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4
    几天后，王同志给杨师傅带来三个好消息，一个是制衣社的场地找到了，就在不远的守经街有一处闲置院落，那里原来是**一个官员的外宅，现在人跑了房子被军管会和新政府没收空闲在那里，区里说可以租借给制衣社。另一个好消息是解放军军代表会马上带着第一批军服订单来勘验制衣社，一旦叫人家看上认可，马上就可以拿到订单开始批量生产军服。第三个好消息是王同志悄悄透露给杨师傅的，说区里新来的刘区长跟解放军后勤部门拍胸口保证，区里会尽最大力量积极配合，严格监管制衣社的生产管理，用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刘区长有这么大的底气，那是因为刘区长原来所在的部队在雅安接收刘文辉二十四军起义部队时，收缴了一个没人的被服厂五十多台缝纫设备，刘区长已经把那些设备要了回来，区里准备按租赁方式租借给制衣社，现在设备已经在路上了。杨师傅高兴坏了，吩咐方娃子马上写招收工人的告示，还跟王同志保证说，只要有了这些机器，他要徒弟们在半个月内教会一批学徒工踩缝纫机，这样一个月保证能加工生产三四万套军服。王同志鼓励杨师傅说：“杨师傅，你们就放心大胆加油地干吧！”
    接下来成都周边和更远的地方闹土匪，不过在很短的时间里解放军就剿灭了整个四川和西南地区的土匪，与之同时成都城里和周边县城乡镇进行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成天拉出去镇压枪毙的**潜伏特务、军警宪兵和土匪恶霸成串串，彻底瓦解了**残余反动势力，一网打尽了旧社会盘踞在成都的地痞流氓和恶霸势力的嚣张气焰。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一下子清静安稳了下来，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了一座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新的社会风气蒸蒸日上的文明新城市。
    华兴制衣社在区政府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新年正月十六那天隆重挂牌开张，在一阵鞭炮和锣鼓声中，军管会区工作组来书记、刘区长、陈军代表和杨师傅一起在制衣社大门前剪彩，当陈军代表将五万套军服的订单合同交到杨师傅手中时，杨师傅作为制衣社社长激动得给陈军代表作揖，并跟军管会区工作组和区政府领导一再保证说：“我向解放军和新政府保证，我们制衣社生产的军服质量和交付期有半点毛病，陈……陈军代表你就枪毙我，要不新政府就抓我去坐牢……”弄得陈军代表和区政府的领导哭笑不得。
    杨师傅说这话的意思是一点不假，而且发至肺腑，因为驻制衣社的陈军代表和军管会区工作组、区政府的领导们，个个腰里都别着枪，杨师傅他们这些手艺人以前那做过、也不敢军队的生意，在两三个月之前的旧社会里都是尽量避开军队和当兵的走。现在解放了，看**解放军和新政府是像为人民做事的样子，但好多事情还是要干起来了才晓得，尤其是给解放军军队做军服说是个好事情、好生意，杨师傅心里还就是怕有个变故。当然，做手艺的无非就是最看重出活的质量和交货时间赶趟，杨师傅想过最大的过节也无非就是这两个方面，要是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的事情他可就真是招架不住的，他怕就怕到时候解放军驻制衣社的陈军代表不认黄，想过去**军队里的那些兵痞一样，也就是有自认倒霉。这是杨师傅心里最担心了，也是之前他一直就图信了王同志说的那些话，一时兴奋、高兴和忙着不停地筹划他自己和徒弟们，包括李师傅赵师傅等大家的出路，疏忽大意就是没有想过**解放军是不是就真的是言而有信，表里一致。到了这个时候杨师傅才在心里突然生出个怕字，他怕自己真看走了眼！
    虽说华兴制衣社是杨师傅提议和发起，但杨师傅最早是不想担当制衣社社长这个位置的，他曾提议过要李师傅还担任社长，可是李师傅打死都说这份差事自己当不起，后来杨师傅就想，既然是自己当初答应区里王同志的，这份差事也就只能自己来干了。因为军服都是按订单数量料加工生产，社里的事务其实不多，杨师傅就把精力全都放在了把守军服质量关口上，这也是他最担心出问题的事情，他对全社说：“你们哪个要弄不好了，陈英雄枪毙的是我，新政府抓人去坐牢的也是我！”这样全社上下没有哪个敢走扭的。赵师傅专门负责军服样板的制作保管和裁剪这一摊子，带着二师兄王志华和他的大徒弟张全有，每天按军服的订单数量和生产安排下料裁剪，李师傅和大师兄两人分别镇守两个老店，除解放军提供的军装布料、皮棉和其他配件外，大师兄还兼管采办针头线脑等杂件进料。这样很多时候方娃子就两头跑，一边替杨师傅代管整个制衣社的账目，大师兄有事不在老店里的时候还得去替大师兄看守门面。
    自从制衣社开始加工生产解放军军服，陈军代表就驻扎在了制衣社里，吃住都在守经街，除了去军管会区工作组开会外，成天都跟制衣社的师傅和师兄们混在一起哪都不去。陈军代表是陕北人，大高个，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腰扎皮带，皮带上挎着一只小手枪，威武雄壮气度非凡。只可惜他左膀子没了，一只空袖管扎在腰间的皮带上，多少有些叫人替他惋惜，但又对他敬畏佩服。陈军代表说他是陕北榆林人，1943年参加八路军，他的左膀子是在保卫延安时受伤，一块弹片打在臂膀里，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耽误了，整个臂膀发炎溃烂，为了活命就只能卸掉整个左膀子。为此，制衣社里的人都叫他“陈英雄”。陈英雄说他只有二十六岁，大家都不信，都觉得他起码不止三十三四岁的样子。陈英雄的说法是他们陕北缺水风沙大，热天太阳照射猛烈皮肤显黑，冬天冷风刀子割脸皮糙肉厚人出老相，哪儿像你们四川盆地云厚太阳稀，水多湿润，物产丰富又养人，一个个都养得这么白净。方娃子和他那些师兄些最爱扭到陈英雄讲八路军抗日打日本鬼子和解放军消灭蒋介石军队的故事，尤其对陈英雄叫的**在延安运筹帷幄，领导千里之外的八路军坚持抗战和解放军解放全中国感兴趣，时常听得如痴如醉，为了听陈英雄的“下回分解”，又不耽误军服生产，他们每天吃完饭丢下碗就抓紧时间干活路，还处处讨好陈英雄。陈英雄却说：“你们只要按时完成生产任务，保质保量，我天天给你们讲。”
    一天，区里王同志来找杨师傅说：“借用你一个师傅。”杨师傅问：“去干啥子？”王同志说：“你还记得那次跟我一起来的薛同志吗？她现在负责收容安置孤儿，想借用你这里一个师傅，去给收容的流浪孤儿量衣裳尺码，回头还要在你这里统一给那些孤儿每人做两身衣裳，记住明天一早在区政府院子里等着。”王同志走后，杨师傅把这个事情交给了方娃子。
    第二天一大早，方娃子在区政府大门口见到了薛同志，薛同志穿一身崭新的军装，裤腿上打着绑腿，腰间皮带上别一支小手枪，说话清脆好听，英姿飒爽意气风发。薛同志问方娃子叫什么名字多少岁了，方娃子红着脸腼腆地说：“我……我叫方继业，民国25年……哦，是1936年7月生人，今年十四岁。”薛同志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说：“你跟你师傅学裁缝几年了，你师傅叫你来想必是相信你能跟我们一起完成任务的。”方娃子听出薛同志话里对他还心存疑虑，就说：“我跟师傅学裁缝六年了，只是学艺还不精，不过我能看出薛同志身高应该是五尺四寸五，肩宽一尺二寸五，胸围二尺六寸不到，腰围一尺七寸五，殿围二尺七寸五不到，要是做旗袍薛同志应该算是最好的体型和身材了，薛同志这身新军服是我们制衣社生产的女式军服中号。”薛同志十分惊讶地看着方娃子，心想这还真是个小大人呢。
    薛同志带领的收容队，包括方娃子在内一共十二人和两辆大卡车，卡车出了西门就看见城墙边有好多老少不一破衣烂衫要饭的叫花子。薛同志叫司机停下车，拿一个大喇叭走到城墙边，大声喊道：“各位老乡和小弟弟小妹妹们，大家不要慌张，慢慢听我说。现在成都解放了，解放军军管会接管了整个城市的市政工作，现在新政府已经成立了，我们是城西城区难民和流浪儿童收容队，专门负责收容安置无家可归的难民和流浪儿童，凡是十二岁以上无家可归的难民都到那辆车那里登记，我们会帮助你们返回家乡，或者是根据情况安置安排你们的工作和生活。凡是十二岁以下的流浪儿童和孤儿都到我这里来登记……”方娃子看薛同志行动干脆利落，觉得**很伟大，新的人民政府很了不起，**和解放军一来真是和大街上电喇叭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一样的。
    方娃子跟在薛同志身后，他很想帮薛同志干些啥子，但又不晓得自己能帮薛同志干些啥子。看见薛同志帮得不亦乐乎，就鼓起勇气跟薛同志说：“薛同志你看我能帮你做些啥子？”薛同志看他一眼，说：“你当小学徒会认字写字吗？”方娃子为了帮薛同志干事，就主动说：“我到成都来以前念过几年书，后来又跟着大师姐学了好多中学课本上的东西，要不我帮你登记吧。”薛同志笑着对他说：“这么说你还是个文化人了，那你来试试，我来询问这些流浪儿童和孤儿，你把他们的名字、性别、年龄、籍贯还有他们的基本情况都记下来，另外你再目测给他们做衣裳的尺码，这些都要一起记下来。”方娃子点着头，接过薛同志手中的笔记本和笔。
    收容队的解放军领了一大群破衣烂衫的流浪儿童过来，薛同志开始逐一询问和甄别，方娃子机灵地按薛同志的交待和要求记录，中间薛同志看了一眼他的记录，满意地点头说：“真是不错。”薛同志跟已经登记过的流浪儿童和孤儿说：“你们登记过的都跟在这个大哥哥身后，不要再到处跑了，一会儿我们回到驻地就有饭吃了……”
    薛同志和方娃子一会儿就登记了二三十个流浪儿童和孤儿，这时候轮到最后一个最小的，只穿一件破烂单衣冷得发抖的小女娃儿，小女娃儿蓬头垢脸，薛同志问她说：“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小女娃儿摇了摇头，薛同志又问她说：“你家在哪里，你爸爸妈妈呢？”小女娃儿还是摇着头。薛同志又问其他的流浪儿童和孤儿们，说：“你们哪个知道她叫什么，小名、外号都可以？”流浪儿童和孤儿们都说不晓得，有个稍大一些的流浪儿童说：“她一直跟在我们后面要饭，都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她经常都要不到饭吃，还被别个欺负……”薛同志爱怜地抚摸着小女娃儿的头，说：“别怕，现在成都解放了，我们是**解放军，我们可以帮你找到家，找到你的爸爸妈妈，你跟姐姐说你叫什么名字和几岁了，还有你的家在哪里？”小女娃儿依旧摇头表示一无所知。问了半天，薛同志也没问出个名堂来，没有办法，只能笑了笑，对小女娃儿说：“我姓薛，那你只好暂时也姓薛好吗？要是真的是找不到你的家人，记住了，以后你就叫薛芳！你愿意吗？”小女娃儿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问薛同志说：“我叫薛芳就有饭吃嘛？”这话问的叫薛同志眼泪都下来了，忍不住脱下她自己的棉衣一把包裹住小薛芳揽进怀里，说：“有饭吃，我们还要给你们做新衣裳，教你们念书写字，要你们以后都做新中国的主人！”最后薛同志又仔细地端详了小薛芳一阵，对方娃子说：“你记下，薛芳，女、五到六岁，籍贯和身世不祥。”
    方娃子跟着收容队忙活了三天，去了城里城外好几个地方，最终被记录下来跟着薛同志姓的孤儿就有三个，他亲眼所见解放军把城西和城北郊外流离失所的难民和流浪儿童全都收容，给他们饭吃，发给他们新衣裳穿，并将收容的难民和流浪儿童分为难民分队和儿童分队，对他们进行逐一询问和甄别，一一做安置处理。薛同志年轻、漂亮和精神，还很泼辣，经常跟收容队的其他解放军争这争那，说这应该是她那儿童分队的，那也该是儿童分队的！我们儿童分队住的院子太小了，你们得想法子给我们换一个大一点的！还有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在长个儿，你们配发粮食和猪肉时不许克扣，你们要是克扣了，我就到供应部去告你们……时间一长，儿童分队的娃儿们都叫薛同志“薛妈妈”。方娃子还发现“薛妈妈”对那些来认领失踪儿童的大人们特别警惕，每一次她都要仔细盘问，还要将那些被认领的小娃儿拉到一边，仔细问那些大人是不是他家里的亲人，你愿不愿意跟着走？只要是稍有疑问，她都不许那些大人们轻易地从她身边带走一个娃儿。薛同志跟方娃子说她自己小时候就是跟父母逃荒时跑散了的，她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她是多么想早一天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但她就是决不能去一个不是自己亲人的地方。薛同志跟方娃子说这话的时候，方娃子想到了自己的娘，他想成都解放了，新繁县和清流镇也该解放了，只是娘现在已经是别人家的人了，是别人的娘了，他自己就是再想娘也回不到娘的身边去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