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成立后，便实行影响深远的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以及进行海外贸易，且作为一项祖训，要求后世子孙遵守执行。
    为何会实行海禁政策呢？朱元璋是基于当时特殊情况才作出此项决定的。明朝成立初期，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盘踞在东南海岛上，势力不可小觑，朱元璋担心他们与沿海百姓勾结而内犯甚至引倭寇入掠，故限制私人出海革除隐患。同时，朱元璋还考虑到倭患一直难以断绝，虽然朝廷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倭寇威胁，但外交成效并不如意，倭寇时不时地进犯大明国土，而且还与大明有关人士勾结，造成祸害，令人烦恼；实行海禁政策，可以避免大明人士引狼入室的情况发生，不失为一项权宜之计。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外，还有另外深层次的原因。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小农思想根深蒂固，视野并不开阔，缺乏远见思维。他要发展的是农业经济，而对商业经济和海外贸易并不重视，而采取重农抑商的策略。他想，我大明可是天朝上国，疆土辽阔，财力富足，无所不有，何须跟外国交易，倘若天下百姓纷纷出海贸易，实在是难以管理，还是让百姓们安安分分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就好了。
    为此，朱元璋多次下诏申明海禁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下令禁止濒海百姓私自出海，主要原因是当时方国珍余党时常进行劫掠。后来，虽然方国珍、张士诚余党逐渐覆灭，但朱元璋仍然严厉海禁，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令禁濒海百姓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时，申明禁百姓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主要是担心以出海捕鱼为借口，暗中私通倭寇，而禁止入海，可让倭寇没有水米接济，没有生意可做，最终撤退。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下诏让户部申明严格交通外番的禁令，并明确中国金、银、铜、钱、绸缎、兵器等物，不许出番，如果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的，将予以治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禁止民间使用外国的香料和其他外国货。可以说，海禁更具体更严厉了。洪武三十年（1397年），又重申禁民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
    由于实行海禁了，朱元璋索性将太仓黄渡市舶司、泉州市舶司、宁波市舶司、广州市舶司统统撤销。市舶司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始于唐，盛于宋、元，见证了中国历朝历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然而，朱元璋对此不屑，懒得跟外国交易，直接让其关门大吉。
    对于违反海禁的人，大明王朝则予以严惩。在颁布的《大明律》中对违反海禁的事项和适应的刑罚进行明确的规定。
    《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自运到境外销售及下海的人，杖一百下；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死。而走漏消息、通风报信者，斩首。总体而言，刑罚挺重的，别以为杖一百下不重，其实会打得人皮开肉绽，往往是非死即残。
    《大明律》还规定，凡官员及把守之人，与犯人串通夹带，或知情故纵的，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凡守把海防武职官员，暗自允许货船私自入境，串通交易，遗患地方，以及引海寇出没，害我居民的，那么主犯将判以死罪，其他人员根据受财枉法情况定罪，并发配边卫永远充军。朱元璋十分厌恶贪官污吏，向来对贪官污吏进行严惩，而对勾结海寇的官员，惩处同样十分严厉。
    大明王朝还禁止民间私自造船出海。《大明律》规定，若奸豪及军民等人，擅自造二桅以上的大船，下海将违禁货物带往外国买卖，或潜通海贼，做其向导，劫掠良民的，主犯比照谋叛罪处斩，并枭首示众，全家人发配边卫充军。若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外国人图利者，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只是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一些番货，以及虽不曾造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私买贩卖苏木、楜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货物没收充公。二桅以上的船属于大船，适合远洋航行。禁止民间造二桅以上的船，可以避免百姓出远洋。这不愧是釜底抽薪的策略。
    为更好地实施海禁，大明王朝还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实行迁界政策，即将沿海附近岛屿的居民迁入大陆，不让他们继续在岛屿居住，以防他们与倭寇私通。涉及的岛屿多达三十六个，限时日让居民内迁，不肯迁者死。可以说做得够绝的，为实施海禁，明王朝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因为岛屿没有了居民，反而更容易让倭寇占据成为巢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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