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十八点十四分，舷梯的铁板还残留着白天的余温。我们四人顺着倾斜的梯子往下走，鞋底与防滑纹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水头打头阵，他的影子在夕阳下拉得老长；我夹在中间，能闻到前面大副衬衫飘来的皂角味；唐国成殿后，手里攥着个装泰铢的防水腰包。
    码头拐角处停着那辆熟悉的皮卡。后车厢的铁棚被晒得烫手，棚顶吊着盏昏黄的灯泡，灯罩里聚着几只飞蛾。面对面的两排木板凳上，已经坐了六个下地的船员。穿工作服和反光背心的的工人小姐姐敲驾驶窗时，指甲上的亮片在暮色里一闪。
    司机不情愿地放下手机，斗地主的声音从车窗缝里漏出来。皮卡启动时，后车厢的铁皮发出哗啦啦的震颤，像随时要散架。我紧抓着板凳边缘，透过铁棚的缝隙看码头灯火向后流淌。
    登记处的白炽灯把胖姐姐的眼镜片照得反光。她接过海员证时，指甲油剥落的地方露出底色。圆珠笔在登记簿上划出深浅不一的痕迹，盖章时手腕上的银镯碰在桌面上叮当作响。
    黑车司机蹲在出口处抽烟，烟灰直接弹在地上。他起身时拖鞋拍打着水泥地，肚腩从短裤腰沿溢出来。五菱车的门把手包浆锃亮，座椅的海绵从裂缝里探出头。发动机轰鸣声响起时，整个车身都在颤抖。
    台湾船员的炫耀声盖过了引擎噪音。穿凯旋航运制服的小个子比划着他们餐厅的餐台：”光酸奶就有五种口味！”水头冷笑一声，唐国成则开始细数我们船过年发的烂苹果。车窗外的椰子树影子飞快掠过，像在给这场攀比打拍子。
    司机突然猛打方向盘，车厢里的人们撞作一团。唐国成的防水腰包硌在我肋骨上，发出硬币碰撞的闷响。前排的台湾船员继续吹嘘他们的节油奖，说够在曼谷夜店开三瓶黑牌。
    路灯渐次亮起，芭堤雅的霓虹灯在天际线上晕开一片暧昧的光雾。司机掐灭烟头，用带口音的英语说：”到了。”
    皮卡车在暮色中颠簸前行，后车厢里弥漫着汗味、海水味和淡淡的柴油味。铁棚顶部的灯泡随着车辆的颠簸不停摇晃，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流动的光影。花衬衫小姐姐蹲在车厢角落，用手机播放着泰国流行歌曲，旋律轻快却带着一丝哀伤。
    水头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递给大副一支。打火机的火苗在昏暗中跳动，映出大副眼角细密的皱纹。”这次靠两天，”水头吐出一口烟圈，”够时间去趟真理寺了。”唐国成闻言抬起头，防水腰包里的硬币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带我个，听说那儿的木雕不错。”
    登记处的胖姐姐工作效率出奇的高，海员证在她手中飞快地翻转、拍照、归还。她桌上的小风扇吹起登记簿的页角，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国船员的签名。轮到我们时，大副用流利的泰语与她交谈，引得她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这边出口处有很多黑车司机。大副负责跟他们交流，找了个稍微便宜点的。我们四个人一共二十美金。让人家给我们送到芭堤雅。（路程大约三十公里）
    五菱车确实老旧得可以。仪表盘上的塑料盖板已经开裂，用透明胶带粘着。司机挂在后视镜上的护身符随风摆动，那是一个小小的佛像。
    这个黑车司机，是个中年发福的男人，穿着拖鞋和短裤，肚子肥圆，胡子拉碴，面容略显交瘁。
    手里夹着个烟，坐在右边的驾驶位（在泰国，驾驶位就是在右边的）。当车子驶出码头区域时，司机打开了收音机，泰语新闻主播的声音充满车厢。
    跟我们一起拼车的，还有三个其他船的船员。他们也是中国人，船是台湾省长荣旗下的。跟我们各种吹牛逼。水头和唐总比较擅长。
    他们说，他们的伙食非常好，早上有专门的面点师傅做面包，牛奶，各种小吃。中午和晚上起码各五六个菜。喝的饮料咖啡什么的，更不用说了，都是畅饮。
    他们还说，有节油奖。每个季度发下来的，能到手起码有上万。
    他们越发得意起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甚至拿出手机展示他们船上的健身房照片：”还有桑拿房呢！”水头不甘示弱，开始讲述我们船在印度洋遭遇风暴的经历。唐国成则悄悄对我说：”他们船肯定跑欧洲线，待遇是好。”（无中生有的哈哈）
    道路两旁的景色逐渐从工业区转变为热带田园。骑摩托的当地人从车旁呼啸而过，后座上绑着活鸡和蔬菜。司机偶尔按响喇叭，声音嘶哑得像患了感冒。
    当芭堤雅的霓虹灯出现在地平线上时，长荣船员们开始整理衣领。水头掏出小梳子梳了梳头发，大副则检查起钱包里的泰铢。唐国成把防水腰包系在腰间，拍了拍我的肩膀：”跟着我，别走丢了。”
    车子最终停在一个热闹的街口。司机指了指计价器，又指了指我们四人，用生硬的英语重复：”二十美元，四个人。”车窗外，芭堤雅的夜生活刚刚开始，霓虹灯牌像彩色糖果般铺满整条街道。
    我们依次下车，热带晚风裹着香料味扑面而来。水头站在路边点燃一支烟，眯眼望着喧嚣的街道。大副已经在和路边摊贩讨价还价买芒果糯米饭。唐国成则警惕地环顾四周，把腰包转到身前。
    芭堤雅的热带晚风裹着香料和海鲜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刚下车，就被路边”change”亭子的荧光招牌吸引了目光。那是个用铁皮搭成的简易小亭，外面贴着褪色的汇率表，塑料窗框被晒得发白。
    亭子里坐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穿着印有超级英雄图案的T恤，正低头玩手机。两个白人站在窗前，其中一个掏出皱巴巴的百元美钞递进去。小伙接过钱，验钞机发出紫光，他手指飞快地点算着一叠紫色钞票，纸币边缘还带着印刷机的锋利。
    ”这是在换钱，”水头用胳膊肘碰碰我，”泰铢花着方便。”他说话时眼睛却盯着汇率牌，像在心算着什么。大副已经走上前去，从钱包里抽出一千人民币现钞。唐国成站在他身后，兜里捏着五张百元，纸币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
    亭子里的小伙接过钱时，点钞机发出连续的”唰唰”声。他数出厚厚一叠紫色钞票，每张面值一千铢，上面印着拉玛九世的肖像。大副把钱对折塞进裤袋，鼓鼓囊囊的一包。
    我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两百元，刚要上前，水头就拉住了我的胳膊。”别换了，”他压低声音，”我们带的够用。”大副也转过头来，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滑落：”微信转我就行，这儿的汇率不划算。”
    唐国成在一旁数着他的泰铢，纸币在他粗壮的手指间翻飞。他抽出一张五百铢的钞票对着灯光看水印，动作熟练得像老赌徒。
    就这样，我们带着换好的泰铢和未换的钱，融入了芭堤雅夜晚喧嚣的人流中。霓虹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像在为这场异国夜游打着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