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或深秋的时候，大田里的水冷极了，只要不结冰，女生例假时也得隐忍痛苦，赤脚下到冰冷的凉水里干活。因此，有不少人受不了那种苦，干脆逃跑了，连户口都不要，外出到处流浪去了。
    就这种环境，我们每天依然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中午跳忠字舞的拜神仪式。
    这三个雷打不动的神圣、严肃的活动，都是在饭前集体进行。
    日复一日的肉体奴役，再加上永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大部分人对这种形式主义、宗教式的强制性仪式，是不满的，厌恶的，甚至是憎恨的。然而，在红色恐怖的氛围下，谁也不敢流露出对此不满。
    这些不满情绪，只能埋藏在心里，偶尔在密友中发发牢骚，稍微发泄一下。
    一个曾经是云南的老知青，在网上看了我的这部自传的部分文字，他给我回帖说：我也是知青，云南兵团是七零年成立，当时早上六点起床，洗脸半小时，出操半小时，天天读一小时，然后早饭半小时，最后出工干活要干到晚七点。这其中除中午饭一小时，上下午各只能休息十五分钟，工作苦得无法说。规定每农工挖橡胶坑的定额是三个，而我们的任务是七个，完不成别想休息。吃不饱，眼都饿绿了。晚上政治学习一小时，晚上九点半熄灯睡觉。隔一天一夜，还要站岗两小时。不听话批斗你，甚至抓起来监督劳动。那段惨无人道的日子，至今难以忘怀。几十年了，还经常在恶梦中惊醒。
    可见这种对知青的高压与奴役，全国的兵团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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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九团三连采取的是男女分班制。
    三连二排二班班长蒋万田，凤阳人，是个老转。老转与老转之中，水平不一样。有些老转，做事比较稳当、实际。
    蒋班长为人处世很诚实，也很有水平。副班长是原后家湖的老陈班长，是老熟人。班里的熟人还有孟先生、两个肥西老知青、两个舒城老知青、三个蚌埠新知青、四个上海新知青。
    大城市上海的知青来到兵团，一开始很高傲，看不起我们这些小城市来的老知青。
    老知青周颂平，当年也只二十四、五岁，他不修边幅，聪明能干，在连队赶毛驴车。
    他在到场部接上知青行李的时候，一些上海知青居然喊他“老大爷”！
    周颂平只能苦笑。
    孟先生告诉我，一次，有个上海知青竟然问他有没有吃过苹果。
    孟先生戏耍他，说：“吃过，吃过，苹果我当然吃过。不就是那种圆圆的放在锅里煮熟能吃的东西吗？”
    引得这个知青大笑。
    后来这个知青将孟先生这个话，当笑话讲给别人听，讥笑孟先生没吃过苹果。别人说，你别笑话他了，人家见多识广，他是在笑话你呢。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