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觉被杀后，燕京所有辽国降将以及常胜军官兵，皆痛哭流泣。他们不仅哭张觉，更哭自己。张觉的下场固然可悲，可谁又能保证自己的命运，以后不会如此悲惨呢？
    郭药师也感到朝廷这事做的太绝了，令人心寒，他曾公开对人说：“金人欲要张觉，朝廷就与之。若求药师，亦与之乎？若来要药师，且奈何？”
    从此，郭药师以及常胜军官兵，开始对宋朝产生二心。
    郭药师是辽东显州（今辽宁北镇市）人，自峰山大捷后，郭药师自恃立有战功，又有皇上恩宠，所以有些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放纵骄横，目空一切。名义上，王安中是燕山府第一把手，郭药师是他的副手。可实际上，王安中不仅对常胜军内部事务根本插不上手，甚至于许多政令，也都需要郭药师点头才算数。
    王安中是一介文人，性格软弱，不敢也没有办法制服郭药师。他只知道曲意奉迎，凡是郭药师所需要的兵械甲杖等军用物资，他都上书朝廷，积极争取，尽量供给。郭药师说军队需要补充马匹，王安中就想尽一切办法，将大量内地马匹运来燕京交给他。
    郭药师对马匹质量很挑剔，不是什么马都要。他选马的方法也很特别。他先将马匹集中起来，不给它们拴缰绳，让它们自由奔跑。凡是能跑过半里泥潦之地的，就是良马，留下使用，不然则退回重选。
    为筹措更多军费，也为了满足个人利益，郭药师派部下在宋朝北方沿海州县，大做贩卖舟船等生意，以赚取钱财。同时，他还将当年为天祚帝服务的一些辽国能工巧匠召集起来，制造玉带、码瑙等各种奇巧珍贵之物，用来结交朝内权贵，以及宫中的大小宦官。那些人得到礼物后，无不喜出往外。
    这时候，常胜军已扩军达5万之众，而吃公粮的乡兵号称有30万人，皆听从郭药师指挥。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郭药师及其部下此时仍然不改"左衽"，仍然身穿辽服，而不着宋装。当时，许多人都在私下里将他与唐朝安禄山相比，认为他兵权太重，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
    郭药师的所作所为，引起詹度的极大不满。詹度不像王安中那么软弱，他性格比较刚强，他想从权力范围上制约郭药师。因为詹度在名义上是燕京的军事主管，但实际驻扎在燕京的官军仅有九千人马，与常胜军军力实在是无法相比。詹度要想全面掌控军权，就必须制服郭药师。可郭药师哪肯受制于詹度？两人关系日益交恶。
    詹度与郭药师同知燕山府，都是王安中的副手。但谁是第一副手，朝廷并没明确，二人为此发生了激烈争执。郭药师认为，在皇上的御笔手诏中，自己有“节钺”加衔，权力位置应该在詹度之上。其实，郭药师的理解并没有错误。节钺是符节和斧钺合称，皇帝授予将帅节钺，的确是加重其权力的一个标志。
    而詹度认为，御笔上的排名顺序就是权力位置顺序，自己的名字排在前边，郭药师的名字排在后边，这就说明自己的权力职位应该高于郭药师。詹度的理解，其实也是对的。按照中国政治习惯，排名在前的权力高于排名在后的。
    宋徽宗这样安排詹度与郭药师的权力，肯定是有他的想法。可是，这样造成了两人的矛盾，恐怕不是宋徽宗的初衷。詹度与郭药师谁也说服不了谁，冲突越来越尖锐，处处互相制肘。王安中虽然是他们的上级，可也无法调和，只好上书朝廷，请皇上解决。
    宋徽宗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守卫燕京离不开郭药师与常胜军。于是，下诏书将詹度与河间府知府蔡靖，进行对调。
    蔡靖也是文官，性格沉稳，胸襟开阔。他来到燕京后，对郭药师坦诚相待，表示愿意与其精诚合作。郭药师也觉得自己先前做法有些过分，于是，飞扬跋扈的气势逐渐也有所收敛，对蔡靖也表现出很敬重的样子。
    燕山府领导班子内部不团结的现象，至此算是得到解决。然而，常胜军的兵权，仍然牢牢掌控在郭药师手里。
    斩杀张觉后，燕京城内形势更加复杂，王安中内心有些惧怕，他怕自己守不住燕京，辜负了皇上厚望，损害了国家大计。他连续几次上书朝廷，请求免去其燕山府职务，调回京师，但宋徽宗不答应。
    宋徽宗此时已经意识到，处理平州问题有些失误，赵良嗣是正确的。于是，宋徽宗专门颁下一道御笔，特许赵良嗣享有节度使俸禄，以表示对赵良嗣观点的肯定。
    可是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看，宋徽宗对这次的失误，认识并不深刻。特别是此事对郭药师与常胜军产生的影响，似乎事前并没预判，事后更是缺乏细致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