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官场现形记》也描写了光绪年间湖北兴国州发生的一个破坏潜规则的故事。
    兴国知州丁忧去职，瞿耐庵前来代理知州。瞿耐庵浸染官场多年，可从来没有担任过地方实职，现在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实职，又是代理，可把他乐坏了。为什么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地方实职捞钱比在武汉当官容易多了。而且“代理”不需要负太大的实质责任，到时候可以载着大车小车的财宝轻松走掉。
    瞿耐庵正要甩开胳膊大干，却遭遇了当头棒喝。衙门的开销，什么差役工食、犯人口粮、迎来送往，闹得新知州头昏眼花，一头雾水。瞿耐庵的账房是小舅子，教书匠出身，对财务事务也一问三不知。瞿耐庵责令他询问武汉来的老衙役马二爷，尽快理清财务。
    马二爷问舅老爷，有没有问前任账房讨要“暗账”。那小舅子连连摇头。马二爷随即将地方衙门的明暗账目娓娓道来：
    账房难做，“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是遂成为例。所以这州、县官账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和公开的、应付检查的账目不同，账房都有一本暗账，记录衙门的真实开支，包括给上级的“孝敬”、迎来送往的开支、编外人员的工资和老爷从官库中的支取等等。地方上到底有多少家底、老爷能贪走多少都得以暗账为准。官员交接的时候，新来的账房也要到前任手里买这本账簿，称为“买账”。根据所在地的肥瘦，暗账的价格从四五百两银子到数十两不等。
    小舅子赶紧问马二爷，那兴国州的这本暗账需要多少钱呢？马二爷答，一二百两、三四百两都没准。小舅子听说要这么多银子，吓得舌头伸了出来缩不回去。马二爷解释说这是州县衙门里的通例，必须买账，“做了账房是说不得的”。小舅子推说斟酌斟酌，跑去告诉姐姐瞿太太。瞿太太是个厉害角色，为人吝啬凶悍，又和时任湖广总督有亲戚关系，一听要付钱给前任账房买账，大怒道：“当官的人，只有拿进的哪里有拿出去给人家的。什么工食、口粮，都是当官的好处，这些都用不着开销的。别拿那簿子当宝贝，你看我没有簿子也办得来！”事情就这么耽搁下了。
    话说得容易，事办起来难。没有那本暗账，瞿耐庵对衙门开支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亲自找马二爷询问，马二爷又把前言回了一遍，再三说暗账簿子是万万少不得的。瞿耐庵默然无言，钱谷师爷是老幕僚，说买账这事在接印之前头就应该弄好，现在得赶紧补上。他和前任账房认识，自告奋勇去接洽。瞿耐庵准了，钱谷师爷和前任账房咬了半天耳朵，最后商定了一百两银子的价格。钱谷师爷回禀瞿耐庵，说这已经是“友情价”了，请东家千万不要吝啬。瞿耐庵患有“妻管严”，付钱的事情需要“请示”太太。瞿太太坚持一个钱也不肯往外拿——本来是来捞钱的，凭什么钱没捞到一文，却要掏出一百两银子去。钱谷师爷只好搭讪着出去，不好再说。
    那前任账房听到消息，怒从心起，动手对暗账做了手脚，捞了一笔小钱，又改了一些数据，再把簿子誊写了一遍，预备瞿耐庵来要。瞿耐庵等急了，接二连三来找他要暗账，后来一天讨要好几遍，软硬兼施。前任账房就是不给。
    瞿太太见僵持不下，提醒丈夫：“现在人心难测，就把簿子交了出来，谁能保他簿子里不做手脚。前任同后任不对付，一定把数目改大。譬如孝敬上司，应该送一百的，他改成二百；给衙役门向来是发一半工钱的，他就写发全部或者七成八成。你在省里候补的时候，这些事不留心，我有些姐妹的老爷卸任回来都把这些弊病告诉了我，我都记在心上了。只要这本账簿拿到我眼睛里来，是真是假，我心中有数。现在你姑且答应他一百两银子，同他言明在先：先拿薄子送来看过，果然是真的一文不少付给他钱，倘若有一笔假账，非但一个钱没有，我还要四处八方写信去坏他名声。”
    瞿耐庵听了太太吩咐，仍旧去找钱谷师爷出面。等到钱谷师爷将账簿拿来，瞿太太翻看以后，有点吃惊。她原以为兴国知州是个肥缺，给上司的孝敬至少一次一百两，账簿上开的只有八十两或是五十两，顶多的也不过一百两；原以为外府州县官员过境，送的礼金“加敬”要五六十两不等，现在账簿记录只有四两六两，最多也只有十两。瞿耐庵夫妇一合计，倒没疑心这个簿子是假的，只是感叹兴国知州孝敬上司、应酬同僚的金额之少，这个官缺不像预想的那么肥。其实，前任账房的确把应酬的金额给改小了，却把其他开销，比如衙门差役的工钱给改大了。
    暗账簿子到手后，瞿耐庵就面临一项要紧的应酬。知府添了个孙子，下属要送“贺敬”。送多少呢？瞿耐庵翻开簿子看，没找到例子——之前的知府没有生过孙子。瞿太太创造性地发现了一条记录：“本道添少爷，本署送贺敬一百元。”瞿太太说，知府比道台低一级，知府的贺敬应该在道台的标准上打八折，而儿子又比孙子重要，所以知府孙子的贺敬应该再打八折，“八八六十四，就送他六十四块罢”。于是，瞿耐庵叫管家拿着六十四两银子送给知府。
    知府喜元是个旗人，他父亲官名叫做“六十四”。旗人最忌讳别人犯他的讳。这喜知府更严重，“六十四”这三个字碰都不准别人碰。每逢写到“六十四”三个字时，喜知府将“十”字的一竖只写一半，不透头。衙门上下都知道老爷这个脾气，万分留心，不敢触犯。
    偏偏瞿耐庵孝敬的贺礼，签条上写着“喜敬六十四元”。知府衙门的门政接手一看，眉头一皱，心道：“好嘛，六个字，就把知府父子两代人的名讳都给犯了！我们如果不明说，原封不动拿上去，我们就得先碰钉子，又要怪我们不教给他了。”门政正要提醒兴国来的管家，可看到送给自己的门包上面写着“六元四角”，他就改主意了。“兴国知州也太小气了！”
    门政把话咽了回去，开始问来人：“你们老爷的官缺在湖北省也算得上是中等水平，怎么也不查查账，只送这一点点？送礼，可是有老例的。”管家回答：“我们老爷没查到先例的，所以特地查了几条别例，才斟酌了这么一个数目。相烦您费心拿上去。”门政摇摇头，又问：“你们老爷是初任还是做过几任了？”管家回称“是初任”。门政这才指出瞿耐庵的签条把知府两代人的名讳都犯了，怎么事先连知府家人的名讳都不调查清楚。管家惊呆了，只好拜求门政费心，求他设法遮瞒。门政见状，知道新来的兴国知州是个小气鬼，怪他给的孝敬太少，存心要出他的丑，就一声不响地揣起六元四角，然后拿起瞿耐庵的贺敬去见喜知府。
    喜知府正在同姨太太打牌，输了钱不肯付钱，一听有孝敬送来，忙接过手本和喜敬。喜知府一看手本，忽然想起新任兴国知州到任好几日却没有送“到任规”给自己，向门政抱怨：“兴国州是个好缺，他都如此，叫我指望谁发财呢？”喜知府拿起洋钱一瞧，是“喜敬……”，面色大变，嚯地站起来，责问门政：“怎么你们没有写信教导教导他？”门政回答：“这个应该是他们来请示的。等到他们来问，奴才自然交代他，他不来问，奴才怎么好写信给他呢？”喜知府压制住不快，让兴国来的人把贺敬拿回去重写再送来。门政使坏，提醒知府看看兴国知州送的数目对不对。喜知府这才注意到瞿耐庵送的是六十四两银子，再也受不了了，一把将银子摔在地上，一边跺脚一头骂道：“岂有此理！瞿耐庵这明明是瞧不起我，什么都不守规矩！到任规不送，贺敬也只送这一点点！哼，把这洋钱还给他，不收！”说完，喜知府牌也不打了，背着手跑到房子里生气去了。
    门政暗暗高兴，捡起地上的银钱，走进门房把洋钱和手本摔给瞿耐庵派来的管家：“伙计！上头说‘谢谢’，你带回去罢！”管家还刚要说别的，门政去同别人闲聊，不理他了。管家无奈，知道事情不妙，又不敢回去，连夜写信告诉瞿耐庵原委，听候吩咐。
    瞿耐庵知道后，手里捏了一把汗，忙找太太商量。谁知瞿太太听了觉得无所谓，说，我从不嫌钱多，知府不要就拿回来吧；反正一两年后代理期就到了，到时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喜知府能把我们怎么样？瞿耐庵觉得太太的话也有道理，依计执行。
    喜知府等了半个月，满心以为瞿耐庵会诚惶诚恐地将“到任规”和“贺敬”装得满满的，送来请罪，结果左等右等没见瞿耐庵来。喜知府一打听，知道瞿耐庵的老婆和总督大人是亲戚，暂时动不了他，只好隐忍下来，寻机再好好整整瞿耐庵。
    暗账和买账是潜规则，送贺敬和应酬是潜规则，不触犯知府父子的名讳也是潜规则，瞿耐庵夫妻俩一心捞钱，有意无意地一再触犯了潜规则。在这些潜规则中，最关键的是那本暗账。如果瞿耐庵一到任就买了账簿，就不会漏了给知府大人的“到任规”，也不会少给贺敬，更不会得罪门政惹下麻烦。当彻底得罪知府大人后，瞿耐庵夫妻破瓶子破摔，彻底断了给上级的孝敬。这就更是他们的错了。出来混，是要守规矩的，坏了规矩就会受到惩罚。
    但瞿耐庵夫妇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两人见知府都奈何不了他们，胆子陡然大了，除了给总督、巡抚和藩臬两司的孝敬之外，其他人的孝敬一律不给；除了三节两寿孝敬上司的钱必须照顾到，其他的孝敬一概不送。要送的，瞿耐庵也都按照买来的账簿上面的金额送。这么做就出了大问题：孝敬和红包有时候会被退回来，或者有些怨言会传到瞿耐庵的耳朵里，最严重的是，一些官员是专门来兴国办事的，收到的孝敬大打了折扣，不免和瞿耐庵争论一番。瞿耐庵就弄不懂了，总觉得：“我是照例送的，怎么他们还贪心不足？”各司、道和过往官员对瞿耐庵恨得牙痒痒，可考虑到他同总督有点瓜葛，表面上不好发作。
    半年后，瞿耐庵把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给得罪了。而他在兴国糊涂办事、贪赃枉法的劣迹也被百姓到处揭露上告，没人帮他遮掩。结果到处流传着瞿耐庵的坏话，听不到半句向着他的话。喜知府更是恨之入骨，一心铲除他。所有一切只有瞿耐庵夫妇蒙在鼓里，不知所以。节骨眼上，瞿太太所依靠的亲家湖广总督奉调进京，然后转往直隶做官。湖北官场格局大变，总督、巡抚、藩臬两台、道、府长官都换人了。瞿耐庵就只有革职查办一途了。一开始，瞿耐庵不愿意买前任账房的账簿，就注定了湖北官场不会买他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