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电影，看外国电影，也偶尔看中国电影，中国的电影不如外国电影技术纯熟，相当生涩，有些甚至让你看完了以后不知所云。
    相比较而言，小说更为详细，描写也更为细腻，而电影则更为直观。我们的视觉处理信息要限于听觉处理信息，在大脑里，所以经常会闹这样的笑话：你在说“1+1等于几”的同时伸出三个手指头，对方就会不自觉的答：“三。”
    视觉给我们的震撼是强大的，当我们看电影看到灾难场面时，那一种院子灵魂的悸动和震撼是小说中几千几万文字描述也到不到的效果。
    看美国电影《先知》时，给我最大震动的是：男女主人公都已经知道了末世的日子，拼命逃亡的途中精神崩溃的女主人公的脸。哪一种悲哀、无奈与绝望扑面而来，让自己都想与她一同哀哭。《圣经》中说：“（你们）要与欢乐的人同欢乐，哀哭的人同哀哭。”在最大的人生悲哀，譬如丧子，譬如绝症，譬如失去爱人面前我们是无力而无奈的。如若我们是事外者，对于当事人我们除了适当的倾听和空白的安慰以外，做不到任何事。我们不能让丧子者的子女复活，我们也不能医好绝症，我们更不能换回已经是丧的情殇。
    “我和你妹妹是两个人，你是弥补了心中的遗憾，可是我却要将你对我的恩情之至何地？”电视连续剧《金大班》中古思静对金兆亮如是说。
    这是发生在上文学三四十年代的故事，金兆亮的妹妹金兆丽（范冰冰饰）因家中贫困，为要一直哥哥金兆亮的骨髓功能造血障碍，去了上海百乐门大舞厅，做了舞小姐。金兆亮得知以后十分愧疚，但是金兆丽但是在百乐门认识了很多富豪，他们排着队的向她献殷勤，根本就用不着金兆亮补偿什么。于是他将自己的愧疚和遗憾补偿到了另一个境遇相似，却更悲惨一些的女孩子——古思静身上。但是古思静上述的一番话打破了金兆亮的自以为是。
    是的，即使再相似，两个人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这么做对谁都不公平。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金兆亮就是那个当局者，而古思静这个本该是当局者的人却当了旁观者。
    汶川大地震的主震之后，政府就派出了解放军战士，他们冒着余震的风险去坍塌的废墟之中救人，工具不足，有的战士甚至徒手去挖掘。尖锐的残桓断壁将他们的双手磨得鲜血淋漓，但是他们仍不放弃。
    有一个班正在救人时被通知要马上撤离现场，因为余震马上就要来了。大家都要离开时发现一名战士还留在废墟那里，拼命而小心翼翼的挖掘着。原来就在离地面向下四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活着！可是考虑到再不撤离战士们的生命也有危险，上级下达死命令令全班的战士撤离。尽管全班的战士都想留下来救这个孩子，但是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当班长副班长含着泪扯着要留下的那名战士撤走时，余震，汹涌的来了。那个孩子，那个好不容易被战士挖出一点空隙、见到久违光明的孩子，被永远的埋在了黑暗的地下。
    先前那个执意要留下的战士，全然不顾周围摇摇欲坠的衰残强桓，哭着，手足并用着，用手一块块的扒着坚硬锐利的钢筋混凝土块，嚎啕着吼道：“老天那！求求你救救这个孩子吧！他还那么小啊！就是用我的命去换也行啊！求求你了！”在场的战士无不哀伤落泪，他们从未如此刻一般痛恨过自己的无力过。
    在灾难和疾病面前我们是无奈而无力的，是惨淡而哀伤的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是一样的。
    古以色列王大卫，爱上了赫人乌利亚的美貌妻子拨示巴，为了娶到拨示巴，大卫王设计害死了乌利亚，然后在服丧期满以后，如愿的娶到了拨示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喜悦大卫王做的这件事，为了惩罚大卫王，就打击拨示巴给大卫王生的孩子，孩子就生了重病，快要死亡。
    大卫王就身披麻布，坐在灰尘中禁食祈祷，请神原谅他，赦免他的罪，让孩子不至于死亡。孩子未死之时，大卫王禁食哭泣，他的臣仆们怕他饿坏了就劝他吃一点东西，他不肯。后来，孩子死了，臣仆们怕他想不开，不敢告诉他，但是大卫王看着他们窃窃私语的样子，就知道孩子死了，就问他们：“孩子死了吗？”问完知道他们不会回答，就起来沐浴、摸香膏、吃饭。他的臣仆们十分不解，就问他：“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王就说：“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是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还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
    “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这话时睿智的，是豁达的，同时也是残忍的，是现实的。生与死的界限是分明的，不可跨越的，我们不能将死者从那边拉过来，而我们却终将归入死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