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祸得福
    抗战结束那一年我爸满17岁，我婆婆跟我爸商量决定离开方家。
    四爷爷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提出要清算方家账房上的账目，并且将方家账房上账目亏空的责任全都归咎到我婆婆和我爸身上。还说：“哪个晓得你们这几年是怎么搞的，你们在外借的钱和赊的账必须要由你们那一房了清。我们等你们把这一切都弄清爽了我们就分家！”
    我婆婆赌气，不想再和四爷爷、五爷爷纠缠不清，便提出要将我们这一房的田地和家产都变现用来还账，就算是我们这一房破产了，也不愿意留下一个骂名。
    四爷爷又提出：“方家的田地和房产都是先人多少年积攒下来的，怎么可以抵押和变卖给外人呢？要真是那样的话，方家的田地和房产不就都支离破碎不成方圆了嘛？这不是在辱没先人嘛！”
    我婆婆知道四爷爷打的是什么坏主意，不就是想最后再在我们这一房恨恨地捞上一笔，吞噬方家更多的家产嘛？我婆婆二话不说，索性将我们这一房的全部田地和房产一起打包都变卖给了四爷爷，之后用变现来的现金还清了所有的外债和欠款。
    1945年冬至那一天清晨，我婆婆和我爸在方家吃过最后一顿早饭，母子俩各自背上一个简易的包袱走出方家的大门。我婆婆包袱里还有我们这一房破产后仅剩下来的21块银元，我婆婆问我爸：“荣青你后悔不？”
    我爸看了一眼方家黑洞洞的大门和站在大门口眼泪汪汪相送的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姊妹们，大声说道：“妈，我们去成都过活兴许还是因祸得福呢！”
    现在有好多的成都人一说到谁谁谁才是真正的老成都人，往往就会引出很多争论不休的话题来。而且各说各有理，谁都不服谁。当然了，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和认知，成都是一座具有近2500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而且是从未更改过名字的一座城市。它的包容和友善不是现在才有的，太远的我们不追溯，我们单说成都解放后就有过三次大的外来人口的迁徙进入。
    第一次应该是在成都解放初期，那时候有相当大的一批从北方山西、陕西、河南和河北来解放接管成都这座城市的部队和地方工作队的干部，这一大批人后来被称作为“南下干部”，都是老革命。他们在解放和接管成都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家属和孩子们，没有的以后也在成都扎下了根，成家立业之后开枝散叶在成都生活繁衍了下来。这一批“南下干部”和家属们少说也有十几万人以上，或许还不止。要是再加上成都解放后的驻军干部和家属们，还得再加上十几万人。
    第二次是我国“三线建设”期间，那一时期国家从北方和江南的先进发达地区和城市抽调了大批建设性人才来成都参加轰轰烈烈地大西南建设，尤其是在军工生产方面。有的工厂是在全国遴选最高精尖的科技技术人员，有的是将最尖端的整个生产工艺车间搬迁到了成都，在重新组建配套设施，建设崭新的生产工厂。有的甚至将一整座工厂的生产设备和人员（包括家属）全都迁移到成都来。这一次的大迁徙来到成都的科技技术人员和建设者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应该至少在近一百万人的规模。
    再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高校毕业学生和经商者，以及大批的劳动务工人口涌入成都，参与到新时代成都大都市建设中来。据有关据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时至今日，来到成都的这些新建设者在1500万人左右。
    还有成都是我国西南部地区一座安逸舒适的大城市，也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近20年来有大量的旅居者被成都安逸舒适的生活所征服，而选择留了下来定居。也有很大一批原来在云、贵、川、西藏地区和西北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工作生活以及退休的人员，最终选择移居到成都来工作生活和享受安度晚年的幸福生活，这一批移居来到成都工作生活和颐养天年的人数也不容小觑。
    当然，我个人认为，真正的老成都人应该是你上一辈人，或者是你上上一辈人解放前就到来成都来谋生讨生活，并且在成都扎下了根和生活繁衍下来的这些人。但是，这样一部分真正的老成都人现在在新型的成都模式中占比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要这么一论的话，我们一家应该算是解放前就从新繁县城里来的老成都人了。
    我婆婆在我爷爷还在世的时候，跟着我爷爷来过成都一次，那是他们是往成都北门一家粮油行押送清油和大米，而且就在成都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返回新繁县，没有在成都多停留。所以，我婆婆只记得成都的北门大桥、簸箕街和那一家粮油行。
    那一天我婆婆领着我爸背井离乡到成都。婆婆为了省钱，从新繁县到成都没有喊脚力坐鸡公车（独轮车），而是和爸走了近六十里路，好在我婆婆不是小脚。婆婆说她小的时候是被裹过脚的，但是受不了那种钻心难忍的折磨，所以就经常求她大哥带她出去玩耍，这一玩耍就是一整天。婆婆的大哥知道自己妹妹的用心良苦，出去了就帮妹妹解开那该死的裹脚布，让妹妹自由奔放一整天，回到家里后还将所有的“罪责”全都往自己身上揽。幸运的是外太公一向开明，外祖母也没有过多的责怪，这事就算不了了之。所以，我婆婆裹脚的事情就这么断断续续，往后也就成了一个形式而已，到最后干脆就放任自流。也因此我婆婆和大舅爷爷的关系最亲近，以至于婆婆对她那些亲侄子们个个都亲，当然最亲近的还是要数大舅爷爷的儿子章良表叔了。
    婆婆和我爸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才走到成都的北门大桥。因为在成都举目无亲两眼不抹黑，婆婆只好带着我爸先一路打听找到了簸箕街，之后又找到那一家粮油行。
    粮油行的周老掌柜已经过世两年，眼下粮油行的生意由周老掌柜的儿子周老板和他媳妇打理。虽然我婆婆和粮油行的周老板从未见过面，但是一提及方家和自己就是唐氏本人时，人家啥子都晓得，并且还晓得我婆婆是方家多年以来的实际持家经营人。所以，甚为热情的接待。
    周老板也多多少少知晓一些方家人自己不便说的家丑，现在见我婆婆领着我爸离开方家来成都自谋生计，不便多说什么，只是摇头叹气表示遗憾，之后，周老板会心一笑，对我婆婆说：“今后你们要有啥子事情需要帮忙的就尽管说，我们能帮就帮，实在是帮不上忙的，我们给你们出出主意还是可以的。”
    婆婆直言道：“我以前就来过成都一次，我也就只晓得你们这一家粮油行，那一次来你们粮油行的时候周老掌柜都还健在呢。所以，我们现在是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周老板，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想请你先帮我们找到一家出租房子的，最好就在这里附近一带，能够便宜一点的，哪怕有一间房子就可以……。”周老板笑了笑，走出粮油行店铺门外，抬头看了看街沿边电线杆子上贴的好多字条，之后扯下一张空房招租的字条纸，说：“这不都是现成的嘛！走，我现在就领你们过去看看。”
    一路上周老板说：“现在抗战胜利了，好多外乡人都退租回老家了，现在成都的空房子多得很，随便我们选，而且价钱还很便宜。”
    周老板领着我婆婆和我爸按照字条上的地址走了有十分钟，来到梵音寺街找到了那一家要出租房子的人。房主王大爷认识周老板，王大爷见有人来看房子，很是高兴和热情。并且极力夸赞自己的房子说：“周老板是晓得的，我这两间铺面房又清静又当道，出了这个梵音寺街口就是大马路。之前我这里是一对下江（下江，广义是指长江下游地区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等省。抗战时期有许多长江下游的民众为逃避战乱来到西南大后方四川重庆和成都谋生，被称作”下江人”。此称呼含有一些贬义。）的年轻夫妇租住。他们都是在报社工作的，很讲究的人，在我这里一住就是五六年，走的时候还把我这两间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哦，人家走的时候连铺笼罩被和锅碗瓢勺这些零碎都没有要了，还洗得干干净净叠好放在柜子里和灶房里。你们看就是这些，真的是很讲究的人！床和家具都是现成的，你们要是租了我这个房子，啥子都是现成的……”
    王大爷滔滔不绝，我婆婆和我爸看了房子确实不错。但婆婆又担心租金贵，就说：“你这个房子好是好，就是太大了，我们两娘母有一间房子就够了。”站在一旁的周老板插话对王大爷说：“你这两间房子要多少钱啊？”王大爷看了看我婆婆和我爸，对周老板说：“他们两娘母要长租的话我倒是可以便宜一点，你是晓得的，现在房子也不好租，到处都是这个价，两间房子一年五个银元。先说好啊，我只要银元，不要纸票子……”
    周老板听了王大爷的话哈哈大笑，说：“老王头，你咋个不到大街上去抢哦！五个大洋……你拿五个大洋到我店里来拉米都是一大车了！”王大爷有些尴尬，说：“那……那你们要租好长时间嘛？”
    我婆婆看了看周老板，一咬牙说：“我们要租就长期住这里不走了，他要租的话我们最多出他要的一半的价钱，我们租三到五年……”“嚯哟……你这个大嫂子也太敢回我神了！”
    王大爷一听我婆婆说的话人都要跳起来了，大声唔气地叫唤了起来。周老板按住王大爷笑着说：“老王头，可以了可以了，现在生意好难做哦。再说你这个房子空起也是空起，要有住才有人气，你的房子才能耐久不坏你说是不是？我们一租就是三五年，你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事情哦！”
    王大爷听了周老板的话很认真地说：“此话当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爸抢着回答道。
    王大爷拉住周老板小声问道：“这两娘母是你啥子人哦？”周老板说：“我远房的姑妈和我兄弟。”王大爷这才松了口，说：“那好嘛……我们啥子都不要说了，你们一口气给我13块银元，我就给你们立字据，租给你们5年！都不许反悔啊，你们要反悔了我才不退钱给你们的啊！”
    周老板扭过脸来看我婆婆，我婆婆说：“5年一起给怕是不得行哦，我们身上没有那么多钱。他要一起要我们就只有10个银元，你要多要一吊钱我们都只有另外去找房子了。”王大爷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说：“好嘛好嘛，5年一起给啊，10块就10块……”周老板赶紧笑着说：“都不许反悔了啊，我来做中间保人，到我店里去写字据……”
    这时候房子后面传来了一阵当兵的下操声：“一二一……”婆婆推开通往后面天井的门再一细致听，是天井后面围墙外面传来的声音，就问道：“咋个这里面还是兵营啊？”
    王大爷生怕我婆婆这时候就反悔，连忙说：“隔壁子是川军刘旅长的公馆，他有一个排的卫兵，天天早上和下午都要练操。我给你说嘛，你不要怕嘛，你在这儿住久了就晓得了，啥子叫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住他隔壁子是最安全保险的，哪个龟儿子吃饱了都不敢到我们这一转（这一转，四川话，意思这一片地带。）来扯皮闹事的。”
    我婆婆也不晓得王大爷说的是不是真话，看到周老板不说话。周老板点头说：“是这个道理。”不过周老板又多了一句话：“老王头，咋个你后面天井围墙上还开了一道小门呢，未必你这个房子和隔壁刘公馆还有啥子关系嗦？”王大爷急忙解释说：“封死的封死的……我给你们说实话嘛，以前我跟隔壁的刘旅长当过兵，打煤山战（煤山，位于成都市内皇城后面，就是今天后子门的成都体育场位置。煤山高十多米而并非是山，原系皇城坝周围居民倾倒煤渣、垃圾的地方，经年累月竟堆集成一个特大山包。由于成都坦荡如砥，一马平川，市区内的居民和街面建筑又多为平房，煤山就成为了成都市区内唯一的制高点。在成都历次的军阀巷战中，为争夺煤山制高点莫不死伤累累。）时候我救了他的命。后来他发迹当上了旅长，看到我也老了，跟他也跑不动了，就拿他公馆后面这几间铺板房子打发了我。你们晓得就是了啊，不要到外面去说……”
    就这样，我婆婆和我爸在梵音寺街安顿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十多年，一直到我爸结了婚，并且生下了我，到我3岁记事的时候我们一家才搬离了梵音寺街。
    我小时候记事得早，我到现在都恍惚记得我们梵音寺街的家后面天井围墙上有一扇封死的小木门。我小时候还透过那一扇封死的小木门上的缝隙往围墙外面看，我看见围墙那边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栋很大的木楼和有好多解放军走来走去。以后我长大了，在西藏军区当兵给首长当警卫员。有一次我跟首长出差回到成都，首长没放我的假，于是我跟首长一起住进我们军区驻川办事处二分所。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梵音寺街的家后面那堵围墙这边就是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二分所。我看见围墙上那一扇被封死的小木门还在，而且军区天政委就住那一栋木楼里。只是我已经长大了，看那一栋木楼也就不大了，它就是一栋小木楼，只是很精致。
    有一天我跟首长去那一栋小木楼里拜见军区天政委，完了天政委送我们出来。我处于好奇，跑到围墙边那一扇封死的小木门看，我还像小时候那样透过小木门上的缝隙往里边看，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但我还是觉得好亲切。首长和天政委走过来问我：“这门有什么好看的？”我转身笑着说：“我们家原先就住这个小门外面，我小时候还从这个门上的缝隙往这边院子里看呢。”天政委笑了，说：“原来是这样的嗦……那这么说我们还是间接的邻居哦……”以后二分所这个大院子拆了，修成了后来的珠峰宾馆。
    话不扯远了说回来。后来我婆婆求神通广大的房主王大爷给我爸找个事情做。王大爷没有推辞，去找了相邻梵音寺街很近的三多里街上建群烟厂的老板河南开封人单建群，并且还给我爸做保人，让我爸进了建群烟厂当学徒。我婆婆也从烟厂批发一些劣质散装纸烟，在梵音寺街我们家铺面房门外支起一个小摊零卖杆杆子纸烟（解放前和困难时期很多穷人买不起整包的纸烟，只有零买一支两支或几支纸烟过烟瘾，叫买杆杆子纸烟。），同时也兼顾帮人浆洗衣裳和缝补衣裳谋生。
    那时候成都有七八家小型烟厂，老板大多是河南人。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了整个华北和中原地区，这些老板为了活命，举家连带烟厂的设备都搬迁逃亡到了西南大后方四川成都来，仍旧干起他们的老本行。他们一家家在西南大后方成都一呆就是七八年，慢慢也就习惯了成都不冷不热的舒适气候，过惯了成都天府之国物产丰富的安逸生活，抗战胜利了也就不打算再淘神费力地搬迁回到遥远的北方去了。
    我长大一点的时候听我爸说，当时成都的七八家烟厂大一点的有百十号来人，厂里只有一两台小型的半自动切烟丝机器和卷烟机，连包装机都没有，纸烟卷好之后全都是人工手包装。而小一点的烟厂有的只有二三十人，甚至连小型半自动切烟丝机器和卷烟机都没有，切烟丝靠人工用类似木匠用的刨子刨，卷烟也是用人工手推卷烟盒子手工卷烟。有的烟厂甚至还按斤数回收小孩子们从茶馆、戏园子里和大街上捡来的烟锅巴（烟头）。回收来的烟锅巴用人工将烟丝拆解蓬松后过筛，要尽量去掉之前烟丝上被烧过的焦糊部分，之后喷上上好的白酒和茶水捂起重新滋润发酵。重新滋润发酵过后的这些回收烟丝还要加上香精增添香味，完全掩盖掉之前被人抽过的烟锅巴的焦油味道。最后在用于人工手推卷烟盒子手工卷烟时，要将这些烟丝放在手工卷烟的中间，而纸烟的两端部位当然要用好烟丝来“掩人耳目”欺骗那些烟鬼。我婆婆从烟厂批发出来卖的散装杆杆子纸烟就这种劣质的纸烟。
    我爸进了建群烟厂打工之后，烟厂单老板见我爸识文断字能写会算还有些文化，就安心培养我爸，并亲自教会我爸开卷烟机。两年之后我爸成了建群烟厂里的上手师傅，老板管吃管住（当然我爸没在烟厂里住），每个月能挣一块银元，还有和老板、老板娘一桌吃饭的资格。只是在烟厂上班很辛苦，每天都要做十二三个钟头的活路，而且啥子脏活累活都要做。比如每个月都要拉着架架车去南门大桥码头拉大烟叶包，要从码头下面船上将一百多斤的大烟叶包人扛上来装车，拉回烟厂后还要扛到仓库里堆码好。再有就是发酵烟叶的时候要人工翻动，蒸发烟叶的温度在一百多度，而且气味呛人，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是一件很苦很累的差事儿。
    我婆婆每次看见我爸累得像狗一样回家，虽说心疼，但还是教诲我爸说：“我们没有本钱干那些体面的事情，给人家打工就是这样的，你年轻，只要能吃得饱饭你睡一觉就好了。老话不是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我爸这辈子倒没有像我婆婆说的那样成为“人上人”，但是，道理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了。
    第二年一开年军管会工作队就进驻成都的各个烟厂，之后是在新政府的撮合之下，成都北门梁家巷的太和烟厂和建群烟厂等几家烟厂合并（成都东南门也有几家烟厂合并在一起，以后成都北门和东门的两家烟厂又合并，之后是新政府并购两家大的烟厂，成立了国营成都卷烟厂。）。
    我妈他们一家是1946年从新都县城来到成都谋生的，我卫爷（在四川有许多地方将外公和外婆称作卫爷和卫婆。）拉大粪，我妈14岁和10岁的嬢嬢进了太和烟厂当童工，我舅舅12岁到裁缝铺当学徒。太和烟厂和建群烟厂等几家烟厂合并之后，军管会工作队召开烟厂工人大会，刚一说到工厂工人要解放，首选就是要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和选举工会委员时，就有人站起来推举我爸说：“”大炮”（我爸因为小时候身体还是没有吃过亏，所以那时候个头有一米七六，且身强力壮，在当时四川人中算是身材魁梧的了，所以被人叫做“大炮”。）可以，能写会算，人又年轻脑子好使……”军管会工作队的人拿出一份成立工会的章程和宣传资料要我爸念给大家听，我爸一口气念完。就这样我爸“顺理成章”地当选上了烟厂的工会宣传学习委员。
    1950年年底，成都及周边农村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和划定阶级成分，城市里也进行了居民登记和阶级成分认定。我爸当之无愧地被认定为工人阶级，我婆婆因为支了一个小烟摊贩卖杆杆子纸烟和兼顾帮人浆洗缝补衣裳，被认定为城市平民。
    在当时工厂里被认定为职员或者是工人成分的人中间，也有一些人属于高级技工，虽说也是替资本家老板打工，但是在解放前也参与了一些工厂管理事务，比如负责工厂生产技术的副厂长，或者是工头之类的。还有就是每家烟厂的老板都怕有工人偷纸烟出厂去卖，所以都设置有专职把门搜身的人（类似于现在的保安人员）。这些人虽然也被认定为工人阶级成分，但是在他们被划定为职员或者是工人成分时，在他们的档案和阶级成分登记表格中，被另行备注了他们之前的身份和所做工作的内容。这样就给这一部分人留下了一个历史痕迹的“小尾巴”，这一部分人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往往都成了“运动员”。因为，他们往往都被看成是“资本家的狗腿子”，最严重的时候还被看做是“工贼”。后来在“文革”时期，这一部分人中间有很多人找我爸写证明材料，我爸说对这样一部分人真的是太冤枉死人家了。
    事实证明，在方家我们这一房的破产，还真的是应了我婆婆带着我爸离开方家时，我爸说的那一句话，“……我们去成都过活兴许还是因祸得福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