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徐用仪之死始末:庚子拳匪之乱剪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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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遇春
(三)
作者:史遇春
三
前文已提及,那个时候,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清廷的实质掌权派人物倾向于重用“义和团”,并且,他们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力量,达到自己的政治意图。
每次朝会,徐用仪的陈说都与当权派背离,这就使得当权派要推行他们的意志时,受到了牵绊和阻碍。因此,当权派对徐用仪及与徐用仪意见一致的人都非常不满,并且怀恨在心,他们视徐用仪等人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后快。
这里,您或许会说,既然是当权派,那么,直接下手就好了,哪里用得着那么麻烦啊?
其实不然!
政治是各种派别的角力场,当权派虽然手握实权,但是,他们也必须顾及其他派别的感受,也要考虑社会的观感,也要避免舆论的压力。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无耻到什么都不顾的当权派。就历史长河总体而言,无耻到什么都不顾的当权派还算是少数。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并不会赤裸裸地蛮干。因为,政治在很多时候是必须要耍手腕的,政治在很多时候是必须要表演的……
不能野蛮处置,那么,肯定就不可以野蛮行事!
于是,当权派及其爪牙寻找各种机会,罗织各种罪名,对徐用仪加以陷害。他们在外面散步谣言,说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官员,通常和外国人交流往来很多,这些人,肯定都是受了外国人的好处,所以,他们害怕外国人,处处袒护外国人,时时为外国人讲话,说白了,这些人全都是**。他们还说,这些人,留着终是祸害,一定要把他们杀掉,才能对得起天下人。
当权派所指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官员”,当然是以徐用仪为代表的,不用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更何况,这个时候,徐用仪还是兵部尚书,占着个非常重要的大位子。
本年农历七月初三,与徐用仪为浙江同乡的吏部侍郎嘉兴许竹垞(景澄)、与徐用仪为浙江同乡的太常寺卿桐庐袁爽秋(昶)两人因为直言,在闹市之中被当众处以极刑。
无论当时的清廷官场有没有地方派别,就籍贯判断,这几个浙江人,在当时朝廷中身居高位,按照权谋论的推测,他们完全是可以成帮、成派的。因此,别人可以把他们看成是浙派;加害他们的人,也可以给他们扣上浙派的帽子来斗争。
这两位浙江籍官员被处以极刑,这件事肯定对徐用仪的触动非常大:一则,最明显的是被处决者籍贯与徐用仪相同,都是浙江同乡,就乡谊上,他肯定会心里难以接受;二则,被处决者和徐用仪一样,也都是喜欢直言,他肯定也想到了此前自己在朝会上的直言极谏。看来,说真话并不是简单的事,也不是容易的事,说真话是要用生命来负责的!
眼见同僚、同乡、同直言的两位大臣被朝廷处决,徐用仪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处境的危急。同时,因“义和团”焚烧教堂、攻击外国使馆的事情发酵,外国人已经集结军队,开始侵略了。虽然内外交迫,但是,徐用仪不是那贪生怕死的人。
在许景澄、袁昶被处死的第二天,也就是农历七月初四,徐用仪给《安乐康平室随笔》作者朱彭寿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徐用仪的信中谈到,自己的两个儿媳与几个孙子,他已经派三儿子送回浙江原籍了;信中还问朱彭寿的父亲,在形势如此不稳的情况下,朱家的状况如何?朱家做了什么样的安排?
这封书信结束之后,徐用仪又另提一行,其中写到:
昨天发生的事情(许景澄、袁昶被斩事件),真是令人惊心动魄,这真可以说是千古不遇的奇冤啊!
朱彭寿的父亲看完这封信,因为文后那一行另提的语句,用词激烈,涉嫌议论朝廷、流露了对政事处置的个人意见,在时势如此波诡云谲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召来祸端。于是,朱彭寿的父亲对书信做了处理,他小心翼翼地将另提的那一行字裁割下来,当即焚烧掉。
接下来,京师内城城门被全部封闭了起来,内外消息完全隔绝。
当时,朱彭寿家就住在上斜街,也就在宣武门的边上。
本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午后,城门忽然打开。路人议论纷纷,说是今天又要出大差了。当时京城里的人都把行刑称为差使。所谓的大差,就是有人要被斩首示众了。
这一天,老天含悲,小雨过后,天色稍稍放晴,但是,阴暗凄惨之气充斥空气之中。下午五点左右,义和团众和清廷的步兵押着几辆囚车、从城门蜂拥而出。
此前,因有浙江同乡被朝廷处死的事情发生,朱彭寿很不放心,所以,这一天,城门一开,听说又要行刑,朱彭寿就站在路边观看,但是,因为不敢靠近,押解人犯的人又很多,围观的人也不少,所以,朱彭寿不知道那囚车上押的是什么人。
看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朱彭寿马上派仆人前往行刑的菜市去打听消息。
一直等到傍晚,朱彭寿派去的仆人才回来报告菜市行刑的消息。说是当日行刑的人分别是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杨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三人同时被处斩。
当时形势混乱,传发朝政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邸报已经停发多时了。所以,无法得知这三人获罪的详细情况。原本可以在邸报上所登载的朝廷谕旨中看到的、对处斩者开列的罪状,这个时候,也无从获知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