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开始，我也有个家。只不过墙壁龟裂，一下雨就会不断漏水，是座不折不扣的危楼。对童年的记忆，到了现在，差不多只剩下爷爷剧烈的咳嗽声，还有父母激烈的争吵。
    大约是我四弟出生的时候吧。县里来了人，因为我家已经掏不出钱去交那些罚款，所以他们用那辆狰狞而奇形怪状的大车，以计划生育为名，推倒了我家那座危楼。
    随后，父亲在省城出了车祸，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躺着的了。
    司机不知道跑到了哪里去，公安局立了案，查了三四个月，什么结果也没查出来，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母亲跟着同乡的一个男人跑去了外地，此后，那个空荡荡的屋子从此只剩下我们兄弟四人和我重病的爷爷。
    生活的重压让我那年老的爷爷身体越来越弱，我们在房子被推倒的地方盖了个不能遮风也挡不住雨的小棚子——只能住在这里了。
    那时候乡里基本上是没有有钱人的，家家的生活都过得十分窘迫，唯一的一点积蓄也都花在了翻盖房屋上，但那些好心的村人还是会时常给我家带些吃的和钱，然后摸摸我的头，操着一口方言说：“非非，你要记住，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别再让你的弟弟们和你的爷爷受罪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学习是唯一的出路。
    但因为没有钱，我直到九岁，依然在家里帮爷爷编竹筐，然后拿到背着那些竹筐，跟着爷爷摇摇晃晃的背影，到县上去卖竹筐，希冀着可以赚一点钱。
    二弟喜欢吃糖，有时候跟了我们去县城，会眼巴巴地望着那些有钱孩子手里一毛钱一根的棒棒糖，小孩子，怎么也掩饰不住眼里的渴望。
    爷爷看着他，会摇头，会叹气。那些有钱人的孩子多少都有些傲气，看到二弟这样的眼神，有时候忍不住就要奚落一下，便把那根吃了一半的棒棒糖扔过来，正正砸在我二弟的头上。
    然后二弟会很兴奋地从地上把那根被泥土弄脏了的棒棒糖捡起来，擦一擦，然后放进嘴里舔。
    爷爷起初会教训他一两句，什么没骨气，自己不要自己的尊严什么的，到了后来却也不再说了。
    十岁那年，爷爷因为严重的肺气肿去世了。临走前，他含着泪握住了我和二弟锦锦的手，他说：“对不起，非非，对不起，锦锦。到现在也没有让你们上学，是爷爷没用。”
    我想装得懂事一点，眼泪却如泉涌。
    锦锦埋下头，肩膀一抽一抽。其余两个弟弟只有三四岁，还不懂事，只在一旁睁着懵懂的眼，看着爷爷喘着气挣扎。
    爷爷用力扯出一个微笑，望着那棚子破烂的顶部：“十年，爷爷没能让你们过上好的生活，但……你们也要记得，要……好好活着。”
    随后，他的身体剧烈地痉挛了两次，无论锦锦怎么哭喊，都已无用。爷爷闭了眼，脸上还挂着遗憾。
    最后，我说：“爷爷，我会努力。”
    我知道，这屋子里，还有三个人，需要我照顾。
    也许就是在那一瞬间长大了。知道了自己的肩膀上，还有多少沉重的东西。
    没钱去办太风光的葬礼，甚至买不起最便宜的棺材，只好在县城买了副五十块的草席子，在村人的帮助下葬掉了爷爷。
    大概是爷爷去世的第二个月，一个大约四五十岁的男人找到了我，他问我：“非非，你想不想上学？”
    我用力点了头。
    男人告诉我，他叫孙善，读过初中，虽然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却想多少教村里的孩子们识识字。
    那时候，我就和锦锦坐在只有四面墙，几个破旧小凳子，和一块小黑板的教室里，跟着孙老师读完了小学课程。教室里只有七个同学，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只有五岁。
    但我想我此生都难以忘记这些孩子们倔强的眼神。
    十五岁的时候，孙老师取出了自己那些少得可怜的积蓄，硬是塞到了我和锦锦手里，他说：“以后的课，以我的文化水平，恐怕教不了你们，拿着这点钱，去县里的初中报名，好歹先把第一个学期的学费交上，以后的钱，老师会想办法的。”
    我含着眼泪，在县里孩子们鄙夷的目光里，带着锦锦报了名，然后在收学费的时候，颤抖着将那把一块钱递了出去。周围传来些嬉笑声，还是好人班长看不过去，吼了声安静。
    那时候，锦锦就坐在我旁边，伸出一只小手，扯了扯我的衣角：“哥，我们会有钱的，对不对？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我看着身上已经遮不住肚脐的窄小衣服，抿了抿嘴唇，点了点头。
    总有一天，我们会有钱的。
    做个有钱人。是我最初也是最后唯一的愿望。也许是因为穷怕了，也许是因为太想报答那些帮助过我的好人。
    总之，那时候，我的愿望就是这么简单而土气。
    可是一定没有人知道。大多时候，有钱人家孩子的愿望都是多姿多彩的，什么科学家，医生，政客，律师，作家之类的；而穷人的愿望，尤其是那些穷到了骨子里的人的愿望，往往都很简单——就是，变成一个有钱人。
    我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穷人，就连这一点也不能免俗。
    金钱这东西，在十五岁的我眼里，就是除感情外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孙老师给我寄过几次钱，虽然数量很少，却每每都能令我落下泪来。大约是在我上初二的时候，孙老师便没有再寄钱过来了。听说他的生活似乎更加艰难了，不过却依然顽强地坚持着教村里的孩子们读书写字。
    我利用课余时间在附近的夜市上找了份兼职，说白了就是替人家端端盘子，一个晚上能有五块钱左右的报酬，勉强够维持我和锦锦的生活。
    三弟和四弟在老家靠着乡人的接济生活，有时候会在孙老师的帮助下写封信给我，上面歪歪扭扭的字体看上去有些可笑，却十分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