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篇）托尼：“汤尼咖啡馆”的真相（第一部分）
    我叫托尼。T、O、N、Y，没错，Tony。
    我就是之前故事里的“路人乙”——现在你们知道了。
    我是在2015年春天到瑞士的，准确说，在巴塞尔一家银行总部做大客户公关。银行是私营的。在这里大部分有实力的银行都是私营，古老而庞大，像一个老而弥坚的帝国。之前，我从事的行业是广告。
    我太太一向认为，一个男人整天在广告圈、时尚圈混是没多大出息的。她忍了我很久，终于忍不住了，死乞白赖要求我改弦易辙，脱离那个在她看来纯粹是不学无术的行业。
    为了要不要改行，要不要离开上海，要不要进入我一窍不通的金融圈，我跟太太作了小一年的斗争。最后的结果，不说你们也知道了……而通过这件事，我也知道了凡是女人下了决心，等于下了最后通牒。
    我进入金融业全靠我太太的一路引荐。
    顺便剧透一点，我太太比我大七岁。中国传统的说法叫“大娘子”。欧洲人不讲究这个，马克龙娶了长他24岁的中学老师，被国人称之为“伟大的爱情”。
    …………
    和《北窗》故事里一样，我到瑞士的第一站是苏黎世，然后从那里坐55分钟城际列车去巴塞尔。我将在那里工作、生活。十年？二十年？我不清楚。抑或在那里终老。
    之前我一直不大知道，有国际航班连接火车的联票。在飞机上还一个劲琢磨，到了苏黎世怎么继续下一站行程？后来我睡着了，睡前念叨的一句话就是Crossabridgewhen——船到桥头直会直！
    必须说明一下，我是从新加坡乘瑞士航空飞抵目的地的。从樟宜机场到苏黎世国际机场，飞行时间13个小时零20分钟，这真是一段漫长而枯燥的旅程。出廊桥的那会儿，金发碧眼的地勤小姐主动上来检票，并告诉我，我的行程并没有结束，下一段将在机场换乘火车，联票通用，而我的行李将由航空公司负责直接送往巴塞尔。这让我觉得有点好玩，我一路琢磨的事原来是这么简单。
    苏黎世的火车站在我看来略显陈旧。你们也许都有这种体会，到过上海、新加坡这些地方，看欧洲任何一座城市都有些老旧。它们是以便捷度取胜的，时间久了，你会觉得，在光鲜和便捷两者间作取舍，权衡再三后你最终会选择便捷。
    我在旧旧的苏黎世火车站坐下来，等待火车把我送往下一站。那是条微凉的长椅，当时我的心情有些落寞。这和《北窗》里皮特带着他的小情人流落到此地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如果没有亲生经历过，你不会理解这种落寞无依的心情是打哪儿来的，又怎么会生成。
    我感到孤独，不知道明天等待我的是什么？也许什么都没在等我，Takeonestopandthinkaboutwhatitmeans——走一步看一步。迈出一步，想想这意味着什么。然后，一步一步走进自己的生活，走过人生的下一站。
    我想Jason初到苏黎世时，心里想的也是这个。我们是同龄人。
    Jason到苏黎世后，和皮特坐的那条椅子，是不是就是我坐的那条？我以为极有可能。因为车站上似乎并没有更多的椅子。
    …………
    巴塞尔火车站有人接站，是银行员工。华人，来自香港的小唐。一个有点婴儿肥的靓仔。
    小唐开车送我去住处的时候，对我说，总觉得新加坡和香港很像，很接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跟我套近乎？我说，其实两地之间要飞三个多小时，也不算近。多半是因为新加坡华裔大多来自广东、闽南，生活习俗和香港有某些相似。许多人其实分不清新加坡人和中国香港人的差别。
    他问我的祖籍是不是也是广东？我说，不是。“那是哪里？”我说，北京。“我生在北京，在新加坡读书，后来又回到北京。我来瑞士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在上海。”我把个人履历陈述得简洁而清晰，不带多一个字，像应聘面试。
    哇哦……小唐转脸看了我一眼，也许是觉得我好有经历。
    “其实我们大多数香港年轻人对北京、上海是比较陌生的。”小唐说。“只去过广州、深圳。”
    他是不是对我有点崇拜？好像有。
    …………
    我其实并不是要讲我自己。我的事是另外一些故事。在这个“番外篇”里，我想讲的是和《北窗》有关的事。
    我到巴塞尔后，住在银行替我租的公寓里。那是在主城区，也就是被当地人称为“大巴塞尔”的那地方。隔着莱茵河，是“小巴塞尔”。
    我初来乍到，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下了班，便常去莱茵河的“右岸”——小巴塞尔。一是因为那儿餐馆多，我可以沿河坐下，边看风景，边享用晚餐。间或还可以吃顿中餐什么，换换口味。再则，我比较喜欢那里的氛围，很古老，很文艺，很欧洲。
    我第二次去右岸，就发现有家咖啡馆用的是华文店招——“汤尼”。当时的判断是，老板不是中国台湾人，就是新加坡华裔。因为，TONY，在中国内地通常对应的华文是“托尼”，而不是“汤尼”“唐尼”“汤米”之类杂七杂八的不规范读音。只有在中国台湾或者新加坡之类的华语地区，TONY才有可能被译为“汤尼”。
    让我感兴趣的是，在这地方，有家咖啡馆竟然和我的英文名重合。随后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全世界叫Tony的男生多如牛毛，一抓一把，纯属巧合而已。很长时间，我并没有走进这家咖啡馆，因为我对华人煮的咖啡没什么向往。
    大约是那年秋天，我们在一家名叫“喜福会”中餐馆聚餐。那时候我已经结识了几个当地的华人朋友。席间，偶然聊起，说“汤尼”咖啡馆老板是来自新加坡的华裔。朋友说，那是你老乡诶，没准还沾亲带故。我说，是吗？什么时候去会会，认认是我家哪门的老舅。朋友都知道我从新加坡来，用的是新加坡护照，至于北京、上海那些城市，知道我挺熟，说起哪个区，哪条道，我都晓得，可是一个在全世界漂的人，谁没几个除老家以外的熟络城市啊？
    “去会会”只是当时随口一说，没太当回事。
    圣诞假期来了，当地人拖家带口，一出去度假就是十天半个月，加上巴塞尔开始下雪，整座城市就像空了一样。我在公寓里待久了，就想出去透透气，自然而然就走到了我喜欢的右岸。于是，我第一次推开了“汤尼”咖啡馆的门。
    我不记得第一次去“汤尼”家时，盛誉这小子有没有在场，就是我《北窗》里设的那个“路人甲”。反正之后好多次，都有他在场，就像福尔摩斯和华生一样，形影不离，缺一个就觉得聊不起来。顺便说一句，盛誉和华生一样，还真是当大夫的。不过，盛誉从事的是心理治疗，在我眼里，这一行是靠嘴皮子挣钱，不像华生参加过第二次阿富汗抗英战争，挨过枪子儿，好歹有过一段拿得出手的前史。
    我带着巴塞尔初冬的寒气推开咖啡馆门，老板从吧台后面抬起头来，对我好生一番打量。当时，门楣上的撞铃“叮咚”直响，好一阵凌乱。我不知道是风的缘故，还是我愣头愣脑把它给撞了。
    我想，老板盯着我看的原因，不外乎有三：首先，我这快一米九的个子，竟然在大冬天穿了条齐膝短裤，太扎眼了。卫衣上的帽子倒是严严实实罩着脑袋，好像脑袋是自己的，要善待，两条腿则是跟旁人借的，是不是会冻到，不必理会。再说，拉上卫衣帽子，给人的感觉多少有些阴郁。
    其二，因为我是个亚洲人。这地方亚洲人不多，突然见了张陌生的亚洲脸，自然会多看两眼。
    其三……当时，我从老板眼睛里一定是看到了第三个原因，但是是什么，我一下子有点分辨不出来。
    其实，此地男生冬天穿短裤的不在少数。从生理条件说，他们不太怕冷。除了短裤，大冬天其他衣服也穿得很单薄，还喝冰水，说明体内热量够大。加之欧洲男孩大多有结实的小腿，夏季晒够了阳光，肤色黝黑黝黑的，够炫。运动型男生不穿短裤，不露着，可惜了，管他什么季节。这一点其实蛮符合我的，我从热带国家来，习惯于衣着简洁。在上海工作时，只要不在公司上班，平时泡个吧啊，去趟超市、约个饭局什么，我都是短裤。即便在人们穿秋裤的季节，我依然是短裤、打底衫加一个外套。公司的哥们调侃我，说总能在我身上看到海洋性气候特征。我说，你们不就是想说我像个打渔的吗？同事说，往上追溯，你家祖辈没准还真是新加坡打渔的。我不跟他掰扯，心想，说我祖辈是大栅栏撂地摊的还有几分可能。打渔的，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扯出去，再扯回来——
    我瞅着“汤尼”家老板，其实心里也犯嘀咕，也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首先是这老板帅，出乎我意料的帅。那一口络腮短頾特讲究，全身上下透着一种冷峻的气质，很直男的那种。这模样像开酒吧的。开咖啡馆，匹配度有点低。
    其次，这老板见了我居然没有“笑脸相迎”。按理，我第一回光顾，又同是亚洲人，老板应该表现得很热情。冲着你的热情好客，没准往后我还得常来。可是，这老板没给我一丝笑容，除了眼睛里一不留神流露出来的惊讶，毫无跟客人套近乎的意思。我甚至觉得他一直盯住我看的眼神，有失礼貌——不就是穿了条短裤吗，至于这么一脸狐疑吗？
    再是，当我喝上咖啡的那会儿，我脑子一激灵，突然意识到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人，可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把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告诉誉子。誉子没当回事，说你想不起来，说明这人在你过往的生活中并没有占据什么重要位置。说不定在某个场合打过一照面，说不定你把他跟谁谁谁弄混了。人的一生，这种事多了去了，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或者，”誉子又继续发挥：“你们前世有缘，今世远渡重洋，老天安排你们在地球某个犄角旮旯相遇，可是你喝了‘孟婆汤’了，不可能再想起来了！”
    我掂量，这事大致如此，誉子说得没错。
    假期真长，天气也越来越糟，我去“汤尼”咖啡馆的次数倒是多起来。一是因为快下雪的样子，我也没地儿可去；二是，我心中老有个结。
    在这个“似曾相识”的结没解开之前，“汤尼”家对我来说充满了诱惑。
    （“番外篇”依然分为三部分连续更新，到那时候，故事真的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