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伐军初获小胜之时，宋徽宗忽然接到登州知州王师中奏报：有两名金国使者，跨海来到登州，请示如何处置。
    宋徽宗十分高兴，觉得金使来的正是时候。宋徽宗这几天正与王黼商量，是否应遣使去金国，向女真人通报大宋已出兵伐辽之事。
    王黼认为，金国能主动遣使前来，这说明他们对当年海上之盟还承认，并且相当重视。我们应热情接待，推动两国联盟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其实，金国之所以遣使前来，是因为金太祖得到消息，说童贯举兵百万北上，似乎要径取燕京。金太祖担心大宋一旦收复燕京，遣兵守关，则以前答应的岁币很可能就不给了。为摸清大宋意图，于是，派遣勃堇乌歇和高庆裔为正副使臣，前来大宋。
    九月三日，两名金使来到东京。
    宋徽宗任命徽猷阁待制赵良嗣与起居郎檀棹，担任正副馆伴使，将金使接到班荆馆安歇。同时，又指示内侍李琮和童师礼，在班荆馆设御宴招待。
    班荆馆坐落在东京北郊陈桥驿，就是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那个小镇，离东京城大约有四十里路。班荆馆虽然设在郊区，但馆舍建筑、食宿条件、服务水平等，与京城其它馆驿不相上下。
    乌歇是女真人，高大魁梧，浓眉大眼，性格豪爽，他对于安排住在班荆馆没意见。在他眼里，班荆馆的房子都很豪华，青砖碧瓦，雕梁画栋，亭台楼榭，令他目不暇接。
    高庆裔是渤海人，懂得汉语，对宋朝文化很熟悉，头脑也很精明。他与赵良嗣算是老相识，前年春天，赵良嗣与金太祖在辽国上京谈判时，他在现场担任翻译。
    高庆裔对于安排他们住在班荆馆很不满意，他面色不悦，对赵良嗣说：“按照大宋旧例，北国来的使者，不是都安排在都亭驿吗？为何将我们安排在京城之外？”
    都亭驿坐落在东京城最繁华之处，是规模最大、条件最好、接待规格最高的国宾馆。以前，主要是用来接待辽使的。因为辽国每次来访问，使团人数往往都很多。最多的一次，竟然来了六百多人。
    高庆裔觉得，京城里有驿馆，却不安排他们住，偏要将他们安排在郊外的驿馆里，这分明是轻视他们。
    赵良嗣笑了笑，解释说：“按照惯例，外国使者首次来大宋，都要安排在班荆馆，以表示对来使的尊重，与深情厚谊。这班荆二字是有来历的，高副使熟读经书，应该知道的。”
    班荆典故出自《左传》。春秋时期，楚国大夫伍举，即伍子胥之祖父，与蔡国大夫声子是好朋友。后来，因岳父犯事，伍举避祸于郑国，并准备投奔晋国。在郑国都城郊外，他与声子不期而遇。于是，二人在路边折了些荆条，铺在地上，相对而坐，边吃边谈。于是，班荆后来便成了朋友相遇，不拘礼节，共坐一起，畅叙情谊的代名词。
    乌歇说：“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问一下，贵朝出兵进攻燕京，为什么不派使者去通告我们一声？贵朝使者，从前屡来本国，共议夹攻契丹，这已载于国书。我国皇帝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必不爽约。但是，闻听贵朝派遣童贯任宣抚使，统率大军，压入燕境，却迟迟不来通报我国，不知是何原因？难道又中辍了？故遣臣等前来聘问。”
    对这个问题，赵良嗣早有准备，他回答说：“我朝皇帝闻听贵朝今年正月，已经攻陷中京，然后引兵至松亭关、古北口一线，又乘势攻取西京。我朝苦等数月，却迟迟不见贵朝派人来通报起兵日月。但是，既然已知贵朝大军进发，于是，皇帝就令童贯出兵，以应贵朝夹攻之意。我们彼此都没通报，所以，都不必计较。”
    这时，内侍童师礼进来，拉着赵良嗣离开大厅，来到院子里，向赵良嗣耳语一番。
    随后，赵良嗣返回大厅，一脸严肃地说：“我朝皇帝问你们，贵国兵马屯驻白水泊已经多时，可为什么至今尚未捉住契丹旧主？又听说，契丹旧主逃入夏国，从夏国借得兵马数万，已渡过黄河，夺得西京以西诸州，占领了不少土地。不知你们来时，知仔细否？”
    高庆裔回答说：“我们来时，听说契丹旧主已逃往沙漠，我朝皇帝已派遣人马前去追击，早晚终将捉到他。并且，沙漠之间系鞑靼之地，此地国君也已投降本国。现在，契丹旧主已走投无路，逃不出我们的包围圈。”
    对于西夏是否出兵，高庆裔并不知情，故避而不答。
    第二天，宋徽宗在崇政殿接见金使。
    乌歇与高庆裔跪地奏道：“臣拜见大宋皇帝。臣等来时，皇帝让臣等传语大宋皇帝：因契丹昏主无道，故举兵再伐辽国，现已大获胜捷。所有旧汉地之事，专遣使人来此禀议。”
    说完，乌歇将国书呈上。
    宋徽宗微笑着说：“谢谢大金皇帝，远遣使人来到宫阙。契丹旧主尚在沙漠，早捉到早好。朕这也是为大金着想。关于旧汉地计议之事，大事已定。具体细节，你们可到宰相王黼宅邸商量。”
    接着，宋徽宗赐给金使大量金帛，甚至将自己饮用的茗茶，和保养玉体的调膏，也赐给他们许多。
    乌歇与高庆裔谢恩礼毕，由檀棹送他们回班荆馆。王黼与赵良嗣则来到崇政殿，与宋徽宗一起研读大金国书。国书内容如下：
    “五月日，大金皇帝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
    时光荏苒，转瞬一年。去年，本朝遣曷鲁、大迪乌出使贵朝，以期相约出兵时日，然稽留数月未得。贵朝不遣回使，仅有回书云：“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举兵到西京日期，以凭夹攻。”此后，音信不通。
    贵朝不言出兵日期，本朝就便计度，因此遣兵征讨。初到中京，即日攻破，契丹昏主潜逃。我军遂直抵山西，擒捉昏主，奈何让其脱身逃遁，只获行宫并女三名与文武百僚。大军续往西京，应、朔、蔚及西南路招讨司一带诸州县部族军戍，悉皆款附。后有西京、德州两处相次叛乱，累行招诱，竟不自新，军令既出，无由可追，纵兵激战，杀俘殆尽。
    后知契丹昏主窜于沙漠，遂分兵追捕。其余处所，并已归降。夏国已遣使来议通好，鞑靼愿输岁贡，永久称藩。燕京一处，留守国王耶律淳僭号称尊，曾遣人来，意欲称藩求和，本朝念及与贵朝有约在先，故未相应。
    近闻太傅童贯举兵北上，等待许久，亦未见来使报期，遂心生疑虑。今据前后往复因由，致书相询，意或如何，冀示端的。
    盛炎在候，顺迓天体。今差勃堇乌歇、高庆裔等充使副及管押苏寿吉家属前去，有少许礼物，端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宋徽宗与王黼、赵良嗣，将金国这份国书反复看了好几遍。宋徽宗问：“这封国书，核心之意是什么？”
    王黼说：“其核心之意，是埋怨大宋举兵北上，没遣使通报。”
    赵良嗣不这样看，他说：“臣以为，其核心之意是，怀疑我朝毁约，担心将来我军收复燕京后，他们得不到原先我们承诺给予的岁币。”
    很显然，赵良嗣的见解要比王黼更深刻一些。
    宋徽宗说：“赵待制说得对，其核心是利益问题。女真要寻求女真的利益，大宋当然也要寻求大宋的利益。目前契丹已支离破碎，其灭亡已是大势所趋。若我们能趁机将五代以来，被契丹夺去的汉唐故土，全部收复回来，那我们就立下了盖世之功。你们要明确告知金使，我朝承诺之岁币必定给付，一分不少。而我朝所要收复的十六州故土，也该全部划入大宋版图，一个也不能少。”
    赵良嗣一听这话，心里感到压力非常大。因为当年宋徽宗那份御笔手札，作茧自缚，将收复土地的范围限制在“燕京并所管州城”之内，金人一直坚持按照这份御笔手札划定的范围，来以土地交换岁币。要想打破这个范围，将云中地区和平营滦地区一并收复，如果没有军事介入，单纯依靠口舌谈判来完成，那恐怕很难实现。
    现在，北伐军已出发北上。赵良嗣希望，北伐军能迅速取得几场大的胜利，展示一下大宋之军威。这样，自己在与金人谈判时，也会有底气。他觉得，大宋还是有军事实力的，这并不是幻想。
    宋徽宗对于自己当年那份手札，所造成的不利局面，心里也是清楚的，但他不甘心。他以为，那是因不明地理而造成的一个误会，应该是可以修改的。
    当然，宋徽宗也好，王黼也好，他们其实也都明白，要想将十六州全部收回，的确存在困难。但无论有多少困难，不到最后关头都不能言弃。希望即使很小，也要努力去争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们希望战场上取胜，也希望谈判桌上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