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因为从不在公众面前出现，故而委托我作为高氏家族代表，向法官及陪审团作证——高能先生，确系我父亲高思国先生的亲侄儿。高能先生的父亲，前不久去世的高思祖先生，是高思国先生的同父异母兄长。”
    莫妮卡的证词让检察官的脸色异常难看，萨顿律师满意地说：“很好，你能否确认一下，站在本庭被告席上的这位先生，是否就是你所说的高能先生？”
    她镇定地看着我的眼睛说：“是，他就是高能，是我的堂兄，也是我父亲唯一的侄子。我从前在中国见过他多次，虽然他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我绝对不会把他认错！”
    律师继续问：“高小姐，还有一个疑问能否解释，既然高能先生是高思国先生的侄子，为什么还要通过第三人——也就是常青先生的帮助，才能来到美国并联系高思国先生呢？”
    “我父亲的同父异母兄长，高思祖先生及其家庭，包括高能先生，一直生活在中国的上海市，与美国的高思国先生一家极少联系。高能先生，是高思国先生唯一的侄儿，也是高氏家族唯一的男性继承人。高思国先生非常重视他的侄子，在常青先生的联系之下，同意在本案发生的夜晚，在阿尔斯兰州马丁？路德市，也就是案发的公寓楼里，与高能先生秘密见面。”
    “请问你的父亲是否认识本案的死者常青先生？”
    “不，从来都不认识，是常青给我的父亲打电话，说正在帮助高能先生来美国，希望我的父亲可以见一下高能。父亲虽然极少与中国的亲戚联系，但他一直关注高能先生，最终同意了常青提出的见面方式。”
    “可是，为什么那天晚上，高思国先生没有出现在案发地？”
    莫妮卡看了一眼陪审团和法官，再度性感地甩了甩头发：“其实，当晚我的父亲及其保镖团，已经赶到案发的公寓楼下。但在案发之前，他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警告他大楼内有危险，于是他们迅速撤离，未能与高能先生见面。”
    “哦，原来被告高能先生，他向法庭陈述的都是事实！”萨顿律师像唱双簧那样对陪审团说，看来早已与莫妮卡设计好了，只是事先没有告诉我，“还有，高小姐，你的父亲是否有一位华裔秘书姓吴？”
    “没有，我的父亲只有一个高级秘书，是位非洲裔的女士。”
    “最后一个问题——高小姐，你能否证实自己所说的话呢？或者有没有高思国先生的书面文件？”
    “有！”
    莫妮卡取出了一份文件，上面有高思国手写的证词，并且有天空集团的印鉴，还有纽约地区的公证记录，以及高思国及莫妮卡的身份资料。
    文件在陪审团和检察官手中传阅了一圈，最后来到法官手中，他仔细辨认一番后说：“法庭确认这份文件具备法律效力，莫妮卡·高小姐可以代替高思国先生出庭作证。”
    萨顿律师得意地看了看检察官，似乎已胜券在握地说：“法官大人，我的问题问完了，现在可以控方提问了。”
    然而，检察官出人意料地放弃了提问，法官宣布让莫妮卡退席。
    当她走出法庭，对我做了一个V字手势，我感激地握紧了拳头。
    检察官重整旗鼓，微笑着对律师摇摇头，完全没有失败迹象，朗声对法官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虽然刚才证人的出庭非常重要，证实了被告确系高思国先生的侄子。但我也将展示一项重要证据，关系到本案一个最大的疑问，那就是被告的杀人动机。死者明明是被告父亲生前的好友，倾尽全力帮助被告来到美国，并联系被告的叔叔与他见面，为何被告还恩将仇报地杀害了他？”
    律师立时站起来说：“反对！控方不该这样误导大家认为被告就是凶手！”
    法官点点头说：“反对有效！”
    “对不起。”检察官看了我一眼，冷酷地笑道，“被告也并非无理由杀人的变态——如果杀人动机不成立，那么确实很难给被告定罪。但是，最近我得到了一件重要的证据，证明了被告的杀人动机！”
    陪审团又一阵骚动，不知他卖什么关子。
    检察官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电脑光盘，放进法庭书记员的电脑里，音箱里传出一种熟悉的语言——
    “是的，非常抱歉，昨天凌晨一点，是我用酒店的号码，给你的父亲，也就是高思祖先生打了电话。”
    是汉语！一开始感到莫名其妙，但很快想起这声音是谁——常青！
    没错，还是他的声音：“两天前的晚上，也是我给你父亲打了电话，然后他就到这个房间里，与我长谈到了深夜。”
    紧接着听到了我自己的声音——
    “你是什么人？蓝衣社？”
    常青在电脑音箱里回答：“蓝衣社不是一个人，但我确实与蓝衣社有关。”
    我的声音：“昨晚与我在MSN上说话的人是不是你？”
    常青的声音：“当然不是！”
    之后我的声音异常激动：“你们究竟要怎么样？害死了我的父亲，现在又要来害我吗？”
    法庭上一片寂静，这段神秘的录音也到此为止。
    而我已经呆若木鸡，额头布满了冷汗，只有我才知道，这段录音来自何时何地。
    半年前，当父亲自杀身亡不久，我查到他死前通过的电话号码，因此追查到了常青暂住的酒店。我和莫妮卡一起冲到他的房间，与他展开了一场奇特而重要的对话。而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正是我与常青对话中的重要部分！尤其最后那句“你们究竟要怎么样？害死了我的父亲，现在又要来害我吗”。
    最要命的录音！这就是我的杀人动机！
    由于录音全是汉语，陪审团和法官完全听不懂，一个个瞪大眼睛很是茫然。
    检察官却笑了笑说：“抱歉，其实我也听不懂中国话，法庭上只有被告知道这段录音的内容，因为这正是被告与死者之间的对话！”
    犀利的目光投向我，让我恐惧地往后缩去，检察官再次诡异地一笑：“几天前，我收到一件匿名快递，里面就是这张神秘光盘。我找了一位华人朋友，将这段录音翻译成英文，结果让我大为震惊！”
    随后，检察官请出一位在州政府工作的华人，在法庭上将这段录音翻译了一遍，陪审团成员纷纷交头接耳，表情最怪的莫过于我的辩护律师。
    检察官微笑着说：“联邦调查局的声学专家，已仔细比对录音中的两个声音，其中一个年轻人的声音，确定就是本案被告。那位年长者的声音，确定为本案死者！警方在调查死者遗物过程中，发现死者生前有秘密录音习惯，悄悄将自己与他人的对话录下来，当然这看起来有些不道德。死者生前录音绝大部分遗失了，但根据他留下的部分录音，与这张光盘里的声音比对，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是他本人。”
    刹那间，我明白了！常青这个老变态，居然偷偷录下我和他的对话。又不知是哪个浑蛋——也许就是杀人真凶，为将我彻底陷害到电椅上，便把这段最为致命的录音，快递给时刻盼望给我定罪的检察官！
    我绝望地仰头叹息，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魔鬼，真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就在我的官司形势好转的时刻，却悄然在我背后插上最狠的一刀！
    检察官简直已是狞笑，走到我面前高声问道：“高能先生，你能否告诉法官及陪审团，刚才这段录音里的声音，是否是你和常青的对话？”
    沉默，但沉默并没有用，我该否认吗？既然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已经确认，再撒谎又有什么意义？只会让陪审团对我的印象更坏，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是，我承认，这段录音里的声音，是我和常青的对话！”
    检察官如释重负地点点头：“非常好！”
    萨顿律师垂头丧气地闭上眼睛。
    “能否再告诉陪审团，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大约半年以前，在中国的上海市，常青住的酒店房间里。”
    “你能否解释一下，录音里的最后一句话？”
    检察官把录音快进到最后——
    “你们究竟要怎么样？害死了我的父亲，现在又要来害我吗？”
    控方请来的华人又用英语翻译了一遍。
    “你认为常青害死了你的父亲？甚至还想要害你？”
    这个问题几乎是刺进胸口的刀子！
    我无法抗拒，也无法说谎，只能怔怔地回答：“是，那是在我父亲死后两天，我通过父亲生前的电话记录，才找到常青所在的酒店。”
    “在你父亲死后两天？”检察官敏锐地捕捉到了线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段录音的第一句话，也就是常青对你说的，英文大意是——昨天凌晨一点，他用酒店的号码，给你的父亲打了电话。”
    致命一刀，我已无处遁形！
    “是，我的父亲刚与他通完电话，就自杀去世了！”
    “非常抱歉。”检察官故作同情地说，“但我仍要问下去，结合录音里最后一句话，是不是意味着，你认为是常青先生打的电话，导致了你父亲的自杀？”
    最后一刀。
    此刻，一个声音在我身体里高喊：“不！千万不要承认！承认了你就死定了！一定要说不！说不！”
    这是梅菲斯特的声音。
    不，我不会听从幽灵的摆布。
    “Yes。”
    敞开胸膛，接受这一刀刺破心脏。
    对不起，莫妮卡。
    我承认了，承认我曾经的推断——常青害死了我的父亲，这正是我的杀人动机。
    萨顿律师已失望至极，他指望我拼命否认，或许还有胜算可能。
    “谢谢！”检察官趾高气扬地向法官说，“我的问题问完了！”
    法官异常严肃地看着我：“本次开庭到此结束，等待下次开庭的通知——下次开庭陪审团将作出最终裁定！”
    2009年，农历除夕。
    在美国阿尔斯兰州的看守所里度过。
    没有年夜饭，没有父母双亲，窗外没有爆竹声，电视机里没有春晚，更没有小沈阳，只有囚室里沉睡的比尔，还有铁窗外漫天的大雪。
    孤独地蜷缩在床上，双眼愣愣地盯着黑暗，怎么也闭不上眼睛。因为无论白天或黑夜，我看到的都只是同一种颜色，将我缓缓吞噬的颜色，一如梦中的那池湖水。
    今天，萨顿律师单独来探监，他说现在情况非常糟糕——陪审团已掌握我的杀人动机，即便证明我与天空集团大老板的关系，也很难洗脱杀人罪名。所有最重要的证据，全都对我不利，包括字条上的“DAYDREAM”。虽然证据链条还不完整，但并不妨碍对我的有罪推定，从动机到时间直到凶器，全都符合杀人条件。何况一开始我就向法庭隐瞒了我和常青的真实关系——我说他是父亲生前的好友，其实他间接害死了我的父亲。还不如早点坦白这一点，等到被那段该死的录音揭穿，我已无路可退。
    律师说官司打赢的希望已很渺茫，最坏的可能就是被定罪为一级谋杀，甚至并不排除死刑可能——尽管阿尔斯兰州上次执行死刑，还是在七年以前，据说那个倒霉的家伙，在椅子上坐成了电烤鸡。
    不过，我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主动向法官认罪，不必等到陪审团最后来定我的罪名。美国司法制度奖励主动认罪者，以减轻司法程序负担。我很可能逃脱死刑，甚至不必终身监禁，也许只有十几年刑期，如果表现良好，蹲上七八年就有机会出狱。
    如果不认罪的话，也可能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萨顿律师认为这种可能性，现在只剩下10%！剩下90%的可能，我将被判一级谋杀罪，面临最严厉的刑罚。
    律师被这个案子折磨得彻夜难眠，强烈建议我现在就认罪，可以保证性命无忧。
    思考了一分钟。
    但这一分钟对我而言并不短暂，我想到刚刚醒来的瞬间，仿佛从母体来到这个世界，初生婴儿般看着周围一切，脑中完全空白一无所知……这就是我全部的生命？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转瞬就要在电椅上终结？
    我不想死。
    可是，不死的代价就是要说谎，要煞有介事地告诉法官，我确实杀死了一个人。
    真的是我杀死了他吗？现在我倒希望是的！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撒谎，正大光明地去认罪，正当光明地被减轻刑期，又正当光明地蹲十年美国大牢再出来。
    可惜这不是真相。
    杀死常青的是另一个人，或者是另一群人，他们隐藏在黑暗彼岸，露出邪恶的微笑，盯着被困于绝境的我——只要我承认自己杀了常青。
    不，我没有杀人！
    为什么还要承认？为什么要替别人揽下罪名？为自己活命而承认杀害了别人的生命？
    最近的一年来，我已说了无数个谎言，我不愿再说谎了。
    我不认罪，永远都不会认罪，我要作无罪辩护！
    当我最后一次拒绝萨顿律师的认罪建议，我能看透他眼睛里想的话——
    “这个固执的中国小伙子！真是傻啊！谁知道你究竟有没有杀人呢？也许你一直在对我说谎，也许你本来就是杀人凶手，干吗要拼命死撑着呢？”
    我即刻冷冷地说：“我没有对你说谎，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萨顿律师的脸色一变，马上收拾公文包告辞：“祝你好运！”
    好运？
    这个词从来都没有属于过我，自从我醒来成为另一个人，一年来经历的所有事，从被公司裁员到父亲自杀，从飞来美国到蹲进牢房……
    下次开庭是最后的裁决，等待我的是好运，还是厄运？
    时间，已过了子夜十二点。
    从鼠年来到牛年。
    在我短暂的记忆里，去年这个时候与父母一起在家守岁。父亲面色红彤彤的，希望我能工作顺利，早日找到合适的女朋友。他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将我留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独自在雪夜的看守所过年。
    轻轻抹去两滴眼泪，却听到一阵惨叫从比尔的床上发出，又是某个极度可怕的噩梦？
    面朝雪山，春暖花开。
    （请容许我篡改海子的诗句。）
    阿尔斯兰州地方看守所，绝望地等待了近两个月，远方落基山脉的雪线渐渐上升，终于接到了开庭通知。
    审判日。
    还是莫妮卡给我买的那套西装，特意在看守所里理了头发，将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就像出席一场盛大的派对——末日审判的死亡派对。
    这是我第四次上法庭，但愿也是最后一次。缓缓走进属于我的被告席，依然面对陪审团那些老面孔。我甚至知道了其中几位的秘密，有个男的一直瞒着老婆搞外遇，一个大学教授其实是同性恋，还有个老头每晚都会虐待他的菲佣。更有甚者是个家庭主妇，在五年前毒死身为牧师的丈夫，就埋在自家院子里，对外声称老公去非洲传教了。
    检察官轻松地整理资料，我的辩护律师面色凝重。他并不担心我的命运，而是如果这桩案子打输了，会影响他以后接单的价格，尤其在金融危机之时，腰包会大大缩水。
    旁听席几乎坐满了，几天前本地报纸刊登了消息，大家都想来看看审判结果。莫妮卡仍然坐在第一排，却异常低调穿着黑纱套装，乍一看还以为是孝服，让人想起《红与黑》里的玛蒂尔德，是来为我送葬的吗？可我与她非亲非故，更无肌肤之亲，顶多只是个冒牌堂兄，值得她这样做吗？当看到我走进被告席，她摘下大大的墨镜，露出一双幽怨的眼睛。这是她从未有过的目光，完全不像从前雷厉风行的性格。
    忽然，莫妮卡将混血的双眼瞪大，我看到了她眼睛里的话——
    “没人能够打败你！”
    冰冷的心被她温暖了一下，我紧紧盯着这个女子，似乎整个法庭只剩下我们两人。
    法官的话打破全场肃静：“现在，请控辩双方作总结辩论。”
    率先出场的是检察官，他将按照对控方最有利的观点，对所有的证据进行总结。
    他整了整西装向法官点头，又向陪审团点头，最后看了一眼被告席上的我，平稳地说：“尊敬的法官大人，陪审团的各位成员，今天你们将在此裁定这位被告，是否犯有一级谋杀罪？是否对一位美国公民的遇害负有直接责任？根据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我将不会对被告是否有罪发表个人判断，而仅仅为大家分析一下，目前已掌握的大量证据，以及这些证据互相之间的逻辑关系……”
    检察官丝毫不带感情色彩地陈述证据，当然每个证据都对我极其不利。从案发被捕的警方记录，到后来庭审时的各种证词，甚至我入境美国和酒店的住宿记录，凡是可以在美国境内采集的证据，他都事无巨细地一一呈现，直到最后发现杀人动机。已经不需要什么总结了，检察官已然将陪审团征服，就连法官听的时候也频频点头。
    现在，轮到我的辩护律师说话了。
    萨顿律师情绪有些低落，但还是满面笑容地对陪审团说：“尊敬的法官大人，尊敬的陪审团成员们。今天你们将在此审判一位年轻人，他从万里之外第一次来到美国，就像我的祖父渡过大西洋第一次登陆纽约。这位年轻人素来品性良好，能够熟练地用英语对话。他来美国的目的很简单——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叔叔。就像从前许多电影里情节一样，他对于美国还完全陌生，刚刚入境两天的时间，就遭遇了可怕的意外，竟因涉嫌杀人而被逮捕。他行使了美国法律赋予他的米兰达权利，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
    他又列举了一些证据，其实基本都是对我不利的，但强调目前还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比如杀人案发生当时的目击证人，抑或任何影像或图片资料。至于那段半年前的录音，仅仅作为我的杀人动机，却不能成为杀人证据。
    确实是厉害的律师，能从那么多不利证据中，找到最关键的要素——警察虽然看到我拿着凶器，却没有亲眼看到我杀人！我仍有打赢官司的可能，接下来全得取决于陪审团了，那些看起来衣冠楚楚，其实眼睛里藏着许多男盗女娼秘密的人们。
    我的生死就由这些人来决定吗？
    法官说话了：“各位陪审团成员，你们是否清楚自己的职责与义务？是否了解本案全部的证据？如果各位没有异议的话，可以退庭进行陪审团评议。现在，我指定约翰逊夫人为陪审团长，由她来主持评议。”
    约翰逊夫人——就是杀死自己牧师老公的那位，看上去极度虔诚的路德教徒。
    由真正的杀人犯来对无辜的杀人嫌疑犯进行审判，上帝跟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陪审团离开法庭，进入严格保卫的评议室。他们的评议内容必须保密，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也不会接受法律调查。
    现在，被告席上的我只能等待。
    就像坐在电椅上，等待电闸放下还是合上？
    检察官耐心地闭目养神，法官也喝起了咖啡，萨顿律师居然还与检察官打起招呼。旁听席里的人们有些不耐烦，有人互相之间大声说话，惹得法官要求大家肃静。
    只有莫妮卡表情没有变化，目光不曾离开过我的脸。每当我抬头都会撞到她的眼神，听到她心里的话语：“老天保护着你。”
    不，我感到自己早就被老天抛弃了。
    尽管只过去十几分钟，感觉却像十几个小时，又似乎十几个世纪，我已回到千年以前，这里仍是一片不毛之地，北美野牛纵横驰骋……
    那扇门又被推开了，以杀死自己老公的女人为首，陪审团成员们面色冷峻地回到法庭。
    一下子安静许多，我的心再度揪了起来，法官高声问道：“陪审团是否已作出一致裁决？”
    陪审团长扭动着肥胖的身躯，声音尖厉地回答——
    “陪审团一致裁定——检方指控被告一级谋杀罪成立！”
    尘埃落定。
    悬在头上的刀子，终于砸下来了。
    法庭上鸦雀无声，检察官得意地挥了挥拳头，萨顿律师低头沉默，法官叹息地点头。
    旁听席上的莫妮卡站起来，抓着栏杆却被法警阻拦。她只能痛苦地摇着头，眼神里盛满复杂的情绪，化作千万种语言和符号，再也无法让我听清楚了。
    然而，我却如释重负地闭上眼睛，无论最后量刑结果是什么，至少可以结束等待的折磨。
    根据美国大部分州的法律，陪审团只决定被告是否有罪，最终量刑由法官来决定。但在关系到死刑的案件，必须由陪审团一致裁决。
    于是，法官继续问道：“鉴于一级谋杀罪的最高刑罚是死刑，必须由陪审团一致裁定被告是否适用死刑，请问陪审团是否已作出一致裁定？”
    Tobeornotbe？
    将自己丈夫杀死埋在院子里的陪审团长说——
    “陪审团已作出一致裁决，被告不适用死刑！”
    Tobe！
    时间凝固在此时此刻，我已获得了永生不死之灵。
    我一直闭着眼睛，法庭里响起一片掌声，想必是反对死刑的人士。
    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却是旁听席里的莫妮卡，她已为我泪流满面。
    “陪审团已一致裁决，本案被告不适用死刑。”法官再次要求大家肃静，敲了敲木槌，“根据阿尔斯兰州法律，由法官进行裁决——被告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