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72年9月，我上山下乡到了简阳县和丰区玉龙公社二大队。因为，我是知青点里最小的一个，生产队长要我和知青点的几个女知青一起，跟着生产队的妇女和小娃儿一起干活，拿妇女劳力的工分。我们下乡那里的主粮80％是红苕、玉米和豌、胡豆等粗杂粮，面粉和大米只占20％，知青点集体搭伙开伙做饭，每天留人做饭都是严格按照每天每人的定量下锅。活路重、肚子大、没油水，为了撑饱肚皮只能以稀代干。每天一到半晌午和半下午几泡尿过后，人人都饿得前胸贴后背没精打采，夜里躺在床上，不等睡着就个个饿的肚子空响，再也难睡着了。
    我们知青点一共有成都和简阳当地的知青十几个，知青点的点长和大家一商量，发扬南泥湾大开荒生产精神，在生产队不要的那片石板坡地上见缝插针种了玉米和瓜果蔬菜。可是，没等到那些玉米和瓜果蔬菜完全成熟，我们就急不可待地一扫而光。于是，饥寒起盗心，由几个年岁和胆子都大的挑头，时不时带领我们一拨岁数小的、女的和胆子小的在夜里偷偷出动，探路的、望风的、打掩护的、真正下手的和在知青点里备柴火挑水、等待伺机救援的分工合作，夜里去生产队地里，或者是人家社员家自留地里“丰收舞”，甚至干脆去其他生产队偷袭扫荡“高家庄”。每一次跳“丰收舞”和偷袭扫荡“高家庄”有所斩获之后，整个知青点群情激昂，但却都压抑着极度的兴奋，悄悄地连夜宰杀炖煮，一顿饱嗨之后，立刻销赃灭迹。第二天出工的时候照常装出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嘴里喊着饿，心里偷着乐。
    知青上山下乡除了吃不饱就是苦和累，但是个个背着干部都心里飞扬跋扈，桀骜不驯。我岁数小、胆子也小，给人一种憨厚老实、胆小怕事的印象，即便是跟着干那些坏事情的时候往往也跑最后排，彰显不出自己来。因此，生产队里的干部对我的印象总的说还是一个好字。
    我到知青点的时间最短，所以，到第二年过春节的时候我没有回成都，知青点的点长要我留守知青点，负责看守知青点所有人的铺盖被褥，因为，曾经在别的知青点发生过春节放假时被洗劫一空的事件。到了4月份农闲时，知青点的点长替我向生产队请假，我才回了成都一趟。
    我离家半年，我妈没有一点变化，还是那样孤独忧郁和面黄肌瘦。我妈问我在乡下还好吗？我不敢诉苦，只是简单地说还可以。妈说我个头长高了一点，说我黑了也瘦了。我妈将几张钱给我，说：“这是你最后两个月的抚养费。”
    我生气地对我妈说：“我要这个干啥子，我已经自食其力了，这钱你留着，买好的吃，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以后我在乡下你不用管我，我也照顾不到你，我自己争取在乡下好好做活路不倒找（生产队年终分红倒补钱），绝对要你花钱来取我。我们只能这样各顾各的了……”
    我妈听我说这些，眼眶一红，趴在桌子上哭得呜呜的，说：“妈晓得你孝顺听话，也晓得心疼妈，只是你走了妈在这屋里连和搭白（四川说：说话的意思）的没有一个，你说妈咋个过啊……”
    看着妈哭得伤心，我也没有办法，咬着牙劝我妈说：“你就不晓得自己找开心过好日子啊？”
    妈抬起头来呆呆地看着我，想跟我说些啥子话，欲言而止，那样子叫人好伤心、好可怜。
    我在家呆了两天觉得没意思，又回到了乡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