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迎接国庆50周年庆典，部队决定在10月1日的早上七点准时举行升国旗仪式。作为部队里优秀的一支战斗连队，这个光荣既艰巨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们连头上。从挑选军旗手到护送国旗的仪仗兵，军训处的首长亲自到连队来挑选战士，从身高到相貌再从队列动作到举枪礼规范，要求相当严格。毕竟10月1日那一天将是整个部队所有的官兵站在军部大院的操场上检阅我们的仪式。
    经过层层筛选后，军训处从连队里挑选出了67名官兵参加将近5个月的集训。由李涛担任升旗手，汪华东和朱亚洲担任护旗手，最终以3、8、8的队形接受整个飞行部队的检阅。我与徐远、高天也在本次的挑选中有幸入围。面对执行这次庄严的任务我激动不已。这才是我令我魂牵梦绕的军营；这才是令人心潮澎湃的时刻；这才是证明自己正确的选择。自此，对军营我有了全新的认识，全新的感悟。
    来自北京仪仗队的王昭连长自然成了这次训练的总指挥。针对这一次的任务，王超制定了一套严谨有序的训练方案。前两个月的时间全部用于站军姿训练；第三个月训练队列；第四月训练持枪礼，最后的15天用来集体合练。每天的训练时间不得低于12个小时，对落后的战士还要加班加点的“开小灶”。
    王昭制定的作息时间表规定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集中到训练场上站90分钟的军姿，早饭后到晚上六点再站八个小时的军姿，晚上七点到九点仍然是两个小时的军姿。中途休息的时间几乎为零。晚上还得起床去岗哨上值班。训练的强度与连队的常规训练相比超出了几倍。超负荷的训练让每一位参加这次升旗仪式的战友汗流浃背，身上的衣服在汗水的浸泡中出现了白色的汗斑，脱下来靠在墙上变成了不愿倒下的物体。上床睡觉的动作也从以往的随心自如变成了艰难地爬行。个别战友还出现了尿血现象。有些参训的战友开始抱怨，抱怨连长王昭的残酷训练；抱怨军训处的严格要求；抱怨自己长的太高，抱怨曾选择当兵走错了路。面对战友们的哀声载道，我默默不语。想着当国旗在自己的手中升起，当军徽在头顶光芒闪烁，当手握钢枪为国旗献上军礼。那一刻我想将不再会有人提出抱怨，更多的将是一种自豪和荣耀。
    10月1日的清晨，天空显得格外的晴朗。我们换上仪仗服戴上白色的手套，拿起手中的钢枪，在凉爽的秋分中准备接受部队全体官兵的检阅。七点的钟声敲醒了清晨的宁静。当国歌在耳边响起；当旗手李涛将国旗抛向蓝天；当仪仗兵托起钢枪；当所有的军人向国旗敬礼。那一刻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随着时间的推移，99年的12月份，我们的身份也略微有了一点变化，从列兵变成了上等兵，肩膀上的军衔由一变成了二。同时部队迎来了99年底的第一批入伍新兵的到来。
    在此之前的20天，也就是1999年11月25日，部队送走了一批退出现役的老兵，其中有我新兵连的班长李涛、老兵杨林和那个一直没能将“东方之珠”唱好的庞元。
    夜晚的车站站台上我紧紧地抱着李涛，泪水不由自主的顺着眼眶流出。为了一个用严格手段希望我能在部队早日成材的老兵，一个我曾对他误会重重，看法褒贬不一的老兵。所有的怨恨都化作了依依的不舍。班长李涛在临行前对我说的话，在我的脑海里时刻清晰。“张子寒，其实在我带的兵里，我最看好你，但我不能去故意照顾袒护你，还记得新兵连吗？我打过你，骂过你，可在我心里却最喜欢你这个兵，希望你能做到你说过的话，当班长，入党，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知道你心里恨过我，如果想，你现在可以骂我，但作为你曾经的班长，我必须对你说：“棒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想为人上人，先做脚下卒。”
    那天李涛和庞元对我们新兵都只说出了他们的内心话。庞元也含着泪水告诉我们：“这里是警卫连，是英雄的连队，老兵不是要故意为难你们，记住，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希望你们能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时直今日我与李涛庞元已经分开了整整八年。我也时常会独自躺在床角，在浓浓地烟雾中将他们想起。用燃烧着的‘白沙’寄托这份无从表达的思念，却无心感受“鹤舞白沙、我心飞翔”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