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难忘那五百块钱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吧，我庄东西两个生产队五百多口人合成一个生产队，队长由那是的大队主任兼任。此人姓张，兄弟五个，是张姓人头。他身材矮胖，头上没毛，像刚访问我国的苏共领导赫鲁晓夫。他小时候长一头赖疮，没钱治，脓糊糊的，一进吃饭场，人都散了。自从当了大队干部，那头香了。此人不忌讳，任人喊他秃子。他虽没文化，嘴却很甜，见啥人说啥话，俗语笑话，打情骂俏，特别是见了年轻妇女，他好像是专科学校毕业的，胡扯乱吣三天也吣不完。这种下流的方式，在连一个初中生都难找到的荒漠似的农村很流行，成了他笼络人心的方法。我母亲是他拐弯大姑，我与他算是姑表兄弟。
    我们庄合一个队时，我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秃头队长就让我当会记兼记工员。这可是个美差——不用干活，每天夹个大记工本，去南地，跑北地；记男的，写女的。但生产队的钱、粮食保管等都由他一把搦，既经济财物权都在他手里。渐渐地我发现，全村人拼死拼活累一年卖的余粮钱、副业钱，都进了他的腰包，还千方百计的贪占粮物。就是秃子成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新式地主，全村人都成了种他地的佃农。他兄弟几个都富了，而其他群众穷得连山芋片也吃不上。有位叫张彬的，用一斤好山芋片换十斤烂山芋片吃。令人谈虎色变的五九年，秃子是掌管全村人姓命的阎王“连长”，谁稍不顺他眼，勺把一勒，你就调“土耳其”了。那年农民乱调动，有个小陶庄调来我庄一百八十多口人，过了可怕的五九年回去还剩三十来口人。有统计表明，那年每个农民每天国家还供应半斤山芋片，如果有好的基层干部是不会饿死人的——滑集北有一个尚庄，四百多口人，有一个叫尚金昌的村长，本分正直憨厚凭良心，不像其他村干部那样多吃多占，过了五九年尚庄没饿死一个人。这位八十多岁老人，至今虽艰难的拾破烂补贴自己的生活，但仍身心健康，生活乐观。我国现在的三农问题，完全是基层干部问题。那些只凭拳头打出来的干部有一个好的么？但在农村一直是拳头里面出政权，群众都敢怒而不敢言，秃子一不在，群众就消极怠工，不好好干活，甚至破环农具。这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那时，我虽因病被退伍到农村但气血方刚，又有点文化，读过高尔基等名人的书，还背诵过“人生处世，应匡救时局的艰危，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怎么能为柴米油盐等家务琐事了此一生呢。”等箴言，性情又直率如顽童，潜意思里就对秃子有些不满。开始，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劝他经济财物账公开；数次去乡里开会的路上，我向他讲道理，讲群众的意见，想开导他做位廉洁奉公的好干部。而他不仅是对牛弹琴，他还错认为我也想捞钱。
    记得那是我庄合队后的第二年秋季，生产队刚卖了数千斤山芋片。一天收工后，天已黄昏，在我村西北地场边，就我与秃队长两个人了，他掏出五百块钱给我说：“你拿着买几件衣裳穿。”我虽是高中毕业又服过三年兵役，却不成熟，不懂“事事练达皆学问，人情精通即文章”，特别不知道农村宗族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也没有克己奉公的思想，只想到花了这笔钱，就要冒个大窟窿，那时家中花费只指望养猪和鸡下蛋，那驴年马月才能补上窟窿，就断然拒绝说：“我不需要钱。”
    谁知我的那句拒绝的话竟成了王母娘娘头上的玉簪，在我俩之间划了一条难以逾越的天河，不，是战壕，从此战壕那边不断地向我发起凶猛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