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战云密布
    队伍在长沙休整三日，补充给养，重新登上军列，向湖北进发了。
    列车是在黄昏时出发的，行进时间都是夜间，这主要是躲避日寇的侦察。此时已经是一九三八年夏天，徐州会战已经结束。国民军在徐州会战中虽然重创日寇，但我方损失更为惨重。比较安慰国民的说法是，徐州会战为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且说日寇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攻克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之后，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于十一月二十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的军政机关却并没有立即西迁入川，而是先转移到武汉，使得武汉成为当时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自从华北和华东的众多大城市沦陷后，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尚未沦陷的大型城市。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认为，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故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会战甫一结束，日本方面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以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改变“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的现状。为了毕其功于一役，日寇可谓倾尽全力，甚至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
    中国方面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结束后，努力吸取前期对日作战教训，确立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原则。“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蒋介石此间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誓言“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并称：“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为了达到国民政府制定的作战目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调集全部海空军以及陆军120个师总兵力约110万人，以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国军队决心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具体部署：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所部负责江北防务，国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负责江南防务；第一战区部署在平汉铁路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向粤汉铁路迂回。韦名流所在四十八军新三团，受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节制，即将被部署到江北鄂东作战。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占据合肥的日军第六师波田支队由芜湖溯江西进，向安庆进攻，拉开武汉会战序幕。中国守军第26、第27集团军节节阻击。十二日波田支队攻占安庆，继续沿江西进。十三日第六师攻占桐城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十七日陷潜山。至七月初，日军在江北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在江北对鄂东门户黄梅虎视眈眈，在江南对江南重镇、南浔线北边起点九江形成严重威胁。
    四十八军以及三十一军防线正在皖西桐城、潜山、太湖以及鄂东黄梅、广济（今武穴）、浠水一线，可谓处在对日寇作战之最前沿。经过多次与日寇作战，四十八军人员损失惨重，有的整团建制都不存在，亟须补充力量。新三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奔赴战场的。
    第五节奔赴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