
    “好。”我说。
    推开驾驶台门，走廊的温暖空气涌来。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老陈和大副又并肩站在了舷窗前，两个背影在雷达绿光和银白月光的交织中，像两座古老的礁石。
    门在身后合拢，把驾驶台的凉意和绿光关在里面。走廊的灯昏黄温暖，照着通往舱室的路。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船会继续航行，而有些人，会在某个港口下船，不再回来。
    这就是海上的日子。人来，人往，只有大海永远在那里，用同样的潮汐，送别又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