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追你到箱根之“敲响花钟”
    淼淼走后，我心情一直不好。其实也没什么过不去的事，就是有点任性有点小资而已。情绪周期，跟女生来例假一个德行。
    那几天张大夫出去旅行了，把他的“狗儿子”托付给鲁超照看。下了班，我每天去鲁超哥哥家撸狗，和小狗玩得不亦乐乎，顺便帮着遛遛。完了，在他家吃沈姐做的家常晚餐，然后晃晃悠悠地回“东湖”宾馆。Sally要请我吃牛排一直也没兑现。Sally说，你吃饭的地儿真多，饿不死。
    不知为什么，但凡心情差，就愿意和狗交往。一是我天生喜欢狗，只是没条件养；二是觉得和人交往，变化太多，深不可测，太伤感情，还不如和狗狗好交往，两方面都一往情深，简单而快活，不浪费感情。
    Sally以养宠物诱惑我回澳门，说只要你回“家”，愿意养多少宠物都行，我给你买世界上最好的品种，在花园里搭建最豪华的狗窝。我突然觉得，这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直到过了三年，我才有机会去看淼淼，这个心结才算有解。
    我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兴趣说这段往事，而淼淼的事应该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交待，所以必须在这里插一节——
    那会儿，我已经去瑞士工作，在一个叫巴塞尔的城市。而淼淼已经从巴黎去了里昂。
    巴塞尔是中欧气候最好的城市，虽然小，市内除了一辆有轨电车，再无其他载客的公共交通，然而巴塞尔是瑞士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世界闻名的瑞士私营银行总部、国际结算中心都设在那里，此外还有化工和制药工业的总部。巴塞尔被美丽莱茵河切成两半，一半叫“大巴塞尔”，一半叫“小巴塞尔”，每年一次的“瑞士钟表博览会”就在“大巴塞尔”举办，这也是巴塞尔的城市地位仅次于苏黎世和日内瓦的原因之一。这些我在《北窗》的“番外篇”里有比较详尽的描写。
    那一次，我从巴塞尔开车去苏黎世，接一个叫赵辉的北京哥们，然后一起去里昂。赵辉在荷兰开旅行社，是那年我和Sally一起去比利时度蜜月时认识的，他陪伴了我们一路。辉哥整整长我6岁，但我们处得非常好。等我再次见到他时，他仿佛没多大变化，还像之前那么潇洒，一头浓密黑发有弹性地跳跃，特别有个性。辉哥是中国人很少见的那种胡须男，连鬓胡子要是两天不刮，半张脸都是黑的。胸毛也挺厉害，敞着怀，有有点好看。辉哥成天在那儿带团，对德、法、瑞士、比利时一带非常熟，我约他一起去里昂，一路上不用担心走错道。再说，我们俩换着开车，不至于太疲劳。
    从苏黎世到里昂，紧赶慢赶，足足开了九小时。到目的地已经很晚，我和淼淼约在一家餐厅见面。
    详细情况，我也许会在以后讲，大致是我和淼淼在餐厅谈了差不多两小时，辉哥一直在餐厅外的露天用餐区抽烟喝啤酒。后来，淼淼对我说，他要回去了，因为太太刚生了女儿，母女俩需要有人照顾，回去太晚不好。当时，我的心一沉，开了九小时车，穿越国境赶过来见淼淼，但眼前的场景没有一处在我的想象中。淼淼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整一个被生活拖累的中年男，连衣着整洁都谈不上，我甚至在他没有熨烫过的衬衣上看到了污渍……而原先他是个多么精致的人儿。
    我说，要不明天我们再找个时间……没等我说完，淼淼眉宇不展地说：“明天再说吧——”也许是感觉到自己太过冷漠，跟着就改口，“明天我联系你。”
    我们在冷风嗖嗖的街口分手，连一个拥抱都没有。
    他显然注意到我不是一个人从瑞士过来，身边有一个人陪着，但他什么都没问。
    淼淼的身影在视线中消失的时候，赵辉给我递了一支烟，他看到我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回酒店的车上，我对赵辉说，三年前他从上海出来的时候还是个小男生……
    我说，你不知道他过去有多帅……我从手机里找出淼淼过去的照片，给赵辉看。他是芭蕾明星……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仰慕他。
    在中欧，喝适量的啤酒是允许开车上路的。赵辉开着车，睨了眼淼淼的照片，淡淡地说：“还能看出来——”
    是吗？我说，我怎么完全找不到他过去的影子了……
    “明天我们怎么安排？”赵辉问我。
    我默了片刻，然后坚定地回答，回去。我果断决定不与淼淼作第二次会面。
    淼淼刚从上海出来那会儿，在当地歌剧院的芭蕾舞团当演员，一度还当上了首席，势头不错。他很快和舞团的导演同居了。不幸的是，大约半年后，这位年近半百的导演因一次意外车祸身亡……淼淼的人生境遇再次发生剧变。刚得知这些时，我感觉这一情节我曾经在哪儿听过，一时又想不起来。是淼淼给我讲的而关于尼金斯基的人生传奇？不可能，如果淼淼的人生和尼金斯基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也太神奇了。后来，我一直坚信这是淼淼自己的故事，不是依葫芦画瓢按照尼金斯基生活轨迹活出来的样子，更不是尼金斯基附体。因为，尼金斯基后来疯了，死在了疯人院，而淼淼没有，淼淼未来的结局也不可能是这样。
    淼淼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娶了一位法国妻子，在里昂定居。他的法国太太是里昂一家美术馆的管理员，而他本人目前在一家文化中心帮工。淼淼的太太在法国人中属于长相不好看的那一类，至少在我们中国眼里是这样。脸很窄，鼻子有点长。大约在三个月前，他们迎接了女儿的出生。
    辉哥没有问和淼淼同居过一阵的“导演”是男是女，也许不用问他就明白，也许他压根没往那茬想。
    第二天，当淼淼电话联系我时，我平静地说，我们已经在回瑞士的路上了……
    淼淼的事应该说是交待完了，现在，让我们回到为淼淼送行的那一年吧——
    那一年秋末，因为淼淼赴法的事，我一直情绪不高，仿佛从他身上看到了黯淡的前途。冬天快来的时候，我随Sally由上海启程，赴日参加伊藤完治的婚礼，首站是东京。
    走出空港，大E的豪车直接将我们送入了“东京柏悦”。一位气质典雅、气场很大的女士在酒店大厅迎候，和Sally一见面便寒暄个不停。之后，我才知道，这位女士就是伊藤未来的新娘，井上亚美，东京知名的大律师。
    见女士们一个劲叨叨寒暄，我在大厅一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没摘墨镜，也不朝任何人微笑。不是我有意装出一副雕样，也不是我有什么不高兴，主要是我杵那儿干吗？日本话我听不懂，日本人说的英语我也只能听个半懂，她们相互说的那些恭维话，每一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甚至不知道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才算是正确，符合礼节套路，上得了台面。这是我跟Sally出来最头疼的地方。
    跟随Sally出席礼节性活动，我其实有三大痛苦：一是穿什么都得由老婆说了算。一般来说，我很知趣，只要是和Sally一起，尽可能不穿牛仔裤；穿的衬衣，纽子按规矩该扣几颗就扣几颗；脚下必须穿高至小腿的黑袜，那样，坐下或者翘腿，都不会露出脚踝。光脚穿鞋露脚踝想都别想，那绝对是“犯上”，我也不会傻到去挑战Sally的底线。即便这样，还得经过Sally的几次调整点拨才能落定。其实并不是按她要求穿，身体受到束缚，我有什么不自在，而是心里总有一种被禁锢的感觉。到东京那天，我穿一件长长的黑大衣，就像《黑客帝国》里Keanu-Reeves的那样。贴身一件白衬衣，这让我看起来有点像企鹅，但Sally非常赞赏。
    也许是个子太高的缘故，尽管一进酒店我赶紧找个角落坐下里，结果还是有被人关注到，这是我的痛苦之二。谁愿意成为别人的焦点啊？被人使劲看，还用手机咔嚓咔嚓怼着拍，几秒钟就被传到网上去。然而，真有这样的街拍达人，拥有数以万计的粉丝，传播速度极快——“柏悦酒店大堂拍到帅哥一枚”。糙，我怎么就成“一枚”啦？跟果核似的。这也是我进了酒店也不愿意摘墨镜的原因。如果，我穿得不那么入流，一身普通的卫衣，一双脏兮兮的运动鞋，就不至于那么显眼，至少能减少一部分鸡贼的眼光。
    第三个痛苦也是最难熬而必须熬过去的——
    Sally寒暄得差不多了，想起要把我介绍给井上。
    送上笑脸，和井上握过手，这位未来的伊藤夫人微笑着说：“哦，他就是Tony？”她说我进酒店的那一刻，就关注到我了，“伊藤君经常对我说起Tony——青年才俊，绝色美男……”诸如此类。这叫我怎么回应啊？我不知道现在自己听到这些还会不会脸红，瞎对付是一定的。于是我只能一个劲嘿嘿。可是，老“嘿嘿”也显得很傻，情商很低。
    进了房间，我“嗵”地趴到床上：我要去健身房放松一下！
    Boy-wonder（奇迹一样的男孩）、Exoeedingly-beautiful-man（极美男子），那是我吗？这么说我，搞得我浑身紧张。
    Sally看着我的样，说我就是一孩子。
    我说，我怎么就是孩子啦？
    Sally说：“也不是我要这么说，柴小芬在我面前说了几次，说你就是一孩子。喜怒无常，全由着性子来。”
    我说，拜托啊，别跟我提柴小芬，你一提起她，我脑子就发麻。
    Sally说：“你别给我转移话题，这几天你必须把自己放下，把Groomsman（伴郎）的角色当好。”
    我说，是是是，前儿个把柴小芬哄开心了，今儿开始要哄伊藤新郎和新娘的开心。我觉得我怎么老是在干哄人开心的事？就跟一小丑似的。
    Sally说，该客套的时候客套，该对人笑的时候就是要奉上笑脸，这是做人的基本义务。
    我自知理亏，嚷着：我要去健身了！
    Sally从箱子里取出我的运动鞋，扔给我。
    …………
    接风晚宴是晚上八点开始的。那会儿，各路前来参加婚宴的嘉宾差不多都到齐了，人还真多，什么鸟都有。Sally把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介绍给我，我一路跟着她，保持标准化微笑，充当她准老公的角色。时间久了，腮帮子真酸，表情都僵硬了。
    在餐台前取食的那会儿，我才有机会放松。我对Sally说，他们都说你幸福呢。
    “幸福什么？”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指你有这么听话的老公吧，跟屁虫似的。
    Sally瞥了我一眼：“我幸福吗？”
    我故意倒抽了一口冷气，Arent-you-happy-now（难道你不幸福）？
    Sally轻哼一声：“我可真没觉出来。操你的心都操不完。”
    也就是在那会儿，我们见到了还一直没露过面的伊藤完治。
    这次东京之行，是伊藤竭力邀我，还把我列为“伴郎团”一员，可当他在他的地盘见到我时，一点都不热情，就跟我象征性地握了下手。要说喜怒无常，这小子才真正是翻脸不认人呢。不过，我没所谓，反正此刻我的身份是Sally的准老公，跟着来凑热闹的，跟我们公司无关，跟伊藤本人也无关，属于吃瓜群众。
    伊藤很少和未来的新娘并肩，只是各自招呼着朋友，分头在一个个朋友圈应酬闲聊。我偶尔瞥一眼，远远望去，着礼服的伊藤，神情平和，举止儒雅，和参加一场商务聚餐会没什么两样，心想，一个男生，到了这年龄成婚，到底什么心态啊？这门体现了家族意志的婚姻，到底幸福不幸福？
    直到晚宴过半，我才知道，婚礼大典将在三天后举行，之前全都是所谓的“迎婚”活动，换句话说，就是“热身”。结婚也需要“热身”？闻所未闻。
    按照这里的风俗，第二天，也就是晚宴次日，要进行一个日式祭礼，算是正式进入“迎婚”时段，祭礼结束，宾主将一起参与一个叫做“羽田分手”的游戏。所谓“羽田分手”，就是准新郎挑选一批男伴，去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躲起来，过最后几天单身汉的日子。“最后的单身”不设限，可以过得很清雅，弄琴作画，也可以玩得很疯，总之，没人知道这些单身男会玩出什么花样来。回来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噤若寒蝉，什么都不说，这三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谁也不打听不知道。但越尽兴越有告别单身的意义。同样，新娘也将和闺蜜一起，过几天喝茶、购物、叙旧、惜别的安静日子，等待着少女时代谢幕，大婚的日子到来。按游戏规则，两拨人要在东京羽田机场，搭乘不同航班各奔东西，形成象征意义的的“暂时分手”，之后三天相互是不通消息的，直到婚礼上才能见面。为什么是“羽田”而不是“成田”？我问过这问题，许多日本人也说不出所以然。有一种解释是，羽田机场基本飞日本国内，“成田”是飞国际航线的机场。有点像上海的“虹桥”和“浦东”机场。由此可见，“羽田分手”一定不会分得很远。现在更无所谓一定要飞，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分手”都可以，但游戏依然还沿袭老习惯，叫“羽田分手”。我甚至猜想，这也是主人款待宾朋好友的一种方式，毕竟大家远道而来。
    Sally征求我意见，问我跟不跟“新郎团”？
    我说，我留在东京吧。
    东京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根津美术馆、天空树塔、明治神宫……一个人逛逛也挺好。“新娘团”的女士们如果要购物，帮着提提购物袋，也很需要我。
    我心里那点提防，自然没对Sally说。
    当时，Sally同意我留在东京。
    晚宴结束，我们回到房间，我正在网络上寻找东京好玩的地方，做攻略，Sally突然对我说：“Tony，你还是跟新郎团去箱根吧——”理由是“男傧相”们都去。
    我这才知道，“新郎团”此次要去的地方是神奈川的箱根。
    我坚持不去，说，我跟他们又不熟。
    Sally说：“伊藤希望你去。”
    他跟你说的？
    “嗯。”
    我怔了一会儿，问，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我怎么没看见？
    这天晚上，我好久没睡着，脑子里一直转着两件事：我该不该去箱根？还有就是，宫崎雪奈怎么会没出现？亲哥哥的结婚大事，做妹妹的没理由不到。
    她明天会出现吗？想着想着，心里便有些忐忑。
    我是希望雪奈出现，还是不希望她出现？直到睡着，我也没有找到答案。
    次日的祭礼没有在寺庙举行，而是选择在伊势丹商业广场做一个“敲响花钟”的仪式。我不知道这是伊藤的主意，还是家族的选择？伊藤是天主教徒，不做日式祭礼有一定道理；家族则可能有更大的商业考虑。“敲钟”在中国不是件吉利事，但在西方，不这么看，悠扬悦耳的钟声预示着新的开始，许多节日都有敲钟环节。
    “花钟”敲响，伊藤家族正式进入了迎婚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