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狱是原始人驯养野兽的（音景）槛或者岩穴，到氏族社会后，用来关押俘虏，驱使他们劳动。国家产生之后，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监狱也产生了。
    最初没有“监狱”这个名字，夏朝叫“夏台”（现在河南禹县境内），是中央监狱的名称，一般叫“圜（音唤）土”。商朝监狱叫“囿（音游）里”（现在河南汤阴县东北），还叫“圉”（音雨），是甲骨文中出现的一个字，意思就是“狱”。周朝时也叫“圜”或者“囹圄”（音零雨）。
    周朝的监狱圜土中关押的犯人，要在监督下进行劳动，如果能改过自新的，重罪三年后释放，中罪两年后释放，轻罪一年释放。但是释放后三年内不能被当平民对待。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监狱的规模已经扩大了很多，此时的监狱名称也有了变化，叫做“圄”。到秦朝时，因为法律严酷，犯罪的人增多，所以监狱也比以前增加许多，郡县基本上都有监狱。同时，为了适应需要，秦律的《囚律》中有了监狱管理方面的详细规定。
    监狱从汉朝开始称为“狱”，汉朝的监狱更多更滥，除了中央监狱即廷尉狱外，还有各个官府自行设置的监狱。此时的监狱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如内宫、居室、保宫和请室等。地方上的郡县也都有自己的监狱，当时全国共有两千多所监狱。南北朝时的监狱体制基本上继承了汉朝体制，但北朝除了监狱外，还挖地为狱，叫做地牢。
    说起古代衙门里的监狱，人们可能会立即联想到“苏三起解”里的洪洞县监狱。这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监狱之一。洪洞县监狱设在县衙大堂口右角，主要是便于随时提审犯人。监门内有一照壁，通道只有一面，为了防止囚犯逃跑。一入监门，就有接连拐四个直角、五道门的甬道，接着是一条约一米多宽的“胡同”。“胡同”的两边是两排低矮的监房，关押一般的杂犯；“胡同”的南尽头，往东拐直角弯是内监所在，专门关押死刑重犯。内监是四合院形，东西南三面是普通式监房，北面有两幢无窗窑洞式监房，这是关押死刑待解女犯的女监，相传名妓苏三就曾在此关押。从洪洞县监狱，可了解到古代监狱建造和设置的大概情况。
    监狱，古人称为“囹圄”，顾名思义，是专门囚禁犯人的地方。作为衙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中央司法机关设立的监狱外，地方各级衙门，尤其是州（包括府、郡）县衙门也都设有监狱。
    汉代的监狱名目、种类繁多。据《汉书·刑法志》等记载，汉代全国共有二千余所监狱，仅京城长安就有监狱二十几种：有专门关押高级官员和皇室成员的若卢狱、左右都司空狱、居室狱等；有关押女性囚犯的掖庭狱；以及囚禁官署吏卒的上林狱、都船狱、内官狱等。此外，京城有京兆狱，长安县有长安狱，都属于京城的地方监狱。汉代著名的酷吏尹赏任长安县令时，曾在监狱里修造了名为“虎穴”的地牢，挖地数丈深，四面砌墙，用大石板盖在出口。他曾命长安县里的乡吏及邻里检举地方的恶霸无赖，然后将这些人统统抓起来，以百人为一批，依次关进虎穴中，用大石板盖住。几日后再打开，只见里面的人都死在一起，先后死了数百人。
    自东汉以后，在形式上，基本上改变了监狱名目种类繁多的状况，实行地方州县各置监狱，京城洛阳只设廷尉狱及洛阳狱二所。这种监狱体制也为后世所继承。隋唐以大理寺为中央司法机关，设大理狱；明清以刑部为中央司法机关，改设刑部监狱，同时对监狱的管理也作了明确规定。但事实上，监狱形式及管理混乱的状况却是普遍存在。例如，宋朝法律对监狱管理制度曾作了严格的规定，但各地方衙门却大多是我行我素。当时曾有“门留”和“寄收”的做法，这本是一种临时拘留的措施，但衙门官吏常常将那些无辜的证人及有关人员一概收禁，并借机向他们敲诈勒索，不满足这些官吏的要求便不予释放，以致于监狱里常常人满为患。还有一种名为“拘锁”的监禁措施，本来是一种短期监禁，但常常成为地方衙门任意残害犯人的手段。衙门官吏对那些被拘锁的人不给口粮，让他们活活饿死；或者擅自对犯人严刑拷打，将他们折磨至死。甚至有的地方豪强勾结衙门官吏，罗织罪名，拘锁无辜的平民，然后将他们弄死。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在所有类型的监狱名目中，后人最熟悉的，大概就是“班房”了。直到现在，人们还把“坐班房”作为进监狱的代称。其实，班房并不是监狱，它是衙门中三班衙役办事的地方。最初为了防止延误审判，州县衙门常将一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轻罪犯人以及干连佐证等投进班房候审，并派差役看管，以便随传随到。一旦关进班房，落在衙役手里，便成了衙役们凌虐、敲诈的对象也用衙役们的话说，到了他们手里，就得揭他一层皮。
    班房里面，不管是证人还是“犯人”，都闹哄哄挤在一块，睡觉拉屎都在一起。当然，班房也有“等级”，有钱的人花五十吊钱，可以进有床铺的大间；再花三十吊去掉铁链；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要吃鸦片也可以，开一回灯五吊钱，其余吃饭吃菜也都有价钱。反正只要有钱，要什么有什么；而没有钱的犯人，一旦进了班房，那就真如进了地狱一般，受尽虐待、折磨，暗无天日。
    五花八门的狱具
    小说《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流落东京，在天汉州桥卖刀，被泼皮牛二凌逼，一怒之下，杀死了牛二，去开封府自首，被关进了死囚牢里。有一首词，专道这牢里的种种狱具：
    推临狱内，拥入牢门。黄须节级，麻绳准备吊绷揪；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锁镣。杀威棒，狱卒断时腰痛；撒子角，囚人见了心惊。休言死去见阎王，只此便如真地狱。。
    这首词里的麻绳、木匣、锁、镣等等，都是监狱里用来限制囚犯行动自由的刑具，称为“狱具”，也叫“戒具”。根据文献记载及地下实物发掘，可以证实，早在商朝时就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狱具了。在甲骨卜辞中，有？、？等字。？像监狱，？为人形，？则是拷住囚犯双手的狱具，这种狱具称之为“？”。除了？以外，还有桎、梏。桎是戴在脚上的足械，梏是戴在颈部的狱具，类似于后来的枷。据说商纣王时，为了树立自己的威势，专门打造了几千个桎、梏，用来对付那些不愿顺从自己的诸侯。周文王就被桎梏囚于？里，关了整整七年。由于？、桎、梏都是木头制作的，所以后人把它们合称为“三木”，成为狱具的代称了。
    自秦汉以后，法律上对各种狱具的规格与使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最常用的狱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枷枷既是刑具，也是最常用的狱具。它的形状为方形，中有圆孔，两半合拢套在囚犯的头上，限制囚犯的行动自由，并根据囚犯罪情的轻重，规定枷的不同重量。死罪枷重二十五斤，流徒罪枷重二十斤，杖罪以下及刑讯时所用的枷重十五斤。所有的枷都用干木制做，并将大小尺寸及轻重斤两刻在枷上。除了一般的枷外，还有连枷与盘枷。连枷是将枷的长度延长，前后有两个孔，将两名囚犯一前一后枷在一起。盘枷则主要是押送囚犯时所用的。《水浒传》里在描写押解犯人时用的“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就是这种盘枷。
    杻、镣这是束缚囚犯手足的狱具。杻又称子杻，俗称手铐、手靠，是一种长方形、中有两个圆孔，用来铐住囚犯双手的狱具。它常常与枷、镣等一起使用，主要用于那些死刑重犯，但仅限于男犯。女犯虽死罪也不用杻，这主要是考虑到女子饮食便溺不便托付他人的缘故。镣又称脚镣，它的形状是两个铁制的环，分别戴在囚犯的双脚上，中间用铁链相连，以限制囚犯的行走自由。
    锁这是套在囚犯颈部，用来限制囚犯行动自由的狱具，又称鏁、铁索，也叫琅铛。俗话说，“锒铛入狱”，可见这也是一种常用的狱具，尤其是差役抓人时，常常是“一抖铁索，往脖子上一套，拉了就走”，主要作用是防止犯人逃跑。它可以同枷等狱具一同使用，主要用于重罪犯人；单独使用时，则主要用于轻罪犯人。
    匣床这是宋朝以后出现的一种狱具。最初它仅仅是一种与枷一起使用、防止囚犯逃跑的足械，称为“匣”。在《水浒传》里，武松被张都监诬陷下狱，狱卒将他一双脚昼夜匣着，不容宽松些。到了元朝，又将它发展成了床的形状，称为匣床，也叫囚床。囚犯躺在匣床上，头上有揪头环，颈部有夹项锁，胸前有拦胸铁索，腹部有压腹木梁，两手有双环铁扭，两胫有短索铁镣，两脚闸在匣栏上，另用一块号天板，上面钉满三寸长的钉子，密如刺猾，利如狼牙，盖在囚犯身上。匣床的四周是木栏，形状像鸟笼。囚犯全身都被固定在匣床上，四体如僵，手足不得屈伸，肩背不得辗转。囚犯被关在匣床里，不用说是蚊叮虫咬，就是毒蝎蜇身、大蛇缠头、饿鼠啮足，也丝毫不能动弹，如同活死人一般。明朝时，一个叫阿里·阿克巴尔的外国人在他所写的《中国纪行》一书中，记录下了刑部监狱里犯人上匣床时的惨状：犯人被绑在木板上，他们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拴在铁钉上；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用板夹住，背上和胸上缠着一百码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他们哭嚎着。。。。。。
    催命的狱卒
    从国家行政体制上来说，除了监狱的主管官员大小还算是个“宫”外，其余的狱卒牢子等都是被视为最低下、最卑贱的“贱役”。然而，正是由于这些“贱役”管理着狱中囚犯的一举一动，囚犯的命运可以说是直接操纵在他们手上。如果把监狱比作地狱，那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催命判官”。
    西汉初年，有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他的名字叫周勃。周勃不仅在汉王朝建立的过程中浴血疆场，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刘邦死后，吕氏家族图谋篡夺刘氏江山的紧要关头，他力挽狂澜，调动军队平定了叛乱，迎立了汉文帝。周勃也因功勋卓著，先后被任命为太尉、丞相，并封为绛侯，食邑万户，长子周胜之还娶了文帝女儿为妻，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然而，后来因有人告他谋反，被交廷尉审讯，关进了长安监狱。入狱后，周勃惊恐之下，竟然不知所措。而监狱里的狱卒并没有因为他身为诸侯而予以优待，相反，像对待一般的囚犯一样，对他百般凌辱、虐待。周勃无奈，只得以千金向狱吏行贿。狱吏得了钱，立即改变了态度，而且还教周勃让儿媳妇去向文帝说情。本来汉文帝对周勃谋反一事就没有什么切实的证据，只不过想挫挫这班老臣的威势，现在见女儿来说情，自己的母亲薄太后也说周勃不可能谋反，便落得顺水推舟，不但释放了周勃，还恢复了他的爵位封号。周勃出狱后，感叹地说：我曾经统帅百万大军，自以为尊贵无比，位极人臣，哪里知道一个小小的狱吏竟然也如此尊贵！
    周勃的话，虽然夹了点牢骚，但说的却是实情。不论你官多大，位多尊，只要进了监狱，那就是狱吏牢子们的鱼肉，命运操纵在他们的手里，任其摆布了。关于这一点，西汉时的韩安国与狱吏曾有过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死灰复燃”的典故。韩安国原是梁孝主的侍从官，因犯罪入狱，遭到了狱吏的百般凌辱。韩安国对他说，你难道就不怕死灰复燃吗？狱吏回答说，燃起来就用小便浇灭它。在这里，韩安国用“死灰复燃”警告狱吏自己仍有可能有重新得势的一天，要狱吏不要过分虐待自己，把事情做绝；而狱吏用小便浇灭复燃的死灰，向韩安国说明只要在他们这班狱吏手里，就得由他们摆布，不会让你有死灰复燃的机会。有意思的是，韩安国后来果然“死灰复燃”了，不但被释放出狱，而且还被任命为主官梁国行政事务的内史。韩安国找来那个曾经虐待他的狱吏，可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予以重用。
    由于古代监狱奉行的是侮辱摧残犯人的威吓主义，所以，尽管封建法律在形式上对狱吏凌辱、虐待犯人的行为严厉禁止，但事实上，这些规定往往是一纸空文。《水浒传》里的一个管监狱的差役就公开宣称，“你（指囚犯）这把贱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身碎骨。”好一副“判官爷”的口气！
    狱卒凌虐囚犯，主要目的无非向囚犯敲诈勒索。五代时有一个名叫申贵的眉州刺史，他曾公开指着监狱的大门说，这是我家的钱穴。宋代的监狱官吏也公开受贿索贿，以狱为市。如果囚犯不给钱，就让他们睡在潮湿的地方，还不给他们饭吃。遇到那些没有钱的囚犯，干脆把他们像猪狗一样对待。囚犯生病后不医治，也不报告，直到病重甚至死后才报告上司。在《大明律·慎刑说》里，也披露了明朝监狱里狱吏们横行不法、凌虐囚犯、苛刻索贿的黑暗现实。狱卒向囚犯要索不遂的，甚至将囚犯凌虐致死。
    囚犯要想免遭狱吏们的凌虐，只有“破财消灾”这一条路。周勃出将入相，尊贵无比，但在狱吏的凌逼面前，也只好乖乖送上黄金千两。狱吏们得不到钱时，可以把囚犯打入地狱；一旦得到钱，马上就换一副面孔。在这一方面，《水浒传》里沧州牢城里的差拔，可算得上是一个典型。林冲发配到沧州牢城后，差拔不见他把钱交出来，便破口大骂，什么“贼配军，满脸都是饿纹，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等等，直把林冲骂得一佛出世；等林冲送上银两之后，却马上变了口气，恭维林冲是“好男子，久后必然发迹”，“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宫”。林冲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也算有点身份和名气，但不拿出钱行贿，照样受到狱吏的痛骂；那些无财无势的平民百姓，落在他们手里，其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乐不思家的狱霸
    如前所说，监狱里的狱吏是“催命判官”，而监狱里的狱霸则是牛头马面的小鬼。狱霸虽然本身也是囚犯，但他们在监狱里关押的年月长久，熟悉狱中情况，以他们的“资格”，自然而然成了犯人们的“首领”；加上他们和狱吏、牢子熟识，关系密切，同时又和犯人居住一起，狱吏也利用他们来管理囚犯。因此，他们虽身为囚犯，却有着一般囚犯所没有的特权、自由和“威望”，俨然是狱中的霸主。新来的囚犯，除了要向狱吏行贿外，同样也必须“孝敬”这些狱霸，听从他们的指令。狱霸们利用他们与狱吏的特殊关系，相互勾结，凌虐、欺压囚犯，肆意横行不法。
    囚犯进了监房，如果没有孝敬狱霸，便会受到一顿“下马威”。小说《活地狱》里，财主黄员外的管家黄升和佃户王小三因为一件普通的官司，被差役们诱骗进了班房。因为他们并没有带钱，加上不懂这里头的规矩，招来同班房犯人们的毒打，两人被打得遍体鳞伤。但那些犯人还不解气，不让他们睡觉，罚他们站在地中。王小三困倦极了，不小心倒在了一个犯人腿上，结果又招来一顿痛打，打得他如杀猪一般的叫。如此这般犯人还觉不够，又将王小三的一只手的大拇指和一只脚的大脚趾用绳子拴住，高高吊起，在底下用拳乱打；还有人点燃一根蜡烛，在那里烧他肉。而看管班房的差役闻讯走来，竟然对他们说：既然没有钱，这个苦是要吃的了。这种对无钱犯人的凌虐，往往一直要等有了新的犯人进来，才会减轻。
    狱霸能够横行不法，主要还是靠狱吏的撑腰。所以他们有什么好处，总不会忘记送上一份；而狱吏得了狱霸的好处，自然也就处处维护狱霸。因此，相互之间狼狈为奸。清朝的张集馨在自撰的年谱中，就记载了资州牢里一人名叫周鸣同的狱霸的劣迹。
    周鸣同因推跌父亲致死，被判永远监禁。周鸣同在狱年月一久，被派为牢头。他在监狱里开设了当铺，对犯人重利盘剥。囚犯入监，都要向他孝敬钱物，否则就要受到种种凌虐甚至非刑拷打。主管监狱的吏目姜淳因得到他的好处，对他的不法行为不仅不闻不问，反而百般袒护、纵容。他可以自行出入监狱而不受限制。新来的人犯入监，他便带同其他缓决犯人将此人吊在柱子上，将水桶盛满水挂在背上，用竹签进行拷打逼赃，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不停止拷打，还让犯人用嘴吹他们的尿壶。开始他们只是吊拷牢里的犯人，后来路过寄监的犯人也要吊拷逼赃，再后来干脆连押解犯人寄监的差役也被他们吊打逼赃。每次所得的钱，自然有吏目姜淳的一份。姜淳前后共分得银四百余两，他的家人也分得八十余两。姜淳得了钱，更放手让周鸣同胡作非为。周鸣同也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对入狱的女犯进行强奸。姜淳得知后，觉得他太胆大妄为，但周鸣同马上送上二百两银子，将此事遮掩过去。后来有一次井研县的差役押解犯人进省，路过资州，也遭到周鸣同等人的吊打逼赃，备受凌虐。差役一怒之下，去资州衙门喊冤告状。知州舒翼问知情由后，将周鸣同提到州衙内责罚，并下令将他在监狱内枷号，结果周鸣同竟然纠集同监犯人鸣锣击鼓，并放火焚烧监狱，幸而被及时扑灭。知州舒翼得知后，生怕事情闹大，不敢再深究，还释放了周鸣同。但井研县的差役不服气，又到省里控告。省里派员调查，并将周鸣同等人提省审讯。结果周鸣同等被判秋后处死，吏目姜淳也被处绞刑。
    周鸣同恶贯满盈，最终伏法，实属咎由自取，但那些横行不法而逍遥法外的狱霸，更不知有多少。甚至有些狱霸乐此不疲，宁愿永远在狱中做囚犯。在清代大文豪方苞的《狱中杂记》一文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狱霸，他因杀人罪被关进监狱，与狱卒、胥吏相互勾结，欺凌犯人，每年所得竟也有好几百两银子。后来遇到大赦，被释放回家，在家里呆了几个月，闲得无聊，无所事事，正好乡里有人犯了杀人罪，他自愿去替他顶罪，因为根据法律，只要不是故意杀人，不会判处死刑，最重不过永远监禁狱中，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就这样，他又回到监狱里过起了当狱霸的日子。过了两年，又逢大赦，他照例被减刑发遣边疆，可他不愿离开，再三请求留在监狱里，但没有被允许。他怅然离开监狱，伤感地叹息道：“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能到这里来了。”
    无独有偶，在《清稗类钞》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以狱为生的狱霸。此人姓张，于同治年间因为杀人入狱，在狱中监禁了近十年。每年靠盘剥欺诈同监犯人所得，达千两白银，他把这笔钱交给家里的妻子去放高利贷。光绪元年（1875）遇大赦出狱，回家一查帐，靠高利贷赢利好几千两银子。高兴之余，又后悔被赦出狱，因为其他营生都没有做囚犯赢利丰厚。他在家呆了一年多，无所事事，整天郁郁不乐。正好村里有人斗殴杀人，他听说后，反过来向胥吏行贿，主动要求顶替入狱。入狱后，收入更丰，引起其他一些狱霸的忌恨。他们也想学他的样子，但资历、声望以及势力都不如他，因此想将他排挤出狱。光绪十六年（1890），皇帝大婚，慈禧太后归政，又大赦天下。那些狱霸便用重金向狱吏行贿，请求将他释放出狱，递解回籍，以免后患。就这样，他被强行驱逐出了监狱，带着妻子和万两银子回乡。离开监狱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难道这一辈子再也不能回这里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