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实就像一台抽水机，不断抽走王维身上的波光灵动的碧水。政治场上的王维已然没有了抱负和蓝图，长安城里的王维越来越不舒服，因此他要逃避。他向往去崇山峻岭之中，茂林修竹之下，碧水飞瀑之旁，感受大自然的无私、纯真和温柔。
    安史之乱平定后，社会弊政丛生，政坛日益黑暗，王维过问政事的时间越来越少。“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除了上朝的表面工作，王维生活的基本内容就是玄谈、坐禅、茶药和睡觉。慢慢的，王维留在长安的时间也越来越少，隐居在终南山的日子越来越多。
    在《终南别业》中，王维对归隐生活很满意：“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坐看云起云落的日子里，王维的心境更加平淡，与世无争。年轻时的王维看到红豆都会起相思之情，还向人到处宣扬“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年老后，王维的作品少了感慨，多了对景物的平静白描。比如《鸟鸣涧》一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只有真正闲下心来，放下世俗杂念的诗人，才能把平淡无奇的山间夜色写成传诵千年的山水画。又比如“山水诗派”代表作之一的《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如今，后人提起王维，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两点。第一，王维写作了大量的田园山水诗作，平淡隽永。无心插柳，王维成了“山水诗派”的开山人物。第二，王维是著名隐士，而且是一边当着大官，一边归隐，羡慕死了不知多少在文坛、科场和仕途中苦苦挣扎的后来者。王维的“半官半隐”，并不是个别现象。中国历史上有一条明显的文人归隐传统。除了王维，著名的还有陶渊明、李白、苏轼等等。
    这个传统，在唐朝最盛。就算当着官，也不影响文人们的归隐之路。杜甫专门创作出了“吏隐”一词，来形容文人在官场之内的归隐状态。“吏隐适性情，兹焉其窟宅。”（杜甫《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白居易在《中隐》中则将隐居分了大小层次：“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可见，白居易最推崇洁身自好的“中隐”，也就是杜甫所谓的“吏隐”。
    客观上来说，多数文人的隐居不是天生的、自愿的，而是像王维那样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之后的消极逃避。比如苏轼在仕途不顺之后就走向了归隐，他在宠辱不惊、超然物外的状态下写成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苏轼在被贬官杭州期间，访茶问僧，醉心山水之余还疏浚了西湖，留下了一条苏堤。比他更早的白居易同样贬官杭州期间，醉心江南美景，同样在西湖留下了一条堤岸：白堤。一些文人则不等贬官，看破现实后主动谋求去山水佳胜或幽僻之地为官。比如唐代孙逖就主动出任山阴县尉。山阴就是今天的绍兴，古称会稽，唐代称越州，自古就是风景旅游胜地。孙逖任官不是主要目的，游赏山水享隐逸之乐才是主要目的。他在山阴写下了《登越州城》：“越嶂绕层城，登临万象清。封圻沧海合，廛市碧湖明。晓日渔歌满，芳春棹唱行。山风吹美箭，田雨润香粳。代阅英灵尽，人间吏隐并。”
    王维只是这个归隐传统中的一个突出个例而已。因为他少年得志、官61运亨通，因为他身处的唐玄宗时期还算是历史上比较正常的时期，所以他的隐逸生活平静而“卓有成效”。而身处乱世的文人们就惨多了，天下之大，往往找不到一处可以安静隐居的地方。苦得他们颠沛流离，不是被迫入世去依附枭雄争夺天下，就是过早死在乱军之中。
    王维的结局是，半官半隐的他官职逐步升迁，累迁至尚书右丞。
    朝廷任命王维为副宰相，也许是考虑到王维出身名门，声望卓著，也许是考虑到王维既有地方工作经验又有中央工作经验，也许单纯就是考虑王维当官的资历（他从20岁就开始当官了，资历很老）或者出于“搞平衡”的目的，总之王维的提升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绩都无关。
    而到花甲之年的王维呢，继续听晨钟暮鼓，看竹影摇曳，还有就是念佛打坐……
    王维的一生幸福吗？这可能又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这里用了一个典故：东汉末年，占领首都长安的董卓被推翻后，就遭到了这样的惩罚。董卓肚子很大，痛恨他的百姓在他的肚脐眼上点灯，足足烧了三天三夜。安禄山的肚子也很大，上马都需要人扶。所以韦斌咒骂安禄山不得好死，遭遇董卓一样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